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顾兰英，曹杨第一代居委干部—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现为杏杨园居委会）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今年91岁。1983年出面组织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筹建工作，1984年居委会成立，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相关工作。

杨惠芳，曹杨第一代居委干部—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现为杏杨园居委会）第一任居委会主任，今年86岁。1984年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成立后，当选第一任居委会主任，负责发展第三产业抓经济工作。

口述实录：

“一心一意抓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

顾兰英：我是曹杨本地人，今年91岁，是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在13岁那年，我去棉纺厂当童工，那时候上海是全国的纺织中心，开了许多的纺织厂，特别是曹家渡这一块。那时工作条件是非常苦的，每星期要上7个夜班，每班12个小时。

后来，日本人投降，共产党领导我们工人和资本家做斗争，争取权利。通过谈判我们的工作时间减到了10个小时，虽然每天10小时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感觉生活比以前好，有奔头。

再后来由于工人罢工，我们的工作时间改到8个小时，6个中班6个早班，后来又是4班3运转。党帮我们改善劳动条件以后，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也肯吃苦，因为大家都苦惯了。

人的思想是进步的，24岁我光荣入党，之后做了20几年车间主任。到1979年，也就是我52岁那年，因为客观条件，我提前退休。退休以后，正赶上广西要建纺织厂需要技术骨干，就聘请我过去。那时候厂里有技术研究会，因此我就带着技术工、流水线上人员、厂里干部等28人就去了，也是一样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出力。

后来曹杨新村要筹建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街道有人比较了解我，就找我希望我出面负责居委会的组建工作。

我真正进入居委会工作是1983年，那时就是想一心一意地建设里弄。1983年3月份，曹杨三村陆陆续续有人家搬进来，到1984年基本搬齐了，同一年居委会成立。刚开始只有我一个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规定8点上班,其实我大多7点到岗。每天的时候都花在走家串户上，要一家家地去敲门，了解居民的情况，登记相关的信息。后来，我慢慢挖掘了一批人，组建了完整的居委会，包括居委会干事、卫生员、管理计划生育的干部，还为每个楼确定了楼组长。

那时居委会有7个干部，我们居委会的主任是小我5岁的棉纺厂老同事杨惠芳，其他居委干部中有八村的，也有三村的。我们要求8点上班，但很多人7点就到了，那时候居委会也穷，我们起初连凳子都没有，我们就去向小区里的那些在厂里担任经理或干部的家里，去“化缘”破旧的凳子。虽然设施不好，但我们非常注重环境卫生，每天都要清扫办公室，保持干净整洁，让居民也愿意来。

居委会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谈钱也不谈荣誉，每个月就是18元的津贴，基本是义务的。我们的主任是负责三产抓经济，搞得挺不错。后来三产中有10%的钱归居委会，我们就去买凳子、买桌子，慢慢的设施齐全了。居委会后来还买了两台电视机，但后来居民有需要，就商量后决定送给居民用了。

我作为书记，具体负责抓精神文明这一块。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潮掀起，每周四铃一响，居民就会放下手中的事出来大扫除，主要是捡垃圾。那个时候，居民都很勤俭节约，也有环保的意识，垃圾并不多，小区里一共5个垃圾桶，环卫所每周来清倒一次。

卫生方面最困难的是楼道内不准摆放东西，为此我们还用三产的收入专门买了间旧房子做自行车摆放的场所。有几户人家始终不肯听劝告，一直把东西放在楼道里，我们反复进行教育，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用。后来，我们就改变了方法，在小区建立起了表扬和批评的机制，还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居民还是要面子的，大家乡里乡亲，都很熟悉的，被看到列在批评榜里不光荣。然后，他们就自己偷偷地把楼道的东西拿走了。

卫生方面我们一直没出过大问题，在区里评级第一，后来上海市有评比的时候，我们又是上海市第一，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小区，有很多别的社区居委会到我们这里来参观，我心里是很自豪的。

当时我在居委会就是想着做好每件事，能帮居民的尽量帮居民，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他们都很感激，我也感到很开心。

在1997年的时候，我把接班人全部找好，刚开始华萍主任还不是党员，我就帮助她入党，教她居委会的各项工作。我和杨阿姨，生活委员等一起退休，居委会还给我们开了庆功会，我也拿到了终生文明奖，每年都有补贴，每个月能拿退休金3000左右，足够生活的开销了。

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挺开心的。我有3个女儿1个儿子，会轮流来看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应该好好珍惜啊！

杨惠芳：我是土生土长的曹杨人。原来这个地方（现在的杏杨园社区）叫“桂巷”，因为一条小河浜穿越而过（现在的曹杨环浜）又分为前桂巷和后桂巷。在当时，前后桂巷基本上大多都是同宗的亲戚。后桂巷也就是现在杏杨园的曹杨三村部分，前桂巷就是现在的曹杨四村。

17岁，我进入了当时名为“申新九厂”的纺织厂做工，50年代解放以后，这家纺织厂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而改名为“国营第二十二棉纺织”。当时我们这里是农村改造成了人民公社，村里的许多人还都属于农民，参加生产队，耕地劳作，主要以种蔬菜为主。

1981年起，曹杨地区动迁工作开始进行，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我们村里的人逐步搬迁到临时房屋暂时居住。1983年造好后，我们就陆陆续续迁回。农田被征收了，不再种蔬菜了，其中有部分人被介绍到附近的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自谋生路。

1984年，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组建成立，我当选为曹杨三村第五居委会的第一任居委会主任。当时三村五委的职务主要分为书记、主任、调解主任、卫生主任等。

当时城市的经济改革起步不久，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居民，都不像现在那么富裕，除了新工房是崭新的，其他几乎是一片空白，连煤气一开始都没有安装。我们居委会干部都是由退休党员组成，有点类似现在的社区志愿者，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津贴。而且许多社区基本建设的资金都没有，要靠大家自己自力更生获得。

我们就想法设法到外面承接加工活，这在那个时候叫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们从嘉定南翔拉来加工大蒜和山芋的活。把农产品原料运来三村后，我们组织居民参加劳动，按照工作量提取劳务费。愿意参加的居民每人都会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大蒜和山芋，领取任务，加工的活还有人验收，不符合要求的要返工。其中，大蒜是作为罐头产品，山芋洗涤、削皮、切片后出口至日本。除了农产品加工，我们还联系了帆布加工活。

然后我们居委会从所有这些劳动的劳务费中提取10%作为社区建设经费，依靠这些有限的经费开始了新村建设之路。因为经费有限，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精打细算。

我们建设自行车停车棚的时候，资金缺口很大，正好当时那些安置村民的临时住房要拆除，我们就发动大家去拆房子，将拆下的的砖头运回来，再购买了水泥和黄沙，请原先村里的泥水匠帮忙，然后再到建材市场上买了几根钢筋作为车棚的支架，一个小型的自行车棚就基本成型了。这个车棚在此之后又进行了多次扩建，才建成了现在的模样。车棚建造完后，由于年轻人上班时车棚里自行车几乎清空，一月一次的居民大会便常常在车棚或小区门口展开。

那个时候电讯事业并不像现在那么发达，许多居民家里不要说手机了，连固定座机电话都没有。我们就在居委会外面修建了一处公共电话亭，每天有两个人来值班，传呼电话。

后来，各种会议和活动增多，社区居民都住进来以后，我们又选了一块空地建设老年人活动室。在修建老年活动室的时候，住在二楼的居民开始怎么也不同意，甚至与前去做思想工作的居委会干部发生口角，好在在居委会的不懈努力之下，二楼终于同意了老年活动室的建设。

为了建设这些公共设施，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到各个相关部门东奔西走办手续办审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挖掘潜力，找了一些门面房子出租，租金用来开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由于各项工作开展的好，整个小区也比较新，因此也经常有外宾前来参观。当时的曹杨一村属于样板新村，曹杨新村街道的外事接待集中在一村。我们曹杨三村五委是文明小区，有许多文明楼、样板楼，也承担了接待外宾的任务。

转眼曹杨新村就快70岁了，作为这里曾经的居委干部，很高兴参与了一段新村建设发展的历史，而且又见证了几十年的变化，真的对新村很有感情。我也希望自己身体能够健康一点，再看到曹杨80岁、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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