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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送进养老院 家属照护又力不从心?他们这么做

2022年10月10日10:11 |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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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愿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家属又没照护能力怎么办?他们决定这么做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上海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似乎正在降低,相比专业机构更倾向居家养老。对此,市政协委员、上海万里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理事长丁勇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以前相比,近期我们家庭照护床位的业务量有两到三倍的增长,来咨询的老人和家属也明显更多了。”

所谓家庭照护床位,是一种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使老年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如同住在养老院般的照护服务。从2019年起,上海首先在中心城区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去年全市开设家庭照护床位达1000余张。但多位委员调研后发现,目前老人对“家床”服务的接受度仍不高,建议丰富完善配套服务、联合医疗资源和机构参与,让老人不出家门也能享受更加专业的照护。

家庭照护给老人更多陪伴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多一分陪伴,少一份愧疚。”和记者谈起自己的妻子,72岁的周老伯心情难掩沉重。8年前,妻子确诊为脑萎缩引起的阿尔兹海默症,病程初期,妻子尚有自理能力,但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目前已进入病程中期末端,生活能力严重退化,这给周老伯带来了很大的照护压力。

与此同时,妻子正在渐渐遗忘他,这给照护带来了更多难度。“她有时叫我小名,有时又完全不认识我,好像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这,周老伯哽咽了。但在妻子的视角中,家里却多了个陌生人,导致她不敢上厕所,宁可忍着,好不容易被劝进洗手间,却不肯脱裤子。最让周老伯头疼的是洗澡问题,“她特别抗拒,只要我帮她脱衣服就哇哇叫,可是夏天哪能不洗澡呢,老人也得有尊严呀”。

更让周老伯难过的是,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阿尔兹海默症的平均生存期为5-10年,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理想的情况,留给他和妻子共同度过的时间也不多了,而随着自己老去,他对妻子的照护已越来越力不从心。

去年11月,周老伯就已联系好养老机构,准备将妻子送去接受专业照护,但每每想到要和共同生活40多年的妻子分隔两处又舍不得,眼泪不知掉过几回,想着自己还有些力气,便一拖再拖。“她一走,我就彻底没人可以讲话了。”周老伯坦言,自己无法承受这份孤独。

今年,一次带妻子去医院复诊的机会,周老伯从医生处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他考虑再三,与机构签订了3个月的服务合同,从8月起,照护人员每天上门2-3小时,同时为其安装了可以监测睡眠等指标的智能床位,一个多月下来,周老伯发现妻子的病情发生了明显改观,在专业照护人员的陪伴下,妻子情绪得到明显改善,洗澡也不再成问题。

据介绍,家庭照护床位可以根据老人或家属的要求定制相关服务,在周老伯家,照护人员上门提供唱歌、跳舞、画画等专业的认知障碍干预疗法,让老人思维活跃起来,从而改善行为。这些都是周老伯此前并不知道也无力做到的事。更让他满意的是,遇到紧急情况,他可以24小时联系机构寻求帮助。“现在我每天都能陪着妻子,还能一起下楼散散步。”

“家庭照护床位的核心是把专业照护服务送到家里,从而尽可能推迟老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时间,让老人获得更多家人的陪伴。”在丁勇看来,切断老人与家庭的情感联系是机构的劣势所在。在调研中他也发现,老人被送去养老机构后,家属的焦虑也随之上升,这对老人的健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疫情期间,家属探视受到限制,“家床”服务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老人来说,这为老年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选项。

配套服务仍有待丰富完善

上海各区从2019年就开始探索家庭照护床位的设置,但实际接受服务的老人并不多,在部分中心城区,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对象仅数十人,多的也仅有一两百人。在多位来自养老行业的委员看来,老年人和家属接受度低,主要是卡在“服务关”,目前“家床”服务和管理尚未形成相对规范化的标准,老人对服务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的服务内容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首要的症结是服务目标人群不够明晰。养老行业人士认为,与普通的家政服务不同,“家床”服务强调更为专业化、综合化的照护,特别是针对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能提供相对较好的居家养老照护,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别于普通的居家养老服务。

但市政协委员、上海金福养老院董事长徐兵调研后发现,目前,“家床”服务对象大多仍旧是围绕使用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包括部分“困难救助老人”,与长护险服务也多有重叠,没有真正以中重度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为主,未能体现家庭照护床位为机构养老床位向家庭延伸的真正意义。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市各区推出的试点中,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服务更集中于老年家政、助餐、代配药等助老服务,专业护理服务相对欠缺。在丁勇看来,家庭照护床位的核心对象应该是那些接近要送入养老院的老人,但同时家属欠缺一些专业服务,不应将其与助餐或助老对象混为一谈。

“比如,为老人做饭和给老人喂饭,看似是同一件事,其实完全不同。”丁勇解释说,前者属于家政服务,从市场上购买服务并不难,后者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护理操作,“在日本喂饭是要拿听诊器听喉咙的,否则容易把饭喂到肺里,‘家床’服务应当补足类似的专业空缺。”

服务不够明晰甚至产生了资源的浪费。调研发现,有些试点地区的“家床”服务中配有助餐服务,导致老人“为了要吃这一餐,不得不在家里安一张用不着的照护床位”,这显然与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委员们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为“小规模的、有刚需的、精准化的”,以“达到一定高龄及失能程度的居家老年人”为核心面向,以区别于现有的长护险服务。

除了服务内容,可及性也是影响老人和家属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照护床位不仅仅是一张床的物理概念,而是建立在“服务+硬件”基础之上的居家机构化,为了模拟机构,家庭照护床位需要配备24小时远程看护体系,通过智能技术识别家庭照护者可能的疏忽,并进行上门服务的投递。根据上海出台的家庭照护床位试点方案,提供家床的专业养老机构,一般需形成15分钟服务半径,才能确保及时响应老人需求。

徐兵坦言,由于各区和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制定服务内容细则,与真正意义上要达到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候等待、15分钟快速反应的要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导致服务机构难“敲开”老人家门。他建议,应完善资源整合的配置机制,构建基层相关涉老部门以及各方服务主体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服务主体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实现服务终端整合供给。

联合医疗资源机构参与

在家庭照护床位配套的专业服务中,医疗服务往往是最关键的一项。丁勇和团队调研过日本140多家养老机构的服务数据,发现在机构养老的一天24小时服务中,康复及专业医疗护理约占20%,虽然占比不大,但这部分专业需求往往决定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起到兜底的作用。

在采访中,一位从事家庭照护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门的专业人员中,离不开护士等医疗角色,负责帮助老人进行药物管理,因为很多老人常年服用精神类药物,需要专业的用药指导。“特别是认知障碍老人,必须有医疗支持,除了护士,通常还配备有康复师、精神科医生、营养师等等,进行多学科联合会诊。”

一个月前,李阿姨为自己的老伴申请了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她的老伴今年62岁,患有混合型痴呆,发病已10年。此前,李阿姨的老伴在养老机构内住过一周时间,发现并不合适,最后只好住回家。“在机构内的护理区,其他老人都卧床,他还有行动能力,不适合住,但生活区都是健康老人,他也不适合住,就很尴尬。”

通过“家床”服务,机构为李阿姨老伴提供医药联合的服务,通过设备进行睡眠监测,收集生命体征数据,并反馈给医院。如果需要复诊,工作人员也会提前把病情整理好交给医生,甚至还能在家提供视频远程会诊服务,以便调整药物,这在疫情期间帮了李阿姨很大的忙。

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医”和“养”的服务资源传统上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在资源整合方面仍存在现实困难。委员们认为,依托上海推出的家庭病床服务,可以部分弥补老人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这需要统筹相关的服务资源。

记者注意到,上海从去年底开始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明确提出老年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试点医疗机构可通过“互联网+”、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内部医疗机构增设“上门巡诊”等服务方式,为养老机构内老年人提供便捷、规范的医疗护理服务。

丁勇在调研中发现,在上海的老年医疗机构中,老年护理院占相当高的比例,但由于政策等因素,老年护理院在“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领域依旧处于缺位状态,建议鼓励有条件且资质合格的老年护理院申请增设“社区巡诊和家庭病床”服务方式,进一步满足失能失智等老人的医疗需求,同时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压力。

(责编:严远、轩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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