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出自著名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1891—1946）的笔下，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以“小先生制”普及教育

1932年10月1日，位于宝山大场的孟家木桥有了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学校，创办人正是陶行知。因为学校地处宝山（宝山旧属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上海之间，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危急，所以学校取名 “山海工学团”。“工”是工作，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是科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是团结，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陶行知就此将工农青少年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

学校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人，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木工、漆工、种植、织袜、养蜂等生产劳动。第二年秋天，大场沈家楼成立了棉花工学团，陶行知、张劲夫兼当顾问，推广棉花良种斯字棉。由于产量较本地之前种植的鸡脚棉高出2至3倍，新棉种迅速从孟家木桥、沈家楼推广到整个大场地区与顾村、罗店等地。不久，侯家宅的共和茶园、养鱼工学团，肖场的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相继建立，入学的有好几百人。

最早的团址——孟家木桥张兰庭家

为了解决日常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等矛盾，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制”。“小先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者为师”，而是知者为师、能者为师，以知识和能力掌握的先后为标准，与年龄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陶行知说：“每个人，即使是只学习过几个月，只要学到一点，就应当把他学到的教给别人，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可当‘小先生’。”

陶行知在“山海小先生总动员大会”上讲话

1934年1月，“小先生制”正式开启，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广下，仅仅10个月，上海就有了18000名“小先生”，并很快推广到28个省市，使全国的教育运动推向高潮。1936年春天，工学团开办了艺友班，以提高“小先生”的思想文化水平。来任教的有沈钧儒、田汉、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薛暮桥、萨空了等学者、艺术家、社会进步人士，他们通过自身的实践上课，辅导了许多“小先生”。

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

其时，工学团对农民、妇女、儿童的教育，陶行知提倡以简单明了的歌谣形式，紧扣抗日救亡运动和思想觉悟的启发。工学团所处的大场地区多为菜农，面对生活的日益艰难，菜价不断贬值，工学团以上海话编写了这样的课文：

一担小菜，

挑到上海。

从前洋钿三块半，

现在勿满一块。

一家老小，

养勿活快哉！

工学团周围住着许多市区工厂的女工和童工，为了引导他们思考生活痛苦的原因，又自编了这样的课文：

问阿姐，问阿哥，

为啥道理我伲工人生活苦？

隔壁格伯伯话，

为啥我伲工人生来就命苦。

我越想，越糊涂，

同是爷娘生，

为啥洋行大班生来就不苦？

阿姐，阿哥，

请侬告诉我。

陶行知先生（左二）在山海工学团 （资料照片）

山海工学团从成立之初起，便成了党的重要联络点，其中有着两个党的组织——“教联”与“中青”。“教联”是上海教育工作者联盟，后称为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青”是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1936年春，“教联”“中青”合并为“国难教育社山海分社”。1932年，受陶行知之邀，原国务委员张劲夫成了一名工学团教师，1934年加入了“教联”，1935年担任团长，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曾说：“陶夫子在人民至上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给我的教益，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而恰在这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在我面前，帮助我学习社会科学，使我在思想上很自然地接受党的影响。”

新安旅行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青少年文艺团体，1934年来到上海，然而此时的陶行知正遭受着丧母之痛。10年前，陶行知担心自己遭遇不幸，为了让母亲的生活有所保障，他为母亲购买了20年的人寿保险，每年100元，如今母亲已逝，他取出已交了10年的保险费，为山海工学团与新安旅行团购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一台供放映机使用的发电机，以及相关的影片，供山海工学团与新安旅行团放映，以唤起民众共同抗日，新安旅行团而后带着这架放映机走遍了华北、华南，宣传抗日。就这样，山海工学团在陶行知的带领下，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工学团所在的地区成为战区，工学团被迫停办了。部分师生在张劲夫的带领下，参加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抗日前线；部分师生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起里弄工学团，创办难民教育，创办报童学校；部分师生参加孩子剧团，到全国各地宣传抗日；还有一部分在难民收容所工作，以后返回大场进行革命斗争。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纵观山海工学团这一时期，陶行知的思想经历了人生的重要飞跃。陶行知原名文濬，缘于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遂更名“知行”。随着认识的深入，他在工学团的办学中逐渐领悟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1934年，他提出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理念。这年7月，他将名字正式改为陶行知，并终身以此理念自勉。

同时，陶行知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自己诸多重要著作的撰写、出版，如1932年出版了《斋夫自由谈》、1933年出版了《知行诗歌集》、1935年出版了《老少通千字课》等。因山海工学团的校舍为大场一座古庙，于是以“古庙”为题将1933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定名为《古庙敲钟录》，这本中国现代教育小说的经典之作，详细叙述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以及“小先生制”与“工学团”，他说古庙学校既是一所小学堂，又是一个小工场、小社会，三者“打成一片”，工学团扩大到社会组织的每个角落，就能拯救中华民族。

抗战初期，陶行知前往重庆，在重庆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回到上海；5月21日，工学团在大场沈家楼复校开始了新的教学，此时，学校更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又设立了育才学校驻沪办事处，预备将育才学校迁至宝山。遗憾的是，仅仅两个月后，陶行知因长期过度劳累去世了，终年55岁。

宝山大场的本地商人赵视庭、赵竹林父子十分敬仰陶行知，听说育才学校将要回迁的消息，将位于大场余庆桥附近自置的赵家花园（即今大场行知路180号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内）的土地、竹园、房屋无偿捐赠学校，作为校舍使用。1947年4月，学校在陶行知的学生马侣贤等人的安排下分批迁入大场，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学校已发展有6个班级、学生200多人、教职员工35人。

1986年10月18日，一群人进入修缮一新的山海工学团旧址，走在前面的是原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这天是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开馆的日子，馆内环境幽雅，园中有池塘、小桥、山石环绕着以汉白玉制作的陶行知头像及手持书卷的坐像。2002年，由于市政改造，纪念馆迁往了大场南部的行知公园内，由一组兼具徽式和苏式特色的建筑组成。崭新的纪念馆内布置有山海塘、行知堂、展览厅与学生互动体验区。东门外是一组以《教人求真》为名的“小先生”群像雕塑：陶行知身着长衫，手握课本，亲切地关注着教授农友读书识字的“小先生”们；东门内，迎面立着手持书卷的陶行知汉白玉雕像，背景墙上镌刻着陶行知手书“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荷塘、水榭、曲桥、曲廊、馆舍楼阁，既有徽州民居的古老质朴风貌，又有苏州园林的玲珑精美韵致，与周边粉墙黛瓦的小楼交相辉映，景色宜人。

2016年，宝山区政府致力打造“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纪念馆和大华行知公园实行“馆园一体”，纪念馆基本陈列作了重新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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