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是一個“城中村”，村中建廠，廠中有廠，外來務工人員相對集聚。自此輪上海疫情暴發以來，因歷史遺留的各種復雜問題讓這個平靜的村庄，逐漸成為了“風暴點”。

這個僅有0.8平方公裡的行政村，下轄5個村民小組和39家企業，共9000余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7900人，佔總人口的88%。本輪疫情暴發后，感染人數居高不下，最高單天確診病例106例。這讓12名在各處“救火”的基層干部，在經歷了50多天超負荷工作后，逐漸難以招架。

與此同時，一場拔點攻堅行動也在嘉定全區同時展開，一群由江橋鎮黨委組織的“追陽人”臨危受命，第一時間奔赴“點位”。

挺過這個極限，就是勝利的終點

4月18日晚，五四村得到了多方支持，以點位指揮長張國民等5人組成工作組，從增建村緊急馳援五四村。

“18日，增建村連續2天全員核酸檢測結果陰性，意味著我們結束了連續25天的駐點工作。當天晚上19點左右，接到鎮黨委書記電話，說要緊急馳援五四村。”張國民說，“當時大家的身體和心理其實都已經十分疲憊。但是，江橋是我們的家鄉，江橋人義不容辭。”

僅僅30分鐘，張國民和同事們就直奔五四村。隨后的幾天裡，點位上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增加到了93人。這一系列的增援動作，給五四村的基層干部和群眾帶去了強烈的信心。

當晚，五四村一位年輕的干部在匯報工作的最后，哽咽著說道，“我們每天忙到凌晨3點睡覺，清晨5點就要准備新一輪的核酸檢測。做了那麼多，換來的卻是不斷增加的陽性病例和村民的不理解……”50多天的連續高強度作戰，讓這位年輕的村干部，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張國民看來，村干部的體能與信心已經到了極點，50多天滿負荷、超負荷，幾乎24小時連軸轉工作。作為點位指揮長，他必須要給戰友們鼓勁加油，給他們信心，才能激勵他們。所以，張國民用自身跑馬拉鬆的經歷，來鼓勵自己的戰友：“撞牆期”后就是勝利的沖線。

“我是一個跑馬拉鬆的，我深深知道目前五四村的疫情，就好像在跑一場全程馬拉鬆。現在已經到了馬拉鬆最艱難的35公裡‘撞牆期’了。我不斷地告誡自己和我的團隊，頂一頂，再頂一頂，挺過這個極限，42.195公裡的終點就在眼前了，勝利就在眼前了。如果頂不過去，就會前功盡棄。”張國民說，“我們努力拼命工作，村民們看在眼裡。我們每天在重災區走街串巷時，一直在給村民們信心，這個時候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摸清底數，用數據說話

“配藥難、就醫難、保供難……大量的工作已經超出了一個行政村的能力極限。每天村委會的電話24小時都有人撥打，還有很多電話根本打不進來。”江橋鎮五四村黨總支第一書記顧華杰介紹說，“每一個村干部都在一線，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難題。”

好在拔點攻堅工作組進駐后，人手方面的捉襟見肘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我們駐點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數據分析組，排摸全村信息，並對所有數據進行分析。”張國民說，“與增建村等純農村不同，這裡是江橋鎮最大的城中村，村裡有大量的企業廠房，廠房裡還有宿舍。這裡居住著大量的本地人和租客，人員結構復雜。我們必須第一時間掌握‘火點’，及時作出有效的應對。”

為此，工作組調配了熟悉數據分析的工作人員，對於每天的動態信息制作日報。在第一份日報出爐后，根據實際情況，工作組將所有工作細分成了指揮組、生活保障組、核酸檢測組、物資保障組、后勤保障組等11個工作組，並推出12條“最嚴公約”，開展村級防疫工作。

“抓好數據分析，對於研判疫情走向非常重要。每天進行數據分析，疫情的趨勢、病例出現在哪裡、出現的原因、漏洞在哪裡，從而尋求補救的措施。”張國民介紹，11個工作組每天會在吃早飯或是晚上貼核酸碼時碰頭，交流工作得失，進一步改進工作方法。

工作方式的改變，讓五四村有了新變化

隨著工作組的駐點，時間和經驗上的累積，讓五四村正常運轉逐步有了新秩序。

作為物資組組長的徐超，每天睜開眼睛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保供。在他的工作手機上，一連串的數字就是他每天所需的物資“耗材”，小到消毒片和棉簽，大到帳篷和支架，他就是五四村的物資“大總管”。

“我原來是從事紀檢工作的，第一次負責防疫工作，一上來是有些生疏，因為從來沒有調配那麼多的物資的經歷。”徐超說，“工作組裡的每一個人都在不斷地打破自己的舒適圈和知識領域，都在竭盡全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特別是徐超和同事們重新調整后的採樣路線和流動採樣方式，將廠區分為四個板塊並分組採樣。4月27日，五四村全員完成檢測時間縮短了3個小時。很多村民在採樣中說，“今天的排隊時間變短了。”

而在顧華杰看來，城中村最大的困難在於基礎設施陳舊。這裡80%的村民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廚房也是共用的。全村一共設有5個公共廁所，平日裡供村民使用。

但是疫情在五四村暴發后，公廁成為了人員最為集中的場所。“工作組駐點后，我們提出了好幾個關於廁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比如，每家發放塑料馬桶、分時段使用、安排志願者全天候消殺等等。”顧華杰介紹說，最終，村裡決定採用最嚴密的公廁管理方式：村宅內5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廁安排2人24小時看守，對上廁所的每一個人進和出兩次消毒，另外再安排4個保潔員隨時清潔衛生。

“雖然這樣十分繁瑣。但是，在當下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管理方式。”顧華杰說，“通過和村民的溝通，這樣的方式也緩解了村民心中對於病毒傳播不確定因素的焦慮。”

此外，工作組出台的12條“最嚴公約”，嚴格消毒消殺，每天上下午各4次對村宅大環境大規模消殺。在轉運相關人員之后，專業消殺隊進樓道進房間消殺。每家每戶分發一個噴壺和一瓶消毒片，指導村民自行隨時消殺﹔在垃圾管理方面，村宅內清潔工每天2次道路清掃，4次垃圾清運，並做好生活垃圾消殺工作﹔部分點位發放塑料馬桶、垃圾袋，防止糞便傳播﹔下水道、污水道及時疏通並消殺等。

讓熟悉村情的干部騰出雙手

在工作組的牽頭之下，幾項原本村干部根本沒精力做的事情又重新提上了議程。

“比如與村民的信息溝通，協調重點區域的消殺和垃圾的清運，給不願轉運離村的村民做思想工作……”顧華杰說，“村民的不配合源於對於未知的焦慮、恐慌和不解。明確人員分工細化后，基層干部就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面對老百姓做工作。”

在顧華杰看來，1000個人就有1000個家庭的故事，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如何讓這些故事不再因為疫情變成“事故”，關鍵在於溝通。

讓顧華杰記憶猶新的是，有一個10歲大的孩子跟著爺爺奶奶被封控在村宅內，父母則封控在自己所在社區中，不巧的是，這對老人相繼確診陽性，留下這個未成年孩子為密接，因為擔心孩子，老人們堅持不肯前往方艙。為此，他前后聯系了孩子的父母、所在社區和定點醫院，一切安頓好后，這才成功勸說兩位老人前往方艙。

“在工作組下沉之前，我們每一個村干部都是超負荷工作，疫情最嚴重的那幾天，每天就睡兩三個小時，實在沒有精力做其他事情。”顧華杰說，“工作組下沉后，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讓我們堅持到了現在，也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截至記者發稿前，江橋鎮共計安排5個“拔點”工作組、32名區、鎮兩級下沉干部，先后深入五四村、星火村、富友嘉園、江橋二村和大宅風范城，與村居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一點一策”強力推進“兩村三居”的拔點工作。

（來源：上海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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