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門時報）

近代以來，中國海關一直為英美等西方人把持。中國共產黨初創之時，就關注關稅和海關。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11條原則，第一條就是“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7月，中共二大宣言，強烈譴責關稅不自主對國家的危害。從此以后，紅色的種子以無窮的生命力沖破江海關厚厚的石牆，在洋人的勢力范圍內落地生根發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0余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於“把中國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袋子裡”。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從自發組織到黨的領導

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開埠。1853年9月7日，小刀會佔領江海北關大樓，清朝海關官員倉皇逃往租界，關印失落，江海關停止運轉。次年7月4日，英、美、法領事各推薦一人為司稅，組成關稅管理委員會，幫辦清朝政府關務。此后近百年，中國海關先后經歷英國人李泰國、赫德、安格聯、梅樂和、美國人李度主政，以及偽海關時期。一個政府部門長期由外國人領導管理，除海關之外絕無僅有，江海關成為中華民族近代國弱民窮的縮影。

五口通商后，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進出口貿易值佔全國近一半。20世紀20年代，上海逐漸成為遠東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1926年，上海出口總值增至9.58億海關兩。江海關職員超過千人，其中華籍職員佔四分之三，但是華員職位很低，大多充當雜役，薪資不到同等崗位洋員的6成，還經常受到洋員欺壓。長期以來，華員忍氣吞聲，又無能為力。20世紀20年代后期，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推動江海關群眾從無組織抗爭到有組織發動，先后成立了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海關華員聯合會、海關同人俱樂部等一系列組織。然而直到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江海關創立，才真正領導海關職員開始有組織、有力量的斗爭。

組織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

1926年10月23日和1927年2月22日，為配合北伐進軍﹐推翻北洋軍閥反動統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工人階級先后舉行二次武裝起義。武裝起義雖然遭遇失敗后，但蓬勃的工人運動大大點燃了海關華員爭取權利、反抗欺壓的希望。江海關外班華籍稽查員招俊楷、張貴德、宋伯平等人開始籌備成立華員團體。1927年3月13日，在上海四川北路老靶子路（今武進路）110號，海關第一個全國性華員職工團體組織“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成立，通過了汪文卓等人起草的《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宣言》和《章程》，明確提出“宣布關稅自主，廢除國際協定，提高華員地位，打破秘密行政，恢復征收舊制”等口號。

3月21日中午12時，在周恩來指揮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經過30個小時艱苦激烈的戰斗，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市區，取得了完全勝利。此舉不僅進一步激勵了江海關華員反抗的熱情，而且促使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全國，不僅關心自己的命運，而且關心同事的命運。

江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成立之時，就提出唯一方針、唯一宗旨為“提高職權，改良待遇，收回關權，關稅自主”。其后，多次向海關當局、外輪交涉，為華員維護利益、伸張正義。1928年5月，全國外班華員俱樂部上海總部代表團聯合簽名，向總稅務司提出五條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改良職務分配，保障華員職權，嚴抄出進船隻，均等差別待遇。海關當局為了破壞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陸續將俱樂部發起人和執行委員調離上海，其中招俊楷調粵海關，張韻、汪文卓調江漢關。1932年8月選舉第六屆執委后，次月新當選的8名執委就被調口：張延、陳良偉調蒙自關，王桂山調粵海關，張彭壽調膠海關，阮壽令調重慶關，鄭潔慶調杭州關，李蘇洪、陳樹忠也被調口。1933年10月選舉第七屆執委后，第二年初新當選的執委張貴德、林天怡被調往拱北關，古平一調膠海關，呂光榮調東海關。執委調離后，俱樂部立刻補選新執委接替，確保工作不斷。

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上海總部第七屆執委及干事

在斗爭中，外班華員俱樂部關注點又從華員利益轉向整個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來，上海不僅沒有真正禁煙，而且成為鴉片的集散地，海關甚至暗中操縱走私鴉片。1928年10月，江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向國民政府發出《上中華民國拒毒會建議書》和《上國府禁煙委員會的建議》，提出加強緝私拒毒、禁煙的建議。九·一八事變后，江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號召全體外班華員捐助東北義勇軍。從1932年8月起，按月自願捐助東北義勇軍，到1933年2月，7個月共捐助銀洋2203元（1933年南京1斤大米價格4分錢，以購買力計算，2203元約相當於現在11萬元），全部通過《上海時事新報》報社轉交東北義勇軍救援會。

為了團結華員，號召參與抗爭，1927年5月26日，江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出版了第一期刊物《關聲》。1934年4月1日，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與內班華員俱樂部合並，由總稅務司署稅務司丁貴堂任委員長，謝良任副委員長，繼續出版《關聲》，由執委擔任編輯委員。抗日戰爭爆發后，《關聲》更名為《抗戰關聲》，從月刊改為周刊，以后又改為半月刊，及時刊載各地抗戰情況，報道海關戰時服務團支援抗戰活動，號召海關職工關心國家大事。海關總稅務司署遷往重慶后，又出版重慶版《關聲》。1945年抗戰勝利后，總稅務司署遷返上海。1947年《關聲》繼續出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出版《關聲（解放號）》。1949年10月15日，最后一期《關聲》出版，以后改為《新海關》。22年來《關聲》出版200期，發表了大量揭露帝國主義反動統治下海關的黑暗、團結廣大華員進行斗爭的文章。

不同時期出版的海關《關聲》期刊

1934年4月，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與內班華員俱樂部合並，《關聲》第三卷第七期專門發紀念號。

組織華員聯合會和同人俱樂部

外班華員俱樂部成立之后，開始籌備組織全國海關各階層華員的群眾團體——海關華員聯合會。4月24日，經汪文卓、張韻等人宣傳、推動，全國海關華員聯合會成立大會召開，鄭重地通過《海關華員聯合會宣言》。會上，李公朴以北伐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代表的身份致詞：“鄙人開會不知幾多，惟靜默三分鐘，則無論何會無有。此足見諸君痛定思痛、嚴肅、誠懇之氣氛。貴會宣言絕無僅有，無一字不包含很多痛苦，一字一句血淚鑄成。將中國人民受關稅經濟壓迫，表白非常透徹，全國人民容易了解。……向來海關皆系外人掌管，故中國人民稱海關為外人之事業者。現在諸君既感受痛苦深重覺悟起來了，當可一雪此恥。宣言中有提高華員之智識及技能以為收回海關管理權之預備……。”。

6月26日，海關華員聯合會選舉成立了改良華員待遇特別委員會，發動各級華員提出改良待遇的各項要求，共收集華員30多個等級的有關工薪、福利、調口津貼、撫恤等各項要求，匯總寫出了《請求書》，直接轉呈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11月14日，海關華員聯合會上書要求改善待遇，易紈士將原件退回，蔑視華員，全國各關聲援抗議。迫於廣大華員的壓力，1928年2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匯中飯店聯合會代表與易紈士舉行三次談判。談判破裂后，華員派代表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5月海關華員聯合會發表《關於聲討易紈士的通電》，要求政府對易紈士免職，在海內外形成較大影響。6月，海關華員聯合會公布了《全國外班華員俱樂部條例》，發布了《告同寅書》。12月22日，全國海關外班華員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原定代表25人，實際到會19人。5天半的會議討論了改善海關外班制度，決定全國外班華員代表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前后，各地海關相繼成立了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分部，擬定章程，民主選舉產生執委。從此，華員踏上有組織地爭取權利的抗爭之路。

海關華員聯合會出版的刊物《海關華員聯合會月刊》期刊

梅樂和加緊對聯合會施加壓力，對其領導成員分化瓦解，以至1929年6月選出的第五屆執委不敢就職。為了維持聯合會工作，會員大會又推選了6人組成特別委員會。1931年，江海關又將其中的兩人調離上海，致使特別委員會也無法工作。1931年6月7日，海關華員聯合會宣布停止活動后，金麗水等人當即發起組織面向下級員工的海關同人俱樂部，得到華員廣泛響應，成立了同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7月29日選定祥康裡62號為會址。為便於開展工作，籌委會聘請丁貴堂為名譽理事長。1931年12月31日，海關華員聯合會正式解散，3天后，海關同人俱樂部正式成立。

下級員工地位低下，職業缺少保障，為此，同人俱樂部積極開展職業培訓。1932年9月，俱樂部開辦文化補習班，每期一年，從1932年辦到1935年。1932年11月，又開辦了英語補習班，1934年並入海關外班華員俱樂部英語補習班。1934年海關招收330余名青年為稅警，分配到各碼頭參加監管工作。青年稅警進關后參加到海關同人俱樂部，從1934年7月改選的第三屆俱樂部執委會起，即有稅警的代表當選為執委，參加俱樂部的領導工作。

同人俱樂部同樣關心民族前途命運。1932年1月28日，駐滬日軍制造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抗擊。2月20日，江海關內、外班華員俱樂部聯合發起支援十九路軍抗日愛國捐，按月捐獻本人工資百分之五。海關同人俱樂部代表海關下級員工也要求參加，在致愛國捐委員會函中提出：“我等下級員工地位低下，但人格非淺。國家興數百名員亡，匹夫有責……”。3月17日，同人俱樂部致函各地海關下級員工，號召一致參加抗日愛國捐獻。到4月底為止，收到萬縣分關、重慶分關、梧州關、閩海關、宜昌關、長沙關、粵海關、思茅關、岳州關、龍州關、沙市關等各地海關復函同意參加。8月31日，俱樂部捐東北義勇軍8000元。海關同人俱樂部抗日愛國捐按月交納，堅持了四年之久。

1928年12月22日，全國海關外班華員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期5天半，討論改善海關外班制度等。

黨的組組織在江海關初建

1932年9月，北平稅務專門學校招錄42名新生，即該校第26屆學員，后因“九一八”事變爆發，第26屆學員成為北平稅務專門學校的最后一屆學員。該班胡實聲、彭瑞復、朱人秀、馮華全、高仕融、佘毅、殷之鉞、黃志恆、劉新業、陳瓊瓚等人在校期間成立了“新文藝研究會”，探索真理、交流思想。不久，新文藝研究會改組成讀書會。由於日本浪人武裝走私日益猖獗，各地海關需要增加外勤人員，強化緝私工作。1934年夏季起，北平稅務專門學校第26屆學生陸續來到上海。1935年夏，北平稅務專門學校遷往上海，以朱人秀、高仕融、劉新業居住的靜安寺（現南京西路）靜安別墅79號為據點開展讀書會活動，每周六、周日討論兩次，討論內容擴展到一致對外抗日、成立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6月5日，北平稅務專門學校第26屆學員外勤訓練班畢業典禮合影

1934年，由宋慶齡、何香凝等發起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衛會”）在上海成立，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華員俱樂部圖書館管理員王文清（后改名為王紀華）參加該組織，1936年1月，王文清經胡喬木、王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工作需要，王文清主要參加海關之外黨的工作。

1935年秋，經胡實聲的表弟、時任《新社會半月刊》雜志主編盛康年（1953年，任上海民建第一任秘書長）介紹，佘毅和殷之鉞參加“武衛會”。經胡實聲的中學同學楊立鈞介紹，胡實聲、彭瑞復、朱人秀、馮華全、高仕融等人先后參加了“武衛會”。12月14日，在上海稅務專科學校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上海大學生救國聯合會，胡實聲被推舉擔任上海學聯主席。從1935年至1936年1月，在楊立鈞的領導下，胡實聲以“上海市大專院校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了“上海各大中學學生救國宣傳團”，沿著從嘉定南京的公路，步行宣傳抗日反蔣。1936年5月，胡實聲派彭瑞復和“北平學聯”代表韋毓梅、劉江陵、陸璀、董毓華等人共同籌備，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總干事由中共北京大學黨支部書記劉導生（1981年后，曾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政協主席）擔任。

在“武衛會”組織的學生運動中，佘毅和殷之鉞認識了上海市共青團法南區工委委員、上海美專學生林君珍。1936年4月，經林君珍介紹，佘毅和殷之鉞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6月，佘毅和殷之鉞又發展高仕融和外勤稽查員王宗浚入團，組成了共青團江海關地下支部，殷之鉞任支部書記。當時江海關團支部作為重點支部，直屬共青團上海市委領導。

在“武衛會”工作期間，胡實聲結識了任鐵峰（又名任達）。任鐵峰曾任中國工農紅軍連羅游擊第十三支隊隊長，后任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第二團團長（是時，政委為葉飛）。1935年，任鐵峰赴港澳醫治腳病，愈后因中共福州市委遭破壞，隻好到上海找黨組織，在“武衛會”從事學生、工人工作。1936年7月，“武衛會”撤銷。同月，任鐵峰介紹胡實聲參加中國共產黨。9月，胡實聲介紹彭瑞復、朱人秀入黨。彭瑞復后來回憶入黨時情形時說：“1936年夏，正是我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候。胡實聲在1936年9月問我願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我表示願意。就由胡實聲作為入黨介紹人，由任達同志代表黨，在胡實聲家中一面黨旗面前宣誓入黨。” 江海關黨小組秘密隨即成立，這是黨在海關建立的第一個地下組織。江海關黨小組受中共北方局領導，胡實聲任書記，彭瑞復任組織委員，朱人秀任宣傳委員。11月，胡實聲、朱人秀又發展馮華全加入中國共產黨。

江海關第一個黨組織，書記胡實聲（左），組織委員彭瑞復（中），宣傳委員朱人秀（右）

江海關黨小組成立后，開始醞釀在江海關俱樂部基礎上，成立更加嚴密的群眾組織。1936年11月2日，經江海關俱樂部委員會通過，樂文社正式成立，公開宗旨為“以文會友，敬業樂文”。由當時江海關華員中級別最高的總務課副稅務司裘倬其任社長，有50余人參加，后增至100多人。樂文社分設海關業務學習組、時事座談組、文藝研究組、話劇組、歌詠組、《關聲》編輯組等，宣傳中共路線、方針、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張。吸收茅麗瑛等積極分子參加半公開的讀書會，學習《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通俗的馬克思主義讀物，研討時事和社會問題。

江海關樂文社發起活動啟示

茅麗瑛

抗日戰爭時期：從抗戰服務宣傳到護關運動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難日亟。“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江海關華員直接面對國恨家仇。在民族危亡之時，江海關地下黨組織組織領導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運動，聲名遠震海內外。

開展抗戰服務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4天后，樂文社在同益裡海關俱樂部舉行大會，宣布成立以“團結海關華員利用業余時間協助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下設文書、會計、交通、情報、救護、慰勞、防毒、征募、醫藥等12個部門，裘倬其任團長，林大琪、茅麗瑛等海關華員和家屬紛紛參加。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組織戰時技術學習，開展與抗戰有關的演講與討論，定期設計壁報進行張貼，鼓舞發動人民團結抗日。

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募捐繳納收據

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積極組織捐獻與征募。服務團成立當天，進行了每人一元的臨時捐款。組織慰勞慰問救濟捐款、慰勞袋捐款、棉背心捐款、購布縫制繃帶捐款等四次捐款，共募得13237元。向全國海關俱樂部發電，勸募救國公債，江海關、閩海關、潮海關等海關華員共認購救國公債60萬元，相當於全體海關華員一個月的工資。發動關員捐獻金銀物品，丁貴堂、胡輔辰、裘倬其三位高級華員署名發出《為獻金運動告同人書》，倡議“發窟藏於比戶，方能貨暢其流﹔獻金器於中樞，乃獲援來海外，事異毀家，心同愛國”。海關家眷獻銀器兩筐、金器174件，金器價值1408元、銀器價值3113元，許多關員捐出結婚紀念戒指與整桌餐具，稅務司丁貴堂一人捐出5萬元。募集捐款數字之大，征集金銀首飾器皿之多，佔上海各團體募捐金額之首。

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到前線慰勞將士。組織家屬做棉衣，到前線慰勞傷兵，茅麗瑛作為慰勞組負責人，參加“中國職業婦女會”工作，組織慰問傷兵與救濟難民。服務團從愛國捐款中撥款，向前線捐出卡車四輛、汽車四輛，還向前線送去慰勞袋6000袋、麻袋3400個、急救包300個、光餅兩萬個、棉背心6000件等大批物資。謝晉元率孤軍堅守四行倉庫時，由於日軍炮轟，四行倉庫引發火災，急需滅火機及膠鞋。服務團立即設法購買五隻滅火機，委托文化界救亡協會送往四行倉庫。三天后購買膠鞋742雙，由青年關員王宗浚設法送至四行倉庫。服務團曾三次直接把慰問品送往前線，51師師長王耀武親筆向江海關致信，代表前線將士對服務團送去慰勞品表示感謝。此外，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還組織慰問傷兵、難民。前往震旦大學傷兵醫院、天主堂傷兵醫院等慰問31次，至靜安收容所等處慰問30余次。海關歌詠團舉行過兩次救災音樂會，舉辦金石書畫展覽會進行義賣。

中華慈幼協會致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的信函信封

11月12日，持續三個月的淞滬會戰結束，上海淪陷，蘇州河以南租界成為日軍包圍中的“孤島”。此時，胡實聲調中共江蘇省委，和顧准、陸志仁、雍文濤等擔任職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江海關黨小組改為黨支部，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直接領導的特別支部，受省委組織部長王堯山（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秘書長）直接領導。彭瑞復繼任江海關支部書記，馮華全任組織委員，朱人秀仍任宣傳委員。面對嚴峻的形勢，樂文社結束戰時服務團。江海關黨支部按照上級黨組織“隱蔽起來，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活動，繼續宣傳組織抗日力量”的要求，以樂文社積極分子為對象，將群眾活動方式由集中、大規模的改為分散、小型的，組成10個“救國十人團”，分別由中共黨員領導，進行隱蔽救亡活動。

江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活動

為了更廣泛地宣傳、組織抗日救亡，江海關支部組織戲劇文藝人員成立“江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抗戰，蔡鴻干任團長，殷之鉞負責組織股，佘毅負責訓練股，王宗浚負責交通股，張乃璜、繆一凡、葉厥孫、洪履和、茅麗瑛、陳瓊瓚等11名職工和8名職工親友報名參加。經丁貴堂批准，給予11位職工停薪留職的待遇。11月26日，江海關華員舉行盛大歡送會。次日，“長征團”乘坐法國郵輪離滬南下。

同月30日，到達廣州后，江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2月8日，與郁風女士在廣東電台合作了30分鐘的節目，首次演唱了那首后來廣泛流傳的《流亡曲》：“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我們已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哪裡是我們的家鄉？哪裡有我們的爹娘？百萬榮華，一霎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知成淒涼。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1938年1月，根據廣州八路軍辦事處主任雲廣英建議，其中11人離開廣州去延安。前往延安途中，繆一凡出版了包括四部短劇的戲劇集《往那兒去》。蔡鴻干在序言中寫道：“文化的使命，在平時盡可讓文化人從容爭論，以滿足各自的空想。但在民族抗戰發動的一天，一切學院式的，閹宦式的理論便都粉碎於無情的現實之前。隻有能夠把思想和藝術作為發動勞苦大眾，以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前進作家，此時才凌厲無前的肩負起一起實踐的使命。”途經武漢時，庄果留下工作。其余10人到達延安，分別到抗大、陝北公學學習，在校期間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分別到政府機關、部隊或留校工作。

十人中兩人為國捐軀。佘毅畢業留校工作，1939年底，到晉察冀抗大二分校任中國問題教員，譜寫了《抗大二分校周年紀念歌》。1941年，調往晉察冀三軍分區政治部任宣傳科長。1943年5月6日，日軍對晉察冀邊區反復掃蕩，佘毅不幸腿部中彈，血流不止，為免被敵人俘虜，他用最后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28歲。戰事結束后，遺體葬於唐縣軍城白求恩烈士陵園（現改為晉察冀烈士陵園）。張乃璜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到晉察冀邊區任連指導員，后任八路軍平綏游擊大隊大隊長。1938年冬，在掩護“抗大”師生穿越平漢鐵路時，與日軍遭遇，壯烈犧牲，年僅24歲。

其余八人都在各自崗位上為民族存亡和發展而奮斗。洪履和受黨的委派，1938年冬天到新疆工作，改名李何，任《新疆日報》國際版編輯。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1946年獲釋后回到延安，任職新華社。1950年3月，和妻子瞿獨伊到蘇聯，創建建立新華社第一個駐外記者站。

留在廣州的“長征團”團員工作了一段時間，在廣州淪陷后解體。期間，江門關章枚（又名蘇壽彭）參加“長征團”，后隨“八一三歌詠隊”達到桂林，任“桂林抗敵宣傳隊第一隊”指揮。1940年3月，經夏衍介紹北上參加新四軍，創作了《怒吼吧！長江》《黃橋燒餅歌》《黃橋的新生》《勇敢隊》等歌曲，其中《黃橋的新生》由陳毅作詞。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音協上海分會主席、音樂出版社副總編輯等職務。

組織護關運動

“江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走后，留著上海的江海關地下黨沒有停止活動，而斗爭的形勢更加嚴峻。日本駐滬總領事向江海關提出，在日軍佔領區域內不准任何中國政府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要求派員到租界海關任職。1938年2月，日本外務省次官堀內和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在東京，又背著中國非法擅自簽訂《關於中國海關問題的協定》，將關稅收入從匯豐銀行轉到正金銀行。5月6日晨，汪偽政府任命的偽監督李建南和日本駐滬副領事、海軍軍官2人、日籍探捕3人以及工部局日籍警察數人到江海關。李建南給江海關稅務司羅福德帶來委任狀，以及稅款交偽政府支配、外灘江海關大樓上懸挂偽旗等命令。

中共江海關支部聞訊后，在辣斐德路（現復興中路）323弄8號馮華全家開會，王堯山和支部成員彭瑞復、馮華全、朱人秀、高仕融等參加。此時，江海關黨員隊伍得到壯大，先后發展高仕融、黃扆貴、張家棟、姚家本、張景耀、馬殿卿、殷之瑾、鄭育嵋加入中國共產黨，職委系統黨員人數由原來4人發展到12人，高仕融任統戰委員。會議決定次日採取罷崗護關運動，召開大會，發表宣言。為了防止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暴露過多、損失過大，護關運動由黨員彭瑞復、高仕融、朱人秀和積極分子沈勝白、秦道良、黃扆貴、王兆勛、阮志明等組織，馮華全、胡實聲和其他黨員不出面，這一決定當時未通知胡實聲本人。

5月7日上午9時，從匯山碼頭到十六鋪，海關外勤華員和稅警首先罷崗，秦道良、黃扆貴、王兆勛、阮志明等帶隊回江海關大樓。一時間整個江海關大樓沸騰了，歌聲飄揚，朱人秀、高仕融、沈勝白等人散發傳單。這時在駐郵政局包裹處工作的彭瑞復收到江海關大樓的消息，立即帶領郵包處海關員工趕到。二千余職工聚集到江海關飯廳開會，推舉沈世堃主持會議。江海關稅務司羅福德和裘倬其也來到會場，勸告大家回去工作，並勸說沈世堃和他們一起退場，飯廳一度暫時冷場。這時，胡實聲挺身而出，激昂慷慨演講，華員紛紛發言，要求通過宣言，並對外發表。彭瑞復宣讀了江海關華員反對汪偽海關監督接收江海關和懸挂偽旗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支持華員護關運動的快郵代電，全場一致通過了這兩個文件。接著，成立了由沈世堃、胡實聲、彭瑞復、秦道良等35人組成的護關運動委員會，通電全國各關，一致反對英日協定，不與敵偽合作。

7日下午，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召開緊急會議，邀請護關運動委員會代表介紹斗爭經過情況，並發表宣言，向上海各界同胞呼吁：一致援助英勇堅毅的海關華員護關運動。上海各大報紙詳盡報道海關華員護關運動，全國各地、香港及歐美重要港口的報紙也陸續發出了報道，影響遍及世界各地，全國成百封聲援信件寄到護關運動委員會。10日，在漢口出版的《新華日報》發表題為《上海海關華員罷工事件》的社論，熱烈贊揚和支持海關員工的罷工斗爭。11日，上海《文匯報》以“上海全體市民”名義發表宣言：維護國家主權，保持海關行政之完整，堅決反對漢奸組織任何覬覦海關的企圖，號召全國同胞一致聲援江海關華員護關運動。

1938年5月8日《文匯報》刊發江海關抗日護關宣言

次日晨，護關委員會得到消息，丁貴堂在同益裡海關俱樂部召開高級華員會議商量對策。護關委員會立即發動群眾，先行搶佔海關俱樂部會場，胡實聲再度上台演講。丁貴堂到會場后，勸說大家不能擅離職守，星期一照常工作，並表態會積極交涉，爭取事情得到圓滿結果。

江海關同益裡俱樂部

當天，中共江海關支部在馮華全家開會，認為護關運動已達到擴大抗日運動在“孤島”上的影響，偽旗暫時沒能挂起，根據上級決定，為了保存力量、繼續斗爭，護關運動告一段落。彭瑞復聯系了《文匯報》兩位記者，在王兆勛家中，宣告這一決定。《文匯報》隨后以護關運動委員會負責人的名義，在顯著地位發表了這篇談話。

9日是星期一，關員陸續回江海關上班。中午，稅警楊文龍被日本憲警逮捕。11日，幫辦張鴻奎又被逮走。為了防止意外，護關活動的積極分子回家休假。15日張鴻奎由海關出面保出，后來楊文龍也出了獄。17日，為拆散抗日救亡的力量，總稅務司梅樂和遣散半數稅警，將參加護關運動的活躍分子37人調離江海關，其中共產黨員5名，胡實聲調江門關、彭瑞復調潮海關、朱人秀調粵海關、高仕融調瓊海關、黃扆貴調拱北關。這些黨員到了廣東、雲南各關，立刻跟中共南方局接上頭，團結了當地的海關職工參與抗日救亡斗爭，讓革命的火種在更多的海關點燃。

5月下旬，中共江海關支部在馮華全家舉行會議，總結護關運動的經驗教訓，終止了樂文社活動。而海關地下黨工作一刻沒有停息，馮華全和殷之瑾、鄭育嵋建立起新的中共海關支部，即江海關內勤支部，馮華全任支部書記。6月，在稅警中組成中共江海關稅警支部，張家棟任支部書記。為了便於領導，免遭敵人破壞，兩個支部同為江蘇省委職委的直屬支部，平行存在，始終沒有發生過橫向聯系。這以后，內勤支部由3人增加到5人，稅警支部有黨員9人，隊伍進一步發展。

1939年，稅警支部向解放區和抗日前線輸送了一批黨員和積極分子。陳飛、馬殿卿參加新四軍，先后不幸光榮犧牲，張景耀隨新四軍轉戰蘇南、蘇北、浦東、浙江一帶。這年冬，張家棟調江蘇省委職委，從事海員和碼頭工人方面工作。姚家本接任稅警支部書記，李歐平任組織委員，羅義甫任宣傳委員。而內勤支部，1940年2月，經組織同意，鄭育嵋和高仕融結婚后離開上海去長沙。5月，馮華全調長沙海關，陳鐵保調騰沖海關。7月28日，雖然稅務司羅福德向偽監督抗議，但是江海關大樓仍挂起汪偽旗，黃浦江畔陰雲密布、風雨飄渺。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與之同時，在太平洋彼岸，日軍進入上海租界，佔領總稅務司署和江海關，逮捕總稅務司梅樂和，解職所有英美籍關員，日本人岸本廣吉任總稅務司，赤谷由助為江海關稅務司（后改為海關長）。中共江海關地下組織工作更加困難，進入潛伏時期。1942年夏季，張家棟被偽海關調至金陵關，后受命辭職，撤退至淮南根據地。同年下半年，姚家本組織關系調出海關支部，直屬江蘇省委職委，從事情報工作。李歐平接任稅警支部書記，后來，李歐平、陳康羨又被調至金陵關，支部由夏治良接任書記。內勤支部人員也發生了變動。1942年8、9月間，根據組織安排，殷之瑾、毛修穎向江海關辭職，去蘇北干部學校學習。后由於日軍發動掃蕩，干部學校停辦，兩人又回到上海，年底前往重慶。至此，內勤支部的黨員全部調出。

解放戰爭時期：從組織怠工到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偽江海關歷史隨之結束，1946年1月總稅務司署從重慶遷回上海。中共江海關黨組織又開始活躍起來，從江海關出去的黨員馮華全、殷之瑾、毛修穎、陳鐵保、陳康羨等人和許多積極分子陸續回到上海，開始了轟轟烈烈對國民黨斗爭行動，迎接大上海解放。

組織怠工運動

1946年1月，原職委系統的地下黨員重新組織起來，建立了新一屆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黨職委直接領導，張家棟任支部書記，馮華全任宣傳委員，姚家本任組織委員。為了便於在女職員中工作，黨支部設立婦女委員，由殷之瑾擔任。

國民黨政府接收上海后，抬高法幣比值，上海市場貨幣猛增，物價飛漲。1945年最后幾個月，上海物價指數平均逐月增長71%。1946年，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上海物價更加飛漲，江海關下級員工生活越來越困難。中共江海關支部運用這樣的機會，積極組織關於進行改善待遇、保護生活權利的斗爭，1946年頭5個月就達5次之多。2月3日，在江海關黨支部的支持下，海關同人俱樂部成立了“上海區海關全體雜項同人請求改善待遇委員會”。2月23日，發動了抗戰勝利后的第一次怠工，1500多人參加。關員們關熄電燈、停止電梯、關閉鐵門，停止工作，要求與四行二局員工的待遇相同，今后按生活指數計算工資等。4月26日，因總稅務司李度不理睬職工提高生活待遇的請求，江海關黨支部以海關職工聯合會名義，在江海關食堂召開全體職工大會。隨后發動江海關及所屬各基層華員千余人游行，從外灘走過南京路到赫德路（今常德路），包圍了總稅務司署，在后門堵住李度，要求提高生活待遇。李度不得不同意將員工要求轉財政部。5月17日，中共江海關支部帶領江海關稅務員及下級同人開始怠工，總稅務司署下級同人及外勤同人隨即響應，內外勤海關業務全部停頓。浚浦局員工一致行動，上海港進出口貿易陷於癱瘓狀態，關稅每天少收入3億元以上，斗爭產生了巨大影響。5月23日，海關總稅務司署不得不同意支薪一個月，方才復工。此次罷工是抗日戰爭勝利后黨在江海關領導革命斗爭的第一次勝利，既團結教育了廣大海關華員，又在政治上擴大了黨的影響。

1946年8月4日，海關同人俱樂部第七屆管理委員會合影

在斗爭中，廣大職工迫切要求有自己的組織。中共江海關支部研究了這種形勢，認為建立江海關職工統一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1946年8月24日，黨支部成立了最廣泛的、代表華員與下級同人改善福利待遇訴求的上海區海關同人福利會。一批黨員和積極分子選進了福利會，代理副稅務司韓肇連任主任委員，黨員王春暉任副主任委員。同時，地下組織積極發展黨員，到1947年底的近兩年中，先后發展了王春暉、虞沛祚、陳弘仁、梅振榮、黃雲飛、朱維德、俞留福、杜致源、蔡禮章、許寶清、張華增、戚維新、潘文鳳、姚壽山等14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海關支部黨員達到22人。

1947年7月后，人民解放軍開始轉入反攻，加快了上海財政經濟惡化，10萬元大鈔問世，物價飛漲，江海關職工生活更為困難。中共江海關支部通過福利會提出發放二月薪津、400萬寒衣費的要求。同時通電各關，獲得了16個關區的聲援響應，迫使國民政府答應借薪一個月。1947年12月30日，中共江海關支部組織關員絕食罷工一天，上海《大公報》《申報》以及英文《先驅論壇報》等都進行專題報導，引起極大社會影響。1948年，江海關員工要求改善待遇的呼聲更加高漲，1月7日粵海關員工福利會致電聲援江海關員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爭。在中共江海關支部的領導下，1月27日，江海關員工進行“餓工”“怠工”斗爭。總稅務司署報告關務署，請淞滬警備司令部協助制止江海關員工“怠工”。

上海區海關同人福利會的斗爭引起了海關總稅務司署的忌恨，1948年4月被強令取締。江海關支部繼續組織華員抗爭，6月、10月、11月，又組織下級員工進行三次怠工、罷工斗爭。11月的怠工長達16天，從工友到稅務司，有秩序又平靜地坐在崗位上，但沒有一個人工作，輪船航行、貨物檢查、郵包提取都受到嚴重阻滯。中共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在江海關大樓二樓走廊、三樓食堂張貼標語，號召上下級員工團結一致、奪取勝利。最終，國民黨政府被迫答應發給米貼一石五斗，怠工斗爭勝利結束。

江海關大樓辦公室

1948年夏秋，馮華全因病不能繼續做黨支部領導工作，支部由欽士業接任書記。這一屆支部共發展黨員5人，他們是總稅務司署聽差蔡煜昕、內勤稅務員林培森、海圖室超級制圖員胡洪元、秘書室海務辦事員陳慶鴻和總稅務司署女職員黎昌嚴。至1948年底，中共海關支部黨員數達到24人。

爭取丁貴堂起義

1948年秋，面對兵敗如山倒的戰局，蔣介石開始密謀向台灣撤退。由於當時國民黨海軍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黨滲透，多艘軍艦起義。於是，蔣介石密令海關“海星”艦裝載大量國庫黃金，在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下，於12月1日深夜一點從黃浦江起航，運至基隆。后來又由海關緝私艦兩批裝載黃金到台灣。

丁貴堂，1891年11月18日生於遼寧省海城縣丁八裡村，字榮階，在舊海關中官至副總稅務司，解放后先后擔任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管理局局長。

此時，丁貴堂坐立不安、去留不定。1916年丁貴堂畢業於北京稅務專門學校，抗日戰爭勝利后，丁貴堂奉命接收江海關，后任海關副總稅務司，是海關中華員職位最高者。貴堂不僅業務出眾，還極具民族精神及正義感。做好丁貴堂的統戰工作，勸其留駐上海，對於穩定江海關上層以及廣大海關華員情緒，進而為保護關產，迎接解放，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此，江海關黨總支委派孫恩元（丁貴堂遼寧海城老鄉）與丁貴堂接觸。孫恩元通過丁貴堂得知“海星”艦裝運黃金的消息，立即向李正文匯報。根據組織決定，孫恩元正式向丁貴堂提出，希望他起義，並千方百計設置障礙或制造理由，阻撓蔣介石從大陸向台灣運輸軍隊和物資，特別是在船隻調撥、航路開通、碼頭裝卸等方面制造麻煩，阻止國民黨政府將貴重物資出賣給外國。

經過再三考慮，丁貴堂決心與黨組織接觸。1948年冬，丁貴堂外甥陳瓊瓚前往香港，到《華商報》找到夏衍，表示江海關有著悠久的歷史，完整地保存著100多年的檔案和一筆可觀的庫存，國民黨正在強迫許多職工干部去台灣，爭取丁貴堂起義十分必要。夏衍問陳瓊瓚有沒有把握？陳瓊瓚說，丁貴堂為人正直，在海關有威信，隻要他下決心，起義完全有把握。夏衍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潘漢年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意外之財”，當天向中央請示，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指示，隻要把全部檔案和物資保留下來，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貴堂任關長，起義的干部職工原職原薪不變。

1949年1月初，海關總稅務司李度准備率領總稅務司署從上海遷至廣州辦公，拉攏丁貴堂等上層人物一起撤離。江海關黨總支請丁貴堂在北京稅專同學、上海宗教界知名人士吳耀宗出面，向他闡明黨的政策，勸其留下來迎接解放。3月，李正文又通過孫恩元向丁貴堂提出，希望丁貴堂不僅自己不去台灣，還要宣傳海關工作人員都不去台灣，堅守崗位，堅決保護海關財物，在解放軍到來時全部完整地獻給中國人民。丁貴堂向孫恩元提出：“共產黨能派一個正式代表和我談談麼？”孫恩元立即答應，經張執一同志批准，李正文作為共產黨代表和孫恩元一同在仁濟醫院的一間高級病房裡，和丁貴堂見面。

丁貴堂官邸，現在上海汾陽路45號

上海解放前夕，丁貴堂毅然宣布決定留在上海，還敦促李度電令全國海關：“不得撤退，不得運走檔案，不得匯走稅款。”丁貴堂向所有的海關工作人員發布命令，以種種借口拖延時間、設置障礙，保護海關資產，阻止大批物資運往台灣。地下黨海關總支也發動群眾，保護關產，上下默契配合。國民黨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曾先后三次嚴令丁貴堂將遠東最大最好的挖泥船“建設”號火速開往台灣，但丁貴堂拒不從命，以各種理由予以拖延。湯恩伯十分惱怒，曾下令將丁貴堂逮捕，最終因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而作罷。

迎接大上海解放

1949年元旦，新華社發表毛澤東親筆撰寫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徹底干淨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號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進軍。1月10日，淮海戰役結束，位居長江口的上海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共江海關地下組織的任務轉移為迎接解放。為適應形勢需要，中共海關支部改為海關總支，欽士業任總支書記，黃雲飛任組織委員，金興祖任宣傳委員，殷之瑾擔任過一段時間總支委員。總支建立后，相繼設立了江海關工勤支部、外勤支部兩個支部和海務小組、總署小組等若干個小組。其中，工勤支部由蔡禮章任支部書記，支部成員有朱維德、杜致源、許寶清，由黃雲飛聯系﹔外勤支部書記由金興祖兼任，黨員有虞沛祚、姚春福等﹔海務小組黨員有胡洪元、陳慶鴻，由欽士業聯系﹔總署小組黨員有殷之瑾、黎昌嚴、姚壽山、陳鐵保、俞留福等，先后由殷之瑾和欽士業聯系。此外，江海關內勤方面有黨員潘文鳳和林培森，由欽士業聯系。港警中有黨員徐鴻和張造成，總署工勤中有黨員蔡煜昕，由黃雲飛分頭聯系。1949年1月底，為了便於領導，中共上海市委取消工委、職委等按系統設立的黨的機構，分地區設立了幾個區委。海關地下組織改屬滬中區委領導，上級聯系人是王致中。從1949年初至上海解放，又發展16名黨員。到上海解放時，總支共有黨員44人。

與之同時，黨組織積極發動和創建群眾組織。1949年1月，針對李度的“取締福利會和同人俱樂部，隻許官辦的進修會存在”的命令，中共江海關總支部民主選舉產生了新的同人進修會，在47名理事中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佔40%，在19名常務理事中有中共黨員9人、積極分子3人，佔近2/3，韓肇連任理事長，王春暉、郭有容任副理事長。為團結丁貴堂，進修會聘請丁為名譽理事長。在得知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各地成立應變組織后，2月15日，在黨組織掌握的同人進修會基礎上成立應變委員會，30名委員中黨員與積極分子佔15人，丁貴堂、張勇年分別擔任主席和副主席。下設總務、會計、採購、運輸、救護、警衛和設計7個組，除設計組外，各級都有黨員和積極分子參加，從而掌握了應變委員會的領導權。應變委員會成立后，相繼公開地開展了保護海關完整、保障職工生活、保衛地方安全“三保”運動。

人民保安隊臂章

此時，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要求各基層單位建立護廠隊、糾察隊、消防隊，並在此基礎上組成秘密的人民保安隊。中共江海關地下組織隨之正式成立糾察隊，報名者達400多人，8人一隊，分為50余隊。糾察隊隊員日夜集中在海關，保好設備、檔案、物資及海關經管的倉庫、碼頭、車輛、船隻等。港警隊和關警隊是江海關兩支武裝力量，分別擔任黃浦江的巡防和江海關、海關總稅務司署所屬的大樓、宿舍、碼頭、倉庫的警衛工作。解放前夕，港警隊有警衛297人，關警隊有400余人，分35個小隊，相當一部分正副隊長系黃埔軍校畢業生。4月，糾察隊吸收了關警、港警的武裝力量，隊員達到500多人。並且關警、港警沖過國民黨封鎖的黃浦江，打開了浦東的海關軍火庫，取出583支步槍，10挺機槍和63箱子彈，搬進江海關大樓地下倉庫。

海關關警隊

5月19日，按中共上海市地下市委指示，海關正式成立人民保安隊，取代糾察隊，由林培森任隊長，受上海市人民保安隊總部指揮。次日，上海市人民保安隊指揮中心秘密移駐江海關大樓，張承宗、劉長勝等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人親臨指揮，由港警一個小隊保護總部安全。

為了迎接解放軍，王致中部署在海關鐘樓升紅旗，殷之瑾、黎昌嚴、沈曦中、葉筠、洪寶儀等海關女職員立刻行動。洪寶儀和丈夫姚壽山同為海關關員，1948年底剛結婚，他們把親朋好友們送的紅喜幛拿出來，和海關女職員一道把紅喜幛接起來，組成一面“紅旗”。這面旗上面用什麼做標記？她們想起當時蘇聯的國旗圖案，於是在“紅旗”的左上角縫上鐮刀和錘子。禇建民、江國慶、楊之蟾、陳慶鴻等人在愚園路楊之蟾家中秘密縫制了“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的條幅，還做了一面寫著“獻給人民解放軍”的錦旗。

5月25日凌晨4時半，在外灘的標志性建筑——江海關大樓正面6樓往下挂出一條長達30米的巨幅標語——“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大上海”。在江海關鐘樓頂上，升起了外灘第一面紅旗。關員點燃了一挂長長的鞭炮，清脆的聲音劃破了外灘的天空，打破了晨曦的寂靜。巨幅的標語、鮮艷的紅旗和響亮的鞭炮聲，不僅宣告著海關近百年屈辱歷史的結束，而且預告著上海即將獲得新生。

1949年5月25日，上海外灘解放情景，海關鐘樓上巨幅標語清晰可見。

兩天后的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1950年2月16日，江海關正式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關，中國海關歷史揭開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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