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上海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似乎正在降低，相比专业机构更倾向居家养老。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万里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理事长丁勇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以前相比，近期我们家庭照护床位的业务量有两到三倍的增长，来咨询的老人和家属也明显更多了。”

所谓家庭照护床位，是一种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使老年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如同住在养老院般的照护服务。从2019年起，上海首先在中心城区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去年全市开设家庭照护床位达1000余张。但多位委员调研后发现，目前老人对“家床”服务的接受度仍不高，建议丰富完善配套服务、联合医疗资源和机构参与，让老人不出家门也能享受更加专业的照护。

家庭照护给老人更多陪伴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多一分陪伴，少一份愧疚。”和记者谈起自己的妻子，72岁的周老伯心情难掩沉重。8年前，妻子确诊为脑萎缩引起的阿尔兹海默症，病程初期，妻子尚有自理能力，但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目前已进入病程中期末端，生活能力严重退化，这给周老伯带来了很大的照护压力。

与此同时，妻子正在渐渐遗忘他，这给照护带来了更多难度。“她有时叫我小名，有时又完全不认识我，好像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这，周老伯哽咽了。但在妻子的视角中，家里却多了个陌生人，导致她不敢上厕所，宁可忍着，好不容易被劝进洗手间，却不肯脱裤子。最让周老伯头疼的是洗澡问题，“她特别抗拒，只要我帮她脱衣服就哇哇叫，可是夏天哪能不洗澡呢，老人也得有尊严呀”。

更让周老伯难过的是，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阿尔兹海默症的平均生存期为5-10年，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理想的情况，留给他和妻子共同度过的时间也不多了，而随着自己老去，他对妻子的照护已越来越力不从心。

去年11月，周老伯就已联系好养老机构，准备将妻子送去接受专业照护，但每每想到要和共同生活40多年的妻子分隔两处又舍不得，眼泪不知掉过几回，想着自己还有些力气，便一拖再拖。“她一走，我就彻底没人可以讲话了。”周老伯坦言，自己无法承受这份孤独。

今年，一次带妻子去医院复诊的机会，周老伯从医生处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他考虑再三，与机构签订了3个月的服务合同，从8月起，照护人员每天上门2-3小时，同时为其安装了可以监测睡眠等指标的智能床位，一个多月下来，周老伯发现妻子的病情发生了明显改观，在专业照护人员的陪伴下，妻子情绪得到明显改善，洗澡也不再成问题。

据介绍，家庭照护床位可以根据老人或家属的要求定制相关服务，在周老伯家，照护人员上门提供唱歌、跳舞、画画等专业的认知障碍干预疗法，让老人思维活跃起来，从而改善行为。这些都是周老伯此前并不知道也无力做到的事。更让他满意的是，遇到紧急情况，他可以24小时联系机构寻求帮助。“现在我每天都能陪着妻子，还能一起下楼散散步。”

“家庭照护床位的核心是把专业照护服务送到家里，从而尽可能推迟老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时间，让老人获得更多家人的陪伴。”在丁勇看来，切断老人与家庭的情感联系是机构的劣势所在。在调研中他也发现，老人被送去养老机构后，家属的焦虑也随之上升，这对老人的健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疫情期间，家属探视受到限制，“家床”服务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老人来说，这为老年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选项。

配套服务仍有待丰富完善

上海各区从2019年就开始探索家庭照护床位的设置，但实际接受服务的老人并不多，在部分中心城区，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对象仅数十人，多的也仅有一两百人。在多位来自养老行业的委员看来，老年人和家属接受度低，主要是卡在“服务关”，目前“家床”服务和管理尚未形成相对规范化的标准，老人对服务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的服务内容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首要的症结是服务目标人群不够明晰。养老行业人士认为，与普通的家政服务不同，“家床”服务强调更为专业化、综合化的照护，特别是针对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能提供相对较好的居家养老照护，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别于普通的居家养老服务。

但市政协委员、上海金福养老院董事长徐兵调研后发现，目前，“家床”服务对象大多仍旧是围绕使用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包括部分“困难救助老人”，与长护险服务也多有重叠，没有真正以中重度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为主，未能体现家庭照护床位为机构养老床位向家庭延伸的真正意义。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市各区推出的试点中，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服务更集中于老年家政、助餐、代配药等助老服务，专业护理服务相对欠缺。在丁勇看来，家庭照护床位的核心对象应该是那些接近要送入养老院的老人，但同时家属欠缺一些专业服务，不应将其与助餐或助老对象混为一谈。

“比如，为老人做饭和给老人喂饭，看似是同一件事，其实完全不同。”丁勇解释说，前者属于家政服务，从市场上购买服务并不难，后者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护理操作，“在日本喂饭是要拿听诊器听喉咙的，否则容易把饭喂到肺里，‘家床’服务应当补足类似的专业空缺。”

服务不够明晰甚至产生了资源的浪费。调研发现，有些试点地区的“家床”服务中配有助餐服务，导致老人“为了要吃这一餐，不得不在家里安一张用不着的照护床位”，这显然与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委员们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为“小规模的、有刚需的、精准化的”，以“达到一定高龄及失能程度的居家老年人”为核心面向，以区别于现有的长护险服务。

除了服务内容，可及性也是影响老人和家属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照护床位不仅仅是一张床的物理概念，而是建立在“服务+硬件”基础之上的居家机构化，为了模拟机构，家庭照护床位需要配备24小时远程看护体系，通过智能技术识别家庭照护者可能的疏忽，并进行上门服务的投递。根据上海出台的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方案，提供家床的专业养老机构，一般需形成15分钟服务半径，才能确保及时响应老人需求。

徐兵坦言，由于各区和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制定服务内容细则，与真正意义上要达到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候等待、15分钟快速反应的要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导致服务机构难“敲开”老人家门。他建议，应完善资源整合的配置机制，构建基层相关涉老部门以及各方服务主体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服务主体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实现服务终端整合供给。

联合医疗资源机构参与

在家庭照护床位配套的专业服务中，医疗服务往往是最关键的一项。丁勇和团队调研过日本140多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数据，发现在机构养老的一天24小时服务中，康复及专业医疗护理约占20%，虽然占比不大，但这部分专业需求往往决定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起到兜底的作用。

在采访中，一位从事家庭照护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门的专业人员中，离不开护士等医疗角色，负责帮助老人进行药物管理，因为很多老人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需要专业的用药指导。“特别是认知障碍老人，必须有医疗支持，除了护士，通常还配备有康复师、精神科医生、营养师等等，进行多学科联合会诊。”

一个月前，李阿姨为自己的老伴申请了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她的老伴今年62岁，患有混合型痴呆，发病已10年。此前，李阿姨的老伴在养老机构内住过一周时间，发现并不合适，最后只好住回家。“在机构内的护理区，其他老人都卧床，他还有行动能力，不适合住，但生活区都是健康老人，他也不适合住，就很尴尬。”

通过“家床”服务，机构为李阿姨老伴提供医药联合的服务，通过设备进行睡眠监测，收集生命体征数据，并反馈给医院。如果需要复诊，工作人员也会提前把病情整理好交给医生，甚至还能在家提供视频远程会诊服务，以便调整药物，这在疫情期间帮了李阿姨很大的忙。

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医”和“养”的服务资源传统上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在资源整合方面仍存在现实困难。委员们认为，依托上海推出的家庭病床服务，可以部分弥补老人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这需要统筹相关的服务资源。

记者注意到，上海从去年底开始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明确提出老年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试点医疗机构可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内部医疗机构增设“上门巡诊”等服务方式，为养老机构内老年人提供便捷、规范的医疗护理服务。

丁勇在调研中发现，在上海的老年医疗机构中，老年护理院占相当高的比例，但由于政策等因素，老年护理院在“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领域依旧处于缺位状态，建议鼓励有条件且资质合格的老年护理院申请增设“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服务方式，进一步满足失能失智等老人的医疗需求，同时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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