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门时报）

近代以来，中国海关一直为英美等西方人把持。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就关注关税和海关。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11条原则，第一条就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7月，中共二大宣言，强烈谴责关税不自主对国家的危害。从此以后，红色的种子以无穷的生命力冲破江海关厚厚的石墙，在洋人的势力范围内落地生根发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0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自发组织到党的领导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江海北关大楼，清朝海关官员仓皇逃往租界，关印失落，江海关停止运转。次年7月4日，英、美、法领事各推荐一人为司税，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帮办清朝政府关务。此后近百年，中国海关先后经历英国人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梅乐和、美国人李度主政，以及伪海关时期。一个政府部门长期由外国人领导管理，除海关之外绝无仅有，江海关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国弱民穷的缩影。

五口通商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进出口贸易值占全国近一半。20世纪20年代，上海逐渐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1926年，上海出口总值增至9.58亿海关两。江海关职员超过千人，其中华籍职员占四分之三，但是华员职位很低，大多充当杂役，薪资不到同等岗位洋员的6成，还经常受到洋员欺压。长期以来，华员忍气吞声，又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江海关群众从无组织抗争到有组织发动，先后成立了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海关华员联合会、海关同人俱乐部等一系列组织。然而直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江海关创立，才真正领导海关职员开始有组织、有力量的斗争。

组织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

1926年10月23日和1927年2月22日，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二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虽然遭遇失败后，但蓬勃的工人运动大大点燃了海关华员争取权利、反抗欺压的希望。江海关外班华籍稽查员招俊楷、张贵德、宋伯平等人开始筹备成立华员团体。1927年3月13日，在上海四川北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110号，海关第一个全国性华员职工团体组织“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通过了汪文卓等人起草的《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宣言》和《章程》，明确提出“宣布关税自主，废除国际协定，提高华员地位，打破秘密行政，恢复征收旧制”等口号。

3月21日中午12时，在周恩来指挥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经过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取得了完全胜利。此举不仅进一步激励了江海关华员反抗的热情，而且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全国，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同事的命运。

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之时，就提出唯一方针、唯一宗旨为“提高职权，改良待遇，收回关权，关税自主”。其后，多次向海关当局、外轮交涉，为华员维护利益、伸张正义。1928年5月，全国外班华员俱乐部上海总部代表团联合签名，向总税务司提出五条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改良职务分配，保障华员职权，严抄出进船只，均等差别待遇。海关当局为了破坏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陆续将俱乐部发起人和执行委员调离上海，其中招俊楷调粤海关，张韵、汪文卓调江汉关。1932年8月选举第六届执委后，次月新当选的8名执委就被调口：张延、陈良伟调蒙自关，王桂山调粤海关，张彭寿调胶海关，阮寿令调重庆关，郑洁庆调杭州关，李苏洪、陈树忠也被调口。1933年10月选举第七届执委后，第二年初新当选的执委张贵德、林天怡被调往拱北关，古平一调胶海关，吕光荣调东海关。执委调离后，俱乐部立刻补选新执委接替，确保工作不断。

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上海总部第七届执委及干事

在斗争中，外班华员俱乐部关注点又从华员利益转向整个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来，上海不仅没有真正禁烟，而且成为鸦片的集散地，海关甚至暗中操纵走私鸦片。1928年10月，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向国民政府发出《上中华民国拒毒会建议书》和《上国府禁烟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加强缉私拒毒、禁烟的建议。九·一八事变后，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号召全体外班华员捐助东北义勇军。从1932年8月起，按月自愿捐助东北义勇军，到1933年2月，7个月共捐助银洋2203元（1933年南京1斤大米价格4分钱，以购买力计算，2203元约相当于现在11万元），全部通过《上海时事新报》报社转交东北义勇军救援会。

为了团结华员，号召参与抗争，1927年5月26日，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出版了第一期刊物《关声》。1934年4月1日，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与内班华员俱乐部合并，由总税务司署税务司丁贵堂任委员长，谢良任副委员长，继续出版《关声》，由执委担任编辑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声》更名为《抗战关声》，从月刊改为周刊，以后又改为半月刊，及时刊载各地抗战情况，报道海关战时服务团支援抗战活动，号召海关职工关心国家大事。海关总税务司署迁往重庆后，又出版重庆版《关声》。1945年抗战胜利后，总税务司署迁返上海。1947年《关声》继续出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出版《关声（解放号）》。1949年10月15日，最后一期《关声》出版，以后改为《新海关》。22年来《关声》出版200期，发表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反动统治下海关的黑暗、团结广大华员进行斗争的文章。

不同时期出版的海关《关声》期刊

1934年4月，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与内班华员俱乐部合并，《关声》第三卷第七期专门发纪念号。

组织华员联合会和同人俱乐部

外班华员俱乐部成立之后，开始筹备组织全国海关各阶层华员的群众团体——海关华员联合会。4月24日，经汪文卓、张韵等人宣传、推动，全国海关华员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郑重地通过《海关华员联合会宣言》。会上，李公朴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代表的身份致词：“鄙人开会不知几多，惟静默三分钟，则无论何会无有。此足见诸君痛定思痛、严肃、诚恳之气氛。贵会宣言绝无仅有，无一字不包含很多痛苦，一字一句血泪铸成。将中国人民受关税经济压迫，表白非常透彻，全国人民容易了解。……向来海关皆系外人掌管，故中国人民称海关为外人之事业者。现在诸君既感受痛苦深重觉悟起来了，当可一雪此耻。宣言中有提高华员之智识及技能以为收回海关管理权之预备……。”。

6月26日，海关华员联合会选举成立了改良华员待遇特别委员会，发动各级华员提出改良待遇的各项要求，共收集华员30多个等级的有关工薪、福利、调口津贴、抚恤等各项要求，汇总写出了《请求书》，直接转呈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11月14日，海关华员联合会上书要求改善待遇，易纨士将原件退回，蔑视华员，全国各关声援抗议。迫于广大华员的压力，1928年2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汇中饭店联合会代表与易纨士举行三次谈判。谈判破裂后，华员派代表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5月海关华员联合会发表《关于声讨易纨士的通电》，要求政府对易纨士免职，在海内外形成较大影响。6月，海关华员联合会公布了《全国外班华员俱乐部条例》，发布了《告同寅书》。12月22日，全国海关外班华员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原定代表25人，实际到会19人。5天半的会议讨论了改善海关外班制度，决定全国外班华员代表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后，各地海关相继成立了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分部，拟定章程，民主选举产生执委。从此，华员踏上有组织地争取权利的抗争之路。

海关华员联合会出版的刊物《海关华员联合会月刊》期刊

梅乐和加紧对联合会施加压力，对其领导成员分化瓦解，以至1929年6月选出的第五届执委不敢就职。为了维持联合会工作，会员大会又推选了6人组成特别委员会。1931年，江海关又将其中的两人调离上海，致使特别委员会也无法工作。1931年6月7日，海关华员联合会宣布停止活动后，金丽水等人当即发起组织面向下级员工的海关同人俱乐部，得到华员广泛响应，成立了同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7月29日选定祥康里62号为会址。为便于开展工作，筹委会聘请丁贵堂为名誉理事长。1931年12月31日，海关华员联合会正式解散，3天后，海关同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下级员工地位低下，职业缺少保障，为此，同人俱乐部积极开展职业培训。1932年9月，俱乐部开办文化补习班，每期一年，从1932年办到1935年。1932年11月，又开办了英语补习班，1934年并入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英语补习班。1934年海关招收330余名青年为税警，分配到各码头参加监管工作。青年税警进关后参加到海关同人俱乐部，从1934年7月改选的第三届俱乐部执委会起，即有税警的代表当选为执委，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同人俱乐部同样关心民族前途命运。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2月20日，江海关内、外班华员俱乐部联合发起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爱国捐，按月捐献本人工资百分之五。海关同人俱乐部代表海关下级员工也要求参加，在致爱国捐委员会函中提出：“我等下级员工地位低下，但人格非浅。国家兴数百名员亡，匹夫有责……”。3月17日，同人俱乐部致函各地海关下级员工，号召一致参加抗日爱国捐献。到4月底为止，收到万县分关、重庆分关、梧州关、闽海关、宜昌关、长沙关、粤海关、思茅关、岳州关、龙州关、沙市关等各地海关复函同意参加。8月31日，俱乐部捐东北义勇军8000元。海关同人俱乐部抗日爱国捐按月交纳，坚持了四年之久。

1928年12月22日，全国海关外班华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期5天半，讨论改善海关外班制度等。

党的组组织在江海关初建

1932年9月，北平税务专门学校招录42名新生，即该校第26届学员，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第26届学员成为北平税务专门学校的最后一届学员。该班胡实声、彭瑞复、朱人秀、冯华全、高仕融、佘毅、殷之钺、黄志恒、刘新业、陈琼瓒等人在校期间成立了“新文艺研究会”，探索真理、交流思想。不久，新文艺研究会改组成读书会。由于日本浪人武装走私日益猖獗，各地海关需要增加外勤人员，强化缉私工作。1934年夏季起，北平税务专门学校第26届学生陆续来到上海。1935年夏，北平税务专门学校迁往上海，以朱人秀、高仕融、刘新业居住的静安寺（现南京西路）静安别墅79号为据点开展读书会活动，每周六、周日讨论两次，讨论内容扩展到一致对外抗日、成立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6月5日，北平税务专门学校第26届学员外勤训练班毕业典礼合影

1934年，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在上海成立，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华员俱乐部图书馆管理员王文清（后改名为王纪华）参加该组织，1936年1月，王文清经胡乔木、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王文清主要参加海关之外党的工作。

1935年秋，经胡实声的表弟、时任《新社会半月刊》杂志主编盛康年（1953年，任上海民建第一任秘书长）介绍，佘毅和殷之钺参加“武卫会”。经胡实声的中学同学杨立钧介绍，胡实声、彭瑞复、朱人秀、冯华全、高仕融等人先后参加了“武卫会”。12月14日，在上海税务专科学校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大学生救国联合会，胡实声被推举担任上海学联主席。从1935年至1936年1月，在杨立钧的领导下，胡实声以“上海市大专院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沿着从嘉定南京的公路，步行宣传抗日反蒋。1936年5月，胡实声派彭瑞复和“北平学联”代表韦毓梅、刘江陵、陆璀、董毓华等人共同筹备，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总干事由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刘导生（1981年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担任。

在“武卫会”组织的学生运动中，佘毅和殷之钺认识了上海市共青团法南区工委委员、上海美专学生林君珍。1936年4月，经林君珍介绍，佘毅和殷之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佘毅和殷之钺又发展高仕融和外勤稽查员王宗浚入团，组成了共青团江海关地下支部，殷之钺任支部书记。当时江海关团支部作为重点支部，直属共青团上海市委领导。

在“武卫会”工作期间，胡实声结识了任铁峰（又名任达）。任铁峰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连罗游击第十三支队队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团长（是时，政委为叶飞）。1935年，任铁峰赴港澳医治脚病，愈后因中共福州市委遭破坏，只好到上海找党组织，在“武卫会”从事学生、工人工作。1936年7月，“武卫会”撤销。同月，任铁峰介绍胡实声参加中国共产党。9月，胡实声介绍彭瑞复、朱人秀入党。彭瑞复后来回忆入党时情形时说：“1936年夏，正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胡实声在1936年9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表示愿意。就由胡实声作为入党介绍人，由任达同志代表党，在胡实声家中一面党旗面前宣誓入党。” 江海关党小组秘密随即成立，这是党在海关建立的第一个地下组织。江海关党小组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胡实声任书记，彭瑞复任组织委员，朱人秀任宣传委员。11月，胡实声、朱人秀又发展冯华全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海关第一个党组织，书记胡实声（左），组织委员彭瑞复（中），宣传委员朱人秀（右）

江海关党小组成立后，开始酝酿在江海关俱乐部基础上，成立更加严密的群众组织。1936年11月2日，经江海关俱乐部委员会通过，乐文社正式成立，公开宗旨为“以文会友，敬业乐文”。由当时江海关华员中级别最高的总务课副税务司裘倬其任社长，有50余人参加，后增至100多人。乐文社分设海关业务学习组、时事座谈组、文艺研究组、话剧组、歌咏组、《关声》编辑组等，宣传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吸收茅丽瑛等积极分子参加半公开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读物，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

江海关乐文社发起活动启示

茅丽瑛

抗日战争时期：从抗战服务宣传到护关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难日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江海关华员直接面对国恨家仇。在民族危亡之时，江海关地下党组织组织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声名远震海内外。

开展抗战服务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4天后，乐文社在同益里海关俱乐部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以“团结海关华员利用业余时间协助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下设文书、会计、交通、情报、救护、慰劳、防毒、征募、医药等12个部门，裘倬其任团长，林大琪、茅丽瑛等海关华员和家属纷纷参加。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组织战时技术学习，开展与抗战有关的演讲与讨论，定期设计壁报进行张贴，鼓舞发动人民团结抗日。

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募捐缴纳收据

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积极组织捐献与征募。服务团成立当天，进行了每人一元的临时捐款。组织慰劳慰问救济捐款、慰劳袋捐款、棉背心捐款、购布缝制绷带捐款等四次捐款，共募得13237元。向全国海关俱乐部发电，劝募救国公债，江海关、闽海关、潮海关等海关华员共认购救国公债60万元，相当于全体海关华员一个月的工资。发动关员捐献金银物品，丁贵堂、胡辅辰、裘倬其三位高级华员署名发出《为献金运动告同人书》，倡议“发窟藏于比户，方能货畅其流；献金器于中枢，乃获援来海外，事异毁家，心同爱国”。海关家眷献银器两筐、金器174件，金器价值1408元、银器价值3113元，许多关员捐出结婚纪念戒指与整桌餐具，税务司丁贵堂一人捐出5万元。募集捐款数字之大，征集金银首饰器皿之多，占上海各团体募捐金额之首。

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到前线慰劳将士。组织家属做棉衣，到前线慰劳伤兵，茅丽瑛作为慰劳组负责人，参加“中国职业妇女会”工作，组织慰问伤兵与救济难民。服务团从爱国捐款中拨款，向前线捐出卡车四辆、汽车四辆，还向前线送去慰劳袋6000袋、麻袋3400个、急救包300个、光饼两万个、棉背心6000件等大批物资。谢晋元率孤军坚守四行仓库时，由于日军炮轰，四行仓库引发火灾，急需灭火机及胶鞋。服务团立即设法购买五只灭火机，委托文化界救亡协会送往四行仓库。三天后购买胶鞋742双，由青年关员王宗浚设法送至四行仓库。服务团曾三次直接把慰问品送往前线，51师师长王耀武亲笔向江海关致信，代表前线将士对服务团送去慰劳品表示感谢。此外，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还组织慰问伤兵、难民。前往震旦大学伤兵医院、天主堂伤兵医院等慰问31次，至静安收容所等处慰问30余次。海关歌咏团举行过两次救灾音乐会，举办金石书画展览会进行义卖。

中华慈幼协会致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的信函信封

11月12日，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苏州河以南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此时，胡实声调中共江苏省委，和顾准、陆志仁、雍文涛等担任职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江海关党小组改为党支部，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的特别支部，受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秘书长）直接领导。彭瑞复继任江海关支部书记，冯华全任组织委员，朱人秀仍任宣传委员。面对严峻的形势，乐文社结束战时服务团。江海关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隐蔽起来，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继续宣传组织抗日力量”的要求，以乐文社积极分子为对象，将群众活动方式由集中、大规模的改为分散、小型的，组成10个“救国十人团”，分别由中共党员领导，进行隐蔽救亡活动。

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活动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江海关支部组织戏剧文艺人员成立“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战，蔡鸿干任团长，殷之钺负责组织股，佘毅负责训练股，王宗浚负责交通股，张乃璜、缪一凡、叶厥孙、洪履和、茅丽瑛、陈琼瓒等11名职工和8名职工亲友报名参加。经丁贵堂批准，给予11位职工停薪留职的待遇。11月26日，江海关华员举行盛大欢送会。次日，“长征团”乘坐法国邮轮离沪南下。

同月30日，到达广州后，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2月8日，与郁风女士在广东电台合作了30分钟的节目，首次演唱了那首后来广泛流传的《流亡曲》：“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知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

1938年1月，根据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建议，其中11人离开广州去延安。前往延安途中，缪一凡出版了包括四部短剧的戏剧集《往那儿去》。蔡鸿干在序言中写道：“文化的使命，在平时尽可让文化人从容争论，以满足各自的空想。但在民族抗战发动的一天，一切学院式的，阉宦式的理论便都粉碎于无情的现实之前。只有能够把思想和艺术作为发动劳苦大众，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前进作家，此时才凌厉无前的肩负起一起实践的使命。”途经武汉时，庄果留下工作。其余10人到达延安，分别到抗大、陕北公学学习，在校期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别到政府机关、部队或留校工作。

十人中两人为国捐躯。佘毅毕业留校工作，1939年底，到晋察冀抗大二分校任中国问题教员，谱写了《抗大二分校周年纪念歌》。1941年，调往晋察冀三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43年5月6日，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反复扫荡，佘毅不幸腿部中弹，血流不止，为免被敌人俘虏，他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8岁。战事结束后，遗体葬于唐县军城白求恩烈士陵园（现改为晋察冀烈士陵园）。张乃璜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晋察冀边区任连指导员，后任八路军平绥游击大队大队长。1938年冬，在掩护“抗大”师生穿越平汉铁路时，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其余八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为民族存亡和发展而奋斗。洪履和受党的委派，1938年冬天到新疆工作，改名李何，任《新疆日报》国际版编辑。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1946年获释后回到延安，任职新华社。1950年3月，和妻子瞿独伊到苏联，创建建立新华社第一个驻外记者站。

留在广州的“长征团”团员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广州沦陷后解体。期间，江门关章枚（又名苏寿彭）参加“长征团”，后随“八一三歌咏队”达到桂林，任“桂林抗敌宣传队第一队”指挥。1940年3月，经夏衍介绍北上参加新四军，创作了《怒吼吧！长江》《黄桥烧饼歌》《黄桥的新生》《勇敢队》等歌曲，其中《黄桥的新生》由陈毅作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主席、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务。

组织护关运动

“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走后，留着上海的江海关地下党没有停止活动，而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日本驻沪总领事向江海关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域内不准任何中国政府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要求派员到租界海关任职。1938年2月，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又背着中国非法擅自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将关税收入从汇丰银行转到正金银行。5月6日晨，汪伪政府任命的伪监督李建南和日本驻沪副领事、海军军官2人、日籍探捕3人以及工部局日籍警察数人到江海关。李建南给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带来委任状，以及税款交伪政府支配、外滩江海关大楼上悬挂伪旗等命令。

中共江海关支部闻讯后，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323弄8号冯华全家开会，王尧山和支部成员彭瑞复、冯华全、朱人秀、高仕融等参加。此时，江海关党员队伍得到壮大，先后发展高仕融、黄扆贵、张家栋、姚家本、张景耀、马殿卿、殷之瑾、郑育嵋加入中国共产党，职委系统党员人数由原来4人发展到12人，高仕融任统战委员。会议决定次日采取罢岗护关运动，召开大会，发表宣言。为了防止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暴露过多、损失过大，护关运动由党员彭瑞复、高仕融、朱人秀和积极分子沈胜白、秦道良、黄扆贵、王兆勋、阮志明等组织，冯华全、胡实声和其他党员不出面，这一决定当时未通知胡实声本人。

5月7日上午9时，从汇山码头到十六铺，海关外勤华员和税警首先罢岗，秦道良、黄扆贵、王兆勋、阮志明等带队回江海关大楼。一时间整个江海关大楼沸腾了，歌声飘扬，朱人秀、高仕融、沈胜白等人散发传单。这时在驻邮政局包裹处工作的彭瑞复收到江海关大楼的消息，立即带领邮包处海关员工赶到。二千余职工聚集到江海关饭厅开会，推举沈世堃主持会议。江海关税务司罗福德和裘倬其也来到会场，劝告大家回去工作，并劝说沈世堃和他们一起退场，饭厅一度暂时冷场。这时，胡实声挺身而出，激昂慷慨演讲，华员纷纷发言，要求通过宣言，并对外发表。彭瑞复宣读了江海关华员反对汪伪海关监督接收江海关和悬挂伪旗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支持华员护关运动的快邮代电，全场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文件。接着，成立了由沈世堃、胡实声、彭瑞复、秦道良等35人组成的护关运动委员会，通电全国各关，一致反对英日协定，不与敌伪合作。

7日下午，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召开紧急会议，邀请护关运动委员会代表介绍斗争经过情况，并发表宣言，向上海各界同胞呼吁：一致援助英勇坚毅的海关华员护关运动。上海各大报纸详尽报道海关华员护关运动，全国各地、香港及欧美重要港口的报纸也陆续发出了报道，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全国成百封声援信件寄到护关运动委员会。10日，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上海海关华员罢工事件》的社论，热烈赞扬和支持海关员工的罢工斗争。11日，上海《文汇报》以“上海全体市民”名义发表宣言：维护国家主权，保持海关行政之完整，坚决反对汉奸组织任何觊觎海关的企图，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声援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

1938年5月8日《文汇报》刊发江海关抗日护关宣言

次日晨，护关委员会得到消息，丁贵堂在同益里海关俱乐部召开高级华员会议商量对策。护关委员会立即发动群众，先行抢占海关俱乐部会场，胡实声再度上台演讲。丁贵堂到会场后，劝说大家不能擅离职守，星期一照常工作，并表态会积极交涉，争取事情得到圆满结果。

江海关同益里俱乐部

当天，中共江海关支部在冯华全家开会，认为护关运动已达到扩大抗日运动在“孤岛”上的影响，伪旗暂时没能挂起，根据上级决定，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斗争，护关运动告一段落。彭瑞复联系了《文汇报》两位记者，在王兆勋家中，宣告这一决定。《文汇报》随后以护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在显著地位发表了这篇谈话。

9日是星期一，关员陆续回江海关上班。中午，税警杨文龙被日本宪警逮捕。11日，帮办张鸿奎又被逮走。为了防止意外，护关活动的积极分子回家休假。15日张鸿奎由海关出面保出，后来杨文龙也出了狱。17日，为拆散抗日救亡的力量，总税务司梅乐和遣散半数税警，将参加护关运动的活跃分子37人调离江海关，其中共产党员5名，胡实声调江门关、彭瑞复调潮海关、朱人秀调粤海关、高仕融调琼海关、黄扆贵调拱北关。这些党员到了广东、云南各关，立刻跟中共南方局接上头，团结了当地的海关职工参与抗日救亡斗争，让革命的火种在更多的海关点燃。

5月下旬，中共江海关支部在冯华全家举行会议，总结护关运动的经验教训，终止了乐文社活动。而海关地下党工作一刻没有停息，冯华全和殷之瑾、郑育嵋建立起新的中共海关支部，即江海关内勤支部，冯华全任支部书记。6月，在税警中组成中共江海关税警支部，张家栋任支部书记。为了便于领导，免遭敌人破坏，两个支部同为江苏省委职委的直属支部，平行存在，始终没有发生过横向联系。这以后，内勤支部由3人增加到5人，税警支部有党员9人，队伍进一步发展。

1939年，税警支部向解放区和抗日前线输送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陈飞、马殿卿参加新四军，先后不幸光荣牺牲，张景耀随新四军转战苏南、苏北、浦东、浙江一带。这年冬，张家栋调江苏省委职委，从事海员和码头工人方面工作。姚家本接任税警支部书记，李欧平任组织委员，罗义甫任宣传委员。而内勤支部，1940年2月，经组织同意，郑育嵋和高仕融结婚后离开上海去长沙。5月，冯华全调长沙海关，陈铁保调腾冲海关。7月28日，虽然税务司罗福德向伪监督抗议，但是江海关大楼仍挂起汪伪旗，黄浦江畔阴云密布、风雨飘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之同时，在太平洋彼岸，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占领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逮捕总税务司梅乐和，解职所有英美籍关员，日本人岸本广吉任总税务司，赤谷由助为江海关税务司（后改为海关长）。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工作更加困难，进入潜伏时期。1942年夏季，张家栋被伪海关调至金陵关，后受命辞职，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同年下半年，姚家本组织关系调出海关支部，直属江苏省委职委，从事情报工作。李欧平接任税警支部书记，后来，李欧平、陈康羡又被调至金陵关，支部由夏治良接任书记。内勤支部人员也发生了变动。1942年8、9月间，根据组织安排，殷之瑾、毛修颖向江海关辞职，去苏北干部学校学习。后由于日军发动扫荡，干部学校停办，两人又回到上海，年底前往重庆。至此，内勤支部的党员全部调出。

解放战争时期：从组织怠工到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江海关历史随之结束，1946年1月总税务司署从重庆迁回上海。中共江海关党组织又开始活跃起来，从江海关出去的党员冯华全、殷之瑾、毛修颖、陈铁保、陈康羡等人和许多积极分子陆续回到上海，开始了轰轰烈烈对国民党斗争行动，迎接大上海解放。

组织怠工运动

1946年1月，原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新一届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职委直接领导，张家栋任支部书记，冯华全任宣传委员，姚家本任组织委员。为了便于在女职员中工作，党支部设立妇女委员，由殷之瑾担任。

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后，抬高法币比值，上海市场货币猛增，物价飞涨。1945年最后几个月，上海物价指数平均逐月增长71%。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上海物价更加飞涨，江海关下级员工生活越来越困难。中共江海关支部运用这样的机会，积极组织关于进行改善待遇、保护生活权利的斗争，1946年头5个月就达5次之多。2月3日，在江海关党支部的支持下，海关同人俱乐部成立了“上海区海关全体杂项同人请求改善待遇委员会”。2月23日，发动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怠工，1500多人参加。关员们关熄电灯、停止电梯、关闭铁门，停止工作，要求与四行二局员工的待遇相同，今后按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等。4月26日，因总税务司李度不理睬职工提高生活待遇的请求，江海关党支部以海关职工联合会名义，在江海关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随后发动江海关及所属各基层华员千余人游行，从外滩走过南京路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包围了总税务司署，在后门堵住李度，要求提高生活待遇。李度不得不同意将员工要求转财政部。5月17日，中共江海关支部带领江海关税务员及下级同人开始怠工，总税务司署下级同人及外勤同人随即响应，内外勤海关业务全部停顿。浚浦局员工一致行动，上海港进出口贸易陷于瘫痪状态，关税每天少收入3亿元以上，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5月23日，海关总税务司署不得不同意支薪一个月，方才复工。此次罢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江海关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次胜利，既团结教育了广大海关华员，又在政治上扩大了党的影响。

1946年8月4日，海关同人俱乐部第七届管理委员会合影

在斗争中，广大职工迫切要求有自己的组织。中共江海关支部研究了这种形势，认为建立江海关职工统一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46年8月24日，党支部成立了最广泛的、代表华员与下级同人改善福利待遇诉求的上海区海关同人福利会。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选进了福利会，代理副税务司韩肇连任主任委员，党员王春晖任副主任委员。同时，地下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到1947年底的近两年中，先后发展了王春晖、虞沛祚、陈弘仁、梅振荣、黄云飞、朱维德、俞留福、杜致源、蔡礼章、许宝清、张华增、戚维新、潘文凤、姚寿山等1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海关支部党员达到22人。

1947年7月后，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加快了上海财政经济恶化，10万元大钞问世，物价飞涨，江海关职工生活更为困难。中共江海关支部通过福利会提出发放二月薪津、400万寒衣费的要求。同时通电各关，获得了16个关区的声援响应，迫使国民政府答应借薪一个月。1947年12月30日，中共江海关支部组织关员绝食罢工一天，上海《大公报》《申报》以及英文《先驱论坛报》等都进行专题报导，引起极大社会影响。1948年，江海关员工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更加高涨，1月7日粤海关员工福利会致电声援江海关员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在中共江海关支部的领导下，1月27日，江海关员工进行“饿工”“怠工”斗争。总税务司署报告关务署，请淞沪警备司令部协助制止江海关员工“怠工”。

上海区海关同人福利会的斗争引起了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忌恨，1948年4月被强令取缔。江海关支部继续组织华员抗争，6月、10月、11月，又组织下级员工进行三次怠工、罢工斗争。11月的怠工长达16天，从工友到税务司，有秩序又平静地坐在岗位上，但没有一个人工作，轮船航行、货物检查、邮包提取都受到严重阻滞。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江海关大楼二楼走廊、三楼食堂张贴标语，号召上下级员工团结一致、夺取胜利。最终，国民党政府被迫答应发给米贴一石五斗，怠工斗争胜利结束。

江海关大楼办公室

1948年夏秋，冯华全因病不能继续做党支部领导工作，支部由钦士业接任书记。这一届支部共发展党员5人，他们是总税务司署听差蔡煜昕、内勤税务员林培森、海图室超级制图员胡洪元、秘书室海务办事员陈庆鸿和总税务司署女职员黎昌严。至1948年底，中共海关支部党员数达到24人。

争取丁贵堂起义

1948年秋，面对兵败如山倒的战局，蒋介石开始密谋向台湾撤退。由于当时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多艘军舰起义。于是，蒋介石密令海关“海星”舰装载大量国库黄金，在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下，于12月1日深夜一点从黄浦江起航，运至基隆。后来又由海关缉私舰两批装载黄金到台湾。

丁贵堂，1891年11月18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丁八里村，字荣阶，在旧海关中官至副总税务司，解放后先后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

此时，丁贵堂坐立不安、去留不定。1916年丁贵堂毕业于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丁贵堂奉命接收江海关，后任海关副总税务司，是海关中华员职位最高者。贵堂不仅业务出众，还极具民族精神及正义感。做好丁贵堂的统战工作，劝其留驻上海，对于稳定江海关上层以及广大海关华员情绪，进而为保护关产，迎接解放，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江海关党总支委派孙恩元（丁贵堂辽宁海城老乡）与丁贵堂接触。孙恩元通过丁贵堂得知“海星”舰装运黄金的消息，立即向李正文汇报。根据组织决定，孙恩元正式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他起义，并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航路开通、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阻止国民党政府将贵重物资出卖给外国。

经过再三考虑，丁贵堂决心与党组织接触。1948年冬，丁贵堂外甥陈琼瓒前往香港，到《华商报》找到夏衍，表示江海关有着悠久的历史，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国民党正在强迫许多职工干部去台湾，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夏衍问陈琼瓒有没有把握？陈琼瓒说，丁贵堂为人正直，在海关有威信，只要他下决心，起义完全有把握。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当天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

1949年1月初，海关总税务司李度准备率领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至广州办公，拉拢丁贵堂等上层人物一起撤离。江海关党总支请丁贵堂在北京税专同学、上海宗教界知名人士吴耀宗出面，向他阐明党的政策，劝其留下来迎接解放。3月，李正文又通过孙恩元向丁贵堂提出，希望丁贵堂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丁贵堂向孙恩元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和我谈谈么？”孙恩元立即答应，经张执一同志批准，李正文作为共产党代表和孙恩元一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见面。

丁贵堂官邸，现在上海汾阳路45号

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毅然宣布决定留在上海，还敦促李度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丁贵堂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以种种借口拖延时间、设置障碍，保护海关资产，阻止大批物资运往台湾。地下党海关总支也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曾先后三次严令丁贵堂将远东最大最好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开往台湾，但丁贵堂拒不从命，以各种理由予以拖延。汤恩伯十分恼怒，曾下令将丁贵堂逮捕，最终因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而作罢。

迎接大上海解放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位居长江口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的任务转移为迎接解放。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海关支部改为海关总支，钦士业任总支书记，黄云飞任组织委员，金兴祖任宣传委员，殷之瑾担任过一段时间总支委员。总支建立后，相继设立了江海关工勤支部、外勤支部两个支部和海务小组、总署小组等若干个小组。其中，工勤支部由蔡礼章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朱维德、杜致源、许宝清，由黄云飞联系；外勤支部书记由金兴祖兼任，党员有虞沛祚、姚春福等；海务小组党员有胡洪元、陈庆鸿，由钦士业联系；总署小组党员有殷之瑾、黎昌严、姚寿山、陈铁保、俞留福等，先后由殷之瑾和钦士业联系。此外，江海关内勤方面有党员潘文凤和林培森，由钦士业联系。港警中有党员徐鸿和张造成，总署工勤中有党员蔡煜昕，由黄云飞分头联系。1949年1月底，为了便于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取消工委、职委等按系统设立的党的机构，分地区设立了几个区委。海关地下组织改属沪中区委领导，上级联系人是王致中。从1949年初至上海解放，又发展16名党员。到上海解放时，总支共有党员44人。

与之同时，党组织积极发动和创建群众组织。1949年1月，针对李度的“取缔福利会和同人俱乐部，只许官办的进修会存在”的命令，中共江海关总支部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同人进修会，在47名理事中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占40%，在19名常务理事中有中共党员9人、积极分子3人，占近2/3，韩肇连任理事长，王春晖、郭有容任副理事长。为团结丁贵堂，进修会聘请丁为名誉理事长。在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各地成立应变组织后，2月15日，在党组织掌握的同人进修会基础上成立应变委员会，30名委员中党员与积极分子占15人，丁贵堂、张勇年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下设总务、会计、采购、运输、救护、警卫和设计7个组，除设计组外，各级都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从而掌握了应变委员会的领导权。应变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公开地开展了保护海关完整、保障职工生活、保卫地方安全“三保”运动。

人民保安队臂章

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要求各基层单位建立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并在此基础上组成秘密的人民保安队。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随之正式成立纠察队，报名者达400多人，8人一队，分为50余队。纠察队队员日夜集中在海关，保好设备、档案、物资及海关经管的仓库、码头、车辆、船只等。港警队和关警队是江海关两支武装力量，分别担任黄浦江的巡防和江海关、海关总税务司署所属的大楼、宿舍、码头、仓库的警卫工作。解放前夕，港警队有警卫297人，关警队有400余人，分35个小队，相当一部分正副队长系黄埔军校毕业生。4月，纠察队吸收了关警、港警的武装力量，队员达到500多人。并且关警、港警冲过国民党封锁的黄浦江，打开了浦东的海关军火库，取出583支步枪，10挺机枪和63箱子弹，搬进江海关大楼地下仓库。

海关关警队

5月19日，按中共上海市地下市委指示，海关正式成立人民保安队，取代纠察队，由林培森任队长，受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总部指挥。次日，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指挥中心秘密移驻江海关大楼，张承宗、刘长胜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亲临指挥，由港警一个小队保护总部安全。

为了迎接解放军，王致中部署在海关钟楼升红旗，殷之瑾、黎昌严、沈曦中、叶筠、洪宝仪等海关女职员立刻行动。洪宝仪和丈夫姚寿山同为海关关员，1948年底刚结婚，他们把亲朋好友们送的红喜幛拿出来，和海关女职员一道把红喜幛接起来，组成一面“红旗”。这面旗上面用什么做标记？她们想起当时苏联的国旗图案，于是在“红旗”的左上角缝上镰刀和锤子。禇建民、江国庆、杨之蟾、陈庆鸿等人在愚园路杨之蟾家中秘密缝制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条幅，还做了一面写着“献给人民解放军”的锦旗。

5月25日凌晨4时半，在外滩的标志性建筑——江海关大楼正面6楼往下挂出一条长达30米的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在江海关钟楼顶上，升起了外滩第一面红旗。关员点燃了一挂长长的鞭炮，清脆的声音划破了外滩的天空，打破了晨曦的寂静。巨幅的标语、鲜艳的红旗和响亮的鞭炮声，不仅宣告着海关近百年屈辱历史的结束，而且预告着上海即将获得新生。

1949年5月25日，上海外滩解放情景，海关钟楼上巨幅标语清晰可见。

两天后的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1950年2月16日，江海关正式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中国海关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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