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想象力、创造力 抬升当代电影创作地平线

李建强

■跳出原来已经相对固化、供给过剩的领域和样本，让思想冲破牢笼，用创意开发市场，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观影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代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才会对创作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才可能更好地实现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建构

■只有当我们的产品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兼有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双重刻度，向消费的纵深扩展，它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才会完全呈现，电影的精品战略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近年来，一些电影精品的创作越来越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人以莫大的精神冲击和审美感召。不过，不少研究认为，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需要想象力，只有那种“具有超现实、后假定性美学和寓言性特征的电影”才能进入想象力消费的行列，才具有想象力消费的品质。对此，笔者觉得似有辨析和匡正的必要。

众所周知，电影艺术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产物。电影浩瀚的时空足以承载无穷的想象力，任何内容、题材、形式、风格的电影，包括现在主打的新主流大片，都可以而且应该具有想象力，因为这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创造力、能否赢得观众的重要标准之一，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在Z世代和千禧一代已经成为主体观众群的当下。

前不久上映的电影《1921》，描绘的是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征程。按常规思路，这样重大严肃的革命历史题材，必当用如椽写实、中规中矩的笔法，不能随便越雷池一步。而该片主创团队一开始就明确：《1921》不仅要“完成叙事”，更要“完成对话”，让新时代的观众触摸到百年前的历史温度。用黄建新导演的话说：“我们想的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一部真正好看的电影。”整部影片充满了想象力，将历史、抒情、纪实、惊险等多种手段糅合在一起，是一部神采飞扬、致敬历史、点燃当下的作品，看后令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同样，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为原型的电影《革命者》，摆脱写实主义电影的经验范畴，“以一种类似齿轮咬合传动系统式的精密性，将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初心’情动化”，激情四溢，将早期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嵌入每一个受众的心里。特别是该片呈现毛泽东、陈独秀等的独特视点，表现张学良、蒋介石、吴郁文等的别样视角，出神入化人物，迭代重组历史，以前所未有的表述和显现，给人以不尽的联想和想象，大大延伸了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地平线。

像《1921》《革命者》这样传统的历史正剧都可以如此挣脱羁绊、神思飞越，还有什么题材不可以充满想象力、不可以别具一格呢？从近期一批新主流大片出奇制胜的成功实践来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人为地设定想象力的疆域地界。跳出原来已经相对固化、供给过剩的领域和样本，让思想冲破牢笼，用创意开发市场，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观影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代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才会对创作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才可能更好地实现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建构。

由此，笔者想呼唤两点：一是善于用消费想象力去引导想象力消费。想象力消费是对观众而言的，消费想象力主要是对生产者而说的。两者之间的无缝对接，正是当代电影艺术新的爆发点。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一个影像故事主要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让观众能够接受它，要给观众留有充分想象的可能和空间。特别是进入新消费时代以后，观众更多需要的常常不再是静态的情感宣泄，而是一种自我投射、自我沉浸、自我定位；是通过影像确证家国情怀、感悟自我标识。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既要了解自己擅长什么、表现什么、主打什么，更要知晓观众想看什么、认同什么、会意什么，注重想象力的接续、传递和生发。

新近有两部主流作品就很有说服力。一部是《柳青》。影片是根据柳青的女儿所著传记改编的。由于受到情感和身份定位的限制，柳青在片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依照“可敬的父辈”“人民的作家”的基调来铺设的。过分恒定和完满的人格预设，使观众可以发挥的想象空间比较有限，再加上年轻观众对柳青这个历史人物缺乏了解，难免有一种远隔千里的感觉，难以产生同频共振（影片拍得相当认真、相当用心，但最终只是被淹没在波澜不惊的影市“一日游”榜单里）。另一部是《守岛人》。同样以真实的模范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但影片从日常入手，通过人物一次次在守与走、得与失、苦与乐中的心灵博弈，将人物放在平凡与非凡之间转换、游弋和挣扎，布满了生活的质感和可以扩张的精神矢量，正是这一系列潜伏的心理留白和空间，带动了观众的想象力消费，最终票房超过1.37亿元（与同期上映的《柳青》形成对照）。可见，一部作品想要获得市场预期，应在制作过程中驱动消费想象力，特别是要善于把观众的愿望、立场和趣味吸纳进来，用消费想象力去引导想象力消费，留出更多的罅隙和空缺，让观众通过自我感悟来加以补充和缝合，这对于引导和链接消费都甚是重要。

二是善于创造和坐实各种新的想象力消费点。电影潜藏的魅力无所不在，传统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较多依赖的是视觉和听觉，主要作用于人的神经元，在大脑皮层相关区域形成兴奋曲线。实际上，电影的每一个横断面，包括选题内容、情感格调、叙事方式、风格呈现，甚至排映方式、影片预告和档期安排等，都可能影响观众的消费倾向，有些甚至较之前者更能够调动观众的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因此一样也不能将就，一项也不可凑合，以形成更高、更清晰、更可辨的性价比。看近年来一些老少咸宜的“高消费”电影，如《你好，李焕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其实它们大多在视觉和听觉方面并无特别加持。《你好，李焕英》因为主打“母爱”，和“合家欢”牵手而爆棚；《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因为颂扬爱国主义，与“国庆档”合拍而出圈；《中国机长》因为再现生命体验而惊艳……在这里，消费者得到的不仅是视听觉的刺激惊愕，更借助文本在心理补偿、宣泄情感、认知历时和共时的诸多情境上得到了满足，兑现了自己心目中的“高性价比”。

对于性价比，我们过去关注甚少，经济学家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追求性价比，追求产品品质已经成为新中产最看重的消费内涵。”“高性价比的产品，才是年轻人最主要的消费需求。”对影像品质的严苛与挑剔，成了这几年主流大片崛起的基本要素，也成为市场冷热的分水岭。只有当我们的产品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兼有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双重刻度，向消费的纵深扩展，它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才会完全呈现，电影的精品战略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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