3月7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出爐，在國務院向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做的說明中，指出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的原因：科技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今年的全國兩會，“科技創新”也成了高頻詞，在滬代表委員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在一份份提案議案中，為此焦首煎心，建言獻策。

據大江東工作室觀察，從上海科創中心走來的他們，更加關注科技創新主體動能從何而來？創新鏈存在哪些短板？科技創新應從哪些端口發力？

夯實基礎研究，保持耐心定力，上海應打頭陣、當尖兵

“過去五年，全國基礎研究經費五年增長1倍，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從2.1%提高到2.5%以上。”科研界代表委員關注這條政府工作報告中最打眼的數據，認為這顯示出基礎研究既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石，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源動力”和“元實力”。

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林委員解讀道，不光是基礎研究投入增加，企業等創新主體的研發投入也在上漲，是兩者合力，共同推動。5年裡，全社會研發經費看似僅0.4個點的增長，但考慮到國內生產總值這一基礎底盤的連年上升，研發經費增量依舊可觀。

“科研工作者對此有切身體會。過去申請基金項目，各項財務指標摳得很細，從設備到實驗耗材都要精打細算。隨著科研項目和經費管理制度持續改革，科研單位和人員擁有更大自主權，能在更大范圍調配資源，不必陷於財務報表等繁雜事務，心無旁騖投身科研。”長期從事高校管理的民盟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丁光宏委員感觸頗深。

在深水區、無人區涉險探索，基礎研究起到支撐作用，和資源投入、體制機制創新、人才培養等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動。復旦大學校長金力代表認為，服務現代化國家建設，就要把基礎研究作為核心任務、做到世界頂尖，支撐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上海在建設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的新征程上打頭陣、當尖兵，為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提供高效有力支撐”。

近年來，上海著力提升創新策源功能，在基礎研究端發力，改革創新舉措頻頻。令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信息光學與光電技術實驗室主任司徒國海委員感觸最深的是“基礎研究特區計劃”的實施。自2021年起，上海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試點設立“基礎研究特區”，賦予科研自主權，給予重點領域和重點團隊長期、穩定支持，為“甘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員提供堅強后盾。2023年，深入實施“基礎研究特區”計劃更是明確寫入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

司徒國海委員參加政府工作報告審議討論。受訪者供圖

“科研水平、創新能力位列全國前列的上海，在一些重要領域也已達到世界水准，理應在一定程度上寬容允許研究項目的失敗。”司徒國海在德國、美國的世界頂尖實驗室有過多年科研經歷，“國家這些年在基礎科研的持續投入，讓我們實驗室硬件條件足以比肩世界頂尖，但在科研軟環境建設仍有差距，科研久久為功，不能缺乏耐心定力”。

他認為，寬容失敗的根本，在於建立科學的科研項目評價體系。“科研項目即使失敗也是有學術價值的，隻要客觀、科學地分析失敗原因，把失敗的技術路徑明明白白告訴后來研究者，避免他們再次‘踩坑’，這在全局上推動科技進步是有益的。”他舉了德國蔡司公司的例子，這家擁有175年歷史的光學器材制造商，光刻鏡頭研發長達半個世紀。開始磨出的鏡頭很粗糙，他們把失敗案例集合在自建圖書館，不斷積累沉澱。正是這樣的磨礪過程，成就了目前全球唯一能生產符合高端光刻機要求的鏡片和曝光系統。

“重大原始創新往往是小團隊做出來的。”對於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他提出“軟硬兼顧、大小兼顧、科教兼顧”，即硬件條件和軟環境兼顧，大團隊和小團隊、大項目和小項目同等重視，科研和教育融合互促。

高水平論文迭出，為什麼專利轉化這麼低？

這是司徒國海首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跳出上海看全國，他帶著全國的共性問題，在上海實踐探路中尋找答案。

今年，他向大會遞交了“關於促進‘沉睡’發明專利實施 助力產業技術升級”的提案。通過深入調研，他發現了一些“不匹配”的現象。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發布的《2022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顯示，我國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數量排名保持世界第一，高被引論文數量、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論文數量，繼續保持世界排名第二。

在2022浦江創新論壇—全球技術轉移大會上，國家技術轉移東部中心攜手上海科技大學、中科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等10家高校院所啟動上海高校院所TTO聯盟。資料圖片

“不相匹配”的是一組國家知識產權局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數據，我國高校發明專利實施率為16.9%，其中產業化率僅3.9%﹔相對而言，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其中大、中型企業的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都超過50%，小型企業45.3%，而微型也有22.0%。

為什麼高水平論文迭出，產業轉化率卻如此之低？

“高校產出的專利，不是技術含量不夠，也不是前景不行，而是新技術還沒達到可以直接產業化的成熟度，中間需要培育過程。在創新鏈層面，科研單位和高校研究人員的主要任務是重大原理突破以及應用方案驗証研究，這樣的科研成果企業用不了、接不住。”司徒國海分析。

對此，他在提案中提出，科技成果轉化迫切需要強化包括交易平台、專業人才等在內的技術要素市場體系建設，幫助企業更准確地向科研機構、高校提出需求，更好、更快推動先進科技成果轉化落地，企業要參與創新的全過程。隻有讓科學研究和產業進行深度融合，才能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大學要樂於把大門打開，把企業案例融入教學，產教融合。”上海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印杰代表結合上科大產教融合探索，建議“由校內導師和企業專家組建雙導師隊伍，由校企合作開發項目實踐課程。將新技術、新工藝、新規范等產業先進元素及時納入教學標准和教學內容，為后續企業研發提前做好銜接和過渡。以合作項目為載體，讓學生進入企業或校企聯合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參與企業新技術研發攻關，在‘真工程’、‘真問題’中培養有用、可用之才”。

不缺高層次人才，缺乏科學的培養機制

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兩組數據引起印杰代表注意，一是過去五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45.7%提高到59.6%，二是過去五年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3.5年提高到14年。

“我國高等教育已從大眾化進入到普及化階段，勞動者素質穩步提升，我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工程碩士、博士群體，這些人是未來科技創新、企業創新、解決‘卡脖子’問題的主力軍。”印杰說，與規模倍數增長相比較，高校現行培養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社會和企業需要，單一的學術研究培養模式，不利於工程類應用型人才的成長。

他建議，明確工程碩士、博士培養目標，不能單純以發論文作為學生考核依據，機器圖紙、國際發明專利、軟件著作權等創新成果都可作為畢業考核標准。“企業不一定需要SCI論文，但肯定需要這些創新成果。

“我們要善於在無人區、交叉點，靜心‘種好自己的樹’，而不是光摘‘別人樹上剩下的果子’……”3月5日下午的上海代表團全團審議現場，金力的發言一陣見血點出當下各地搶奪高層次人才的焦慮，得到與會代表普遍贊同：中國不缺“高層次人才”，關鍵在於人才培養的結構和質量。

在金力看來，應發揮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全周期、全方位、個性化支持引導人才發展，讓資源跟著人才走，讓人才引得進、長得快、干得好。同時，探索拔尖人才培養改革，一方面讓“關鍵少數”發揮關鍵作用，保証戰略科學家、頂尖人才負責制落地見效﹔另一方面，要探索超常規、長鏈條、開放的未來頂尖人才培養模式，把教育鏈與創新鏈、人才鏈融合起來，合力造就“大師”而不是增加“掐尖”焦慮。

金力代表在上海代表團全團審議現場發言。張馳攝

“‘小而美’的專科學校同樣能黏住一批頂尖人才，培養一批頂尖人才。”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梅兵代表提出，在教育系統要形成“草木繁茂、百花齊放”的景象。各級各類學校應定位清晰、各司其職，避免學生培養同質化。以高等教育為例，全球城市除了有一流的綜合性大學，還有許多位居世界前列的小規模專科性學校。

梅兵認為，在專業和學科設置方面，學校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設置專業，具備一定的超前性，及時制定調整。課程體系、授課內容等也要接駁市場所需和技術前沿，讓校企盡可能銜接。在她看來，在智能化社會，思維和能力的培養比知識的獲取更可貴，要培育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實用型人才。

司徒國海對大江東工作室談及科技人才培養，引述了這樣的故事：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曾評價哥廷根濃厚的科學氛圍——“馬路上的每一個孩子，都比愛因斯坦更懂得四維幾何學。

“我相信，希爾伯特一定沉浸和享受當時哥廷根的學術氛圍，才有底氣講這樣的話。科技創新需要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人才支撐，人才需要從小培養，學術品位的培養需要傳統的傳承、環境的熏陶、時間的沉澱。”他說，科技創新不應曲高和寡，不是少數人的事情，需要全民全社會共同參與推動。濃厚的科創氛圍，是上海的重要軟實力之一，也是建設科創中心必不可少的“軟環境”。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