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的农业都在摆脱对农民的依赖。不光是因为农业从业者越来越少了，更因为互联网和现代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而农业也无可避免地身处变革之中。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尤其聚焦传统农业向数字化转型。这虽然不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将农业作为数字化的关键改革领域，却揭开了新的重要序幕：未来5年，国内一定会有大量数字农业应用场景相继出现。

上海作为全国数字化转型走在前端的城市，既有领先的数字化技术供给，又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否在这一轮发展中，率先找到突破口？而数字化作为农业通往未来的答案，又会否成为唯一正确的答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以浦东新区为样本，展开一番调查。

用好数字技术可以“一骑绝尘”，但好的商业模式难觅

去年2月28日，70头国内顶级的育种级种公猪乘坐特制专车，从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祥欣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出发，历经25小时长途跋涉，到达山西某公猪站。

这被称为当地种猪引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因为育种级种公猪在选育优良种猪的“金字塔”体系中，一向处于“塔尖”地位，以往养殖公司是不会轻易让它们“出场”的。而今，祥欣之所以可以把种猪送到全国各地，进一步扩大生猪产业规模，主要是得益于一套强大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依托这套系统，祥欣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公猪采精、检测、猪精制作、生产罐装、包装物流、销售、结算售后的全流程、远程数字化管理。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可以对千里之外的猪舍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也可以将各地的生产状态，销售状况汇总在后台，实现“一屏观天下”。

在祥欣办公室，远程可监控猪场里每一头猪的实时动态情况。

祥欣总经理韩雪峻告诉记者，公司的数字化布局并非一蹴而就的。早在2013年，祥欣曾从美国引进865头种猪。为了让这批猪最大程度发挥效能，打破过去种猪“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高成本商业模式，祥欣决定和国外展开合作育种。

然而在当时，合作育种的成本非常高，国内绝大多数生猪养殖公司不愿意支付这样一笔合作费用。祥欣率先走出一步，并在和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合作过程中，见证了大数据的魅力。

“美国人的数据平台非常庞大，有近2000万种猪基因。我们每月支付的4万美元合作费用，实际上就是为了对接人家的数据库，帮助我们筛选具有更优遗传性能的种猪。”韩雪峻说。

祥欣一边学习，一边成长。经过数年时间，祥欣的种源在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数据库中的权重越来越高，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数据体系和运算逻辑，更培养出20余位生猪领域的IT工程师。今年上半年，祥欣与浙大合作的、创新研发的育种软件将上线，标志着我国生猪育种行业进一步走向独立自主。

猪精制品生产环节全流程智能化。

可以说，是数字化帮助祥欣打了一个翻身仗。“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企业都这么‘幸运’。”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综合处工作人员倪嘉宁告诉记者，根据她的观察，绝大多数传统农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换言之，转型究竟是“为转而转”还是可以“转出生机”，还有待更多的实际探索。

农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不低，呼吁更多数字企业关注农业场景

去年，国内知名龙头农企清美在浦东新区宣桥镇腰路村打造了国内首个全智能数字水稻种植示范区。示范区由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管理，采用一体化监测杆实时监测田间微气象和水稻表型，再以5G技术实现高通量数据传输。

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农业总经理李立告诉记者，数字化管理后，稻田的生长过程就可以被全流程检测。“人工智能算法还可以准确预测出病虫害的发生强度和发展趋势，以及每块农田水稻的水分和氮素情况，从而帮助我们选择最佳的灌溉、施肥方案。”此外，今后面对虫害、气候变化，乃至台风、洪水等特大灾害，也可以通过提前干预稻田的生长周期得以避险。

数字化水稻种植情境下，一台电脑就能控制数百亩稻田的种植操作。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技术让农业所需的人工降到最低点，平均500亩稻田只需2位人工管养人员。不过李立也表示，农场数字化改造的成本并不低，尤其是要实现全面智慧管理。“如果要让技术完全取代人工，成本很可能会是现在的数倍乃至十倍。”

而这样的改变在现阶段的许多合作社、家庭农场看来，既不现实，也非必要。倪嘉宁表示，近年来，在浦东推广最有效的智能化设备是“水肥一体机”，除此以外，其他的数字方案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接纳，原因就在成本上。“如果某种数字化改造可以帮助老百姓大大节约人力，又不费钱，那么推广起来是相对容易的，反之就会困难很多。”

在合庆火龙果智能示范基地，5G技术和传感技术帮助实现了大棚的全自动控制。通过土壤、温湿度、水质等各种传感器的安装，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大棚里的信息，从而决定下一步的操作。就连大棚的透明顶棚，也可以通过远程系统一键开关。

不过，基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棚里虽然有全自动设施，但更多时候，工作人员还是采取“半自动模式”。一来是因为监测和传输数据的传感器精度还不够高，常常用个一年半载就需要调试，或直接损坏了。二来传感器的安装费用较高，光是土壤监测，就需要同时安装监测氮、钾以及各类重金属的多个传感器。合庆火龙果智能示范基地近20个大棚，仅有个别安装了相应的传感设备。

合庆火龙果基地通过安装智能设备，实现种植的远程控制。

数字化改造的价格和效能，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在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综合监管事务中心综合监管科王笑看来，尽管上海的数字企业面广量大，但普遍还是在为工业领域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真正聚焦农业应用场景的寥寥可数，相关的创新研发成果就更少了。

“我们呼吁更多数字企业可以关心农业发展，为上海乃至全国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低成本、更具推广价值的支持性服务。”王笑表示，农业数字化服务方式的增加，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农民生产方式的选择，提高农民自主转型的意愿。

前不久，清美的“穴盘苗菜无人化应用场景”正式投入使用了。该技术可以实现绿叶菜生产无人化，从播种到采收，全部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而这项技术的提供者是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农业科技公司国兴农。“我们期待未来上海还能出现更多‘清美’和‘国兴农’，使得产业升级走上一条良性循环之路。”王笑说。

穴盘苗菜无人化应用场景。

农业治理走进“大数据”时代，政策研判要有“数”可依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头部市场主体的带动，更离不开全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针对农业行业的监管和市场引导都是存在困难的。一来是因为农村面广，农业用地规模庞大，单靠人力管理力不从心；二来，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长期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似乎农业天然就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数字化手段的出现，解决了很多行业的精细化管理问题，同样也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确定性”。

近年来，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着重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管理、农田管理、长江口禁捕等多个长期存在监管难点问题上布局数字化治理，在治理效能上也有了立竿见影的变化。

在浦东新区“城市大脑”农业管理的大屏前，王笑对一条“违法捕捞”船只进行了实时处置。长江口禁捕范围涉及浦东的板块约在800平方公里。过去，仅依靠渔政的3艘船只进行巡查，很难防住违禁捕捞者。如今，通过开发相应的管理模块，并在海岸线上安装鹰眼系统，只要有船只在禁捕范围内出现异常停留，都会第一时间得到系统的数据捕捉和研判。一旦判定某船只“航速过低疑似违法捕捞”，工作人员就会在后台收到推送，便于第一时间处置。

“监管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收集、分析过程，我们对全域的主体画像有了清楚的认识，彻底摸清了底数，掌握了近年来一些政策传导的实际效能。”王笑说。

以浦东的土壤情况为例，每个区域的酸碱度如何，有机质含量如何，以往并不能完全掌握。通过前期大量的数据采集、归集、分析，如今，大屏前可以随时调取示意图，究竟哪块农用地的种植价值更高，哪块农用地适合种植什么作物，一目了然。

此外，通过对过去10年浦东种植情况的测算，也可以帮助决策者看清，不同品种种植和收益情况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激励下，不同经营模式、种植模式的结构变化，从而给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客观的参考。

未来的农业发展必然是离不开数字化的。然而如何进一步用好数字化手段，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的协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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