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駛員走了,車子沒人開……上海傳統出租車企業的“困境求生”

前不久,上海傳統出租車行業因為一項“黑科技”上了熱搜。
原本普通的后視鏡,被改裝成智能車載設備。鏡面中間部分為智能顯示屏,司機通過它就可以接單,根據乘客的定位,自動顯示導航。
實際上,這項技術從2018年起就已出現在上海街頭。當人們正深感傳統出租車行業日薄西山時,“黑科技”的逐步普及,似乎又向我們展現出了另一番圖景:在內外的強勢沖擊下,傳統企業並非完全坐以待斃,而是試圖通過數字化轉型以“自救”。
在“一超多強”的局面下,他們的“困境求生”成效幾何?行業的希望和機會又在哪裡?
尋求生機
老俞今年58歲,上海本地人,開巡游出租車已經十三年之久,再過兩年就要退休。
滴滴的出現,讓他在一段時間內享受到了“紅利”。“最開始的時候,一個月如果做得好,到手能有1萬多。后來,滴滴重視發展快車,好的單子都派給他們了。”
特別是從去年開始,由於滴滴對出租車司機的抽成,老俞的收入又打了折扣。“每天大概要交60到70元給平台。扣除份子錢和油錢,目前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
“正規軍”“后繼無人”“再開幾年退休了”……這是與司機們聊天時,他們提到的高頻詞匯。
曾經的出租車,是當之無愧的上海城市名片。高收入,榮譽感,讓許多人趨之若鹜。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勞動力緊缺、從業人員素質下降、經營管理成本上升等困擾,開始走下坡路。
由互聯網催生出的打車軟件,更是添了一把大火,讓行業矛盾更加顯性化。
根據上海市出租汽車行業協會數據,上海市巡游出租車駕駛員數量由2013年的12.5萬人下降至2020年底的7萬人左右,同時,企業擱車擱牌比例逐年上升,全市巡游出租車的營運車輛數從2014年的5萬輛減少到2020年底的3.4萬輛。
對於以承包費為唯一收入的傳統出租車企業來說,駕駛員走了,車子沒人開,利潤就無從談起。
“行業景氣的時候,每輛車每月承包費在1萬元以上,后來司機的收入減少,費用也隨之降低,這幾年都沒有調整過。”強生出租副總經理湯健說,與之相對,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成本持續上漲,企業入不敷出,陷於虧損。
強生、大眾等上海標杆企業已覺招架不住,一些小企業的境遇有多糟糕,可想而知。
“正如汽車淘汰馬車,當互聯網已經重塑了人們的出行方式,傳統企業隻有順應時代變遷,積極轉型,才能獲取生機。”業內人士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於是,在2015年,誕生於20世紀80年代上海整治出租汽車行業之際,曾以“紅色旋風”開創行業新風尚的大眾,邁出了數字化變革的第一步,成為全國第一家自主開發和運營網約平台的出租汽車企業。
數據的價值
當手機接單成為常態,大眾選擇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子——車載設備接單。
實際上,想明白這一點,他們花了兩年時間。起初,技術團隊跟隨著出行App的大潮,著手研發相關應用。不過,轉型背后的邏輯,卻沒有理清。
直到2017年,才真正認識到,要將業務驅動作為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打造以后視鏡為載體的車輛終端設備。
在他們看來,手機的定位隻能說明司機的位置,而不是車輛的位置,假如司機不在車上,將影響基於車輛定位的調度以及用戶體驗﹔手機屬於通用設備,容易下載軟件刷單或者作弊,企業即使採取技術手段加以遏制,也是一場勝負難分的“貓鼠游戲”。
車載終端屬於工業級設備,安全性與可靠度更高。比如,它直接連通計價器,對於企業級或者政企版用戶來說,費用造假的可能性更低。
大眾出行研發的智能后視鏡,司機通過它就可以接單。
相比於軟件,車載終端也能拓展更多的應用。記者看到,在后視鏡上,安裝有兩個攝像頭,一個是對外的行車記錄儀,還有一個對內,將司機整個工作的情況全程錄像。
“不管是司機還是乘客,都是一種保護。”大眾出行技術總監王元鑫表示,如果有乘客投訴司機言語不敬或者行為不端,一般情況下,企業會選擇採信乘客。事實上,不講道理或者惡意訛詐的乘客仍然存在。
車內的視頻監控,比語音記錄更加真實可信,還原行車過程,讓駕駛員不至於受委屈,維護他們的尊嚴。針對司機的不規范行車行為,包括抽煙、疲勞駕駛等,智能AI技術會及時預警,提升行車的安全度。
目前,上海已有約1.3萬輛出租車安裝了智能后視鏡終端,佔滬上出租車總量的四分之一。同時,上海另一老牌出租車企業強生出租於2019年開始引進外部技術,搭建智慧調度平台,進行車載設備的研發,並在企業車輛上逐步推廣。
更多的營運數據正被收集。在強生出租以及大眾出行的智慧管理平台上,所有接入車輛的運行狀態正實時顯示,包括空班車及重車數量、車輛運營差次以及單價等等,系統可實現維修保養智慧管理、行駛軌跡全記錄、駕駛員行為監控等功能。
強生出租智慧管理系統,包含了運營車輛信息、駕駛員行為監控等。
大眾出行大數據分析系統。
海量的數據,價值在哪裡?
“轉型的關鍵,在於解決駕駛員流失這一核心痛點,也就是要留住他們。數據的採集,有助於企業對駕駛員運營情況評估分析並採取相應措施。比如后台如果提醒,某位司機連續幾天沒有上班,或是業務量持續下降,就要及時介入和干預,幫助他解決問題。”在研發人員看來,基於一定的技術儲備,行業才能打開更多的可能性,匹配可能出現的全新經營模式。“技術手段越精准,能做的事情越多。”
抱團取暖
記者打開大眾出行App,輸入地址下單。幾分鐘后,一輛出租車停在了面前。
令人有些驚訝的是,這輛車的頂燈上寫著“藍色聯盟”,車內安裝有智能后視鏡。“雖然不是同一家公司,但我們這兒不少車子都接入了大眾出行平台。”司機師傅說。
記者注意到,司機左右兩側仍然各放置一部手機,專門用來接滴滴出行以及申程出行的訂單,后者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導,聯合上汽集團共同打造的上海市出租車統一平台。“滴滴上的單子最多,其次是大眾出行,申程出行最少。”
車載終端研發人員的理想是,一屏即可滿足司機需求,既安全又便捷。不過,盡管系統接入了高德、美團等聚合平台,與最頭部打車軟件相比,仍有差距,司機還是免不了多平台接單。
這並不意味著企業自建平台是無用功。對他們來說,核心就是運力管控。假如全由司機個人接入打車軟件,那麼傳統出租車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一個車行,無法掌握司機的運營效率和情況,存在的價值大大減弱。
目前,一個趨勢是,互聯網出行平台慢慢重視傳統企業,更傾向於與他們合作。“以前,互聯網平台幾乎包攬了司機調度、管理等全鏈條全過程,認為司機直接接入平台的扁平化管理更為有效。后來,他們發現,上牌、保險、事故處理、安全教育等,並不是一個平台就能全盤搞定。”湯健說。
一方有資源,一方有流量。未來,兩者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關鍵在於,企業自身的管理和數字化能力,是否足以讓互聯網企業平視,這決定著雙方在合作中掌握的話語權。
不具備數字化轉型能力的企業怎麼辦?有人提出,對於單個傳統企業來說,在行業獨角獸面前無異於螳臂當車。標杆企業如果注重發揮自身優勢,對內團結凝聚出租車司機們的力量,對外和行業內相關合作伙伴(如造車企業、聚合類平台)積極合縱聯橫,既能推動整個行業的信息化水平升級,也是抱團取暖,在出行市場共謀一席之地。
強生出租司機端線上服務大廳。
上海目前已在嘗試。數字化轉型走在前頭的企業,將技術以及管理系統輸出,通過購買設備、股權合作等方式賦能其他企業,比如,大眾出行后視鏡系統覆蓋大眾全量出租車以及“藍色聯盟”“法蘭紅”等在內的部分車輛,還外溢至紹興、蘇州等地。
改革,不再遙遠
如果說數字化轉型是修煉內功,那麼做好這一點,是否就能重拾“城市名片”?
“沒那麼簡單。”
從外部環境來看,網約車與巡游車面對的政策鬆緊度並不相同,致使競爭並不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比如,上海通過分配額度進行巡游車數量控制,網約車未受該指標限制﹔出租車採取政府定價,自1990年至2020年調整過幾次,但幅度都比較小。網約車採用市場調節價,平台擁有自主定價權。
“一個有規則,一個沒有規則,肯定是后者呈現壓倒性優勢。”業內人士近年來一直呼吁巡游車政策鬆綁,形成公平的競爭環境。
而近日發布的相關文件,讓他們看到,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已不再遙遠。
正在公示的《上海市道路運輸行業“十四五”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征求意見稿表明,未來五年內,上海將推進巡游車運價改革,適度放鬆巡游車運價管制,推進巡游車實行政府指導價,並建立運價動態調整機制,細化運價結構。
“運價改革並不是單純漲價,我們希望建立起運價聯動機制,在政府指導價的基礎上,企業或者行業協會圍繞這個基准上下浮動,根據油價變動、時間區段等,以市場的杠杆來調適供需平衡。”上海出租車協會改革創新委員會相關負責人說。
算清楚上海到底需要多少出租車這筆賬,同樣不容忽視。
截至2020年底,上海巡游車和合規網約車共有8萬多輛。目前,市面上還存在著大量不合規的網約車。“2020年,上海出租汽車全行業客運量佔城市客運比例為18.9%。在國際特大城市,出租車在城市客運中的分擔率一般低於10%。出租汽車分擔率過高,意味著城市公共交通資源利用不足,尤其是像上海這樣道路資源有限的城市,個性化出行佔比過高,將會加劇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記者注意到,在《規劃》中,提到了制定網約車車輛總量規模控制政策,會同相關部門加強網約車價格監管,保持價格在合理區間等任務。此外,《上海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修訂工作正在進行中,網約車作為“野戰軍”,也將納入管理范疇。
“這幾年,行業可以說一直是‘混’過來的。這樣的狀態,預計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究竟能否轉好,既要看企業的決心與投入,也要看上海這座城市的管理能力。”一名業內人士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場不可逆轉的行業威脅,這其中,也潛藏著生生不息的希望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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