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新城”是上海市域范围内最后的战略纵深空间。而“产城融合”是新城发力“24字”要求中的第一项，对新城之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为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组成了“上海‘五个新城’实现产城融合调查研究实践团”，于2021年暑期实地走访和线上访谈了相关委办局以及五个新城所在区街镇。团队在访谈中发现，推进五个新城产城融合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产业、高品质的城市，还需要具有特色的城市软实力，而从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角度让新城的产“赋能升级”、新城的人“近悦远来”，是五个新城在产城融合方面“弯道超车”“事半功倍”的重要路径。

以新城空间的规划与美化为重点，营造“以人为本的社区感”

传统的增量城镇化，即新城建设是一个先产后城到产城融合，以产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演进过程，尽管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曾改变过这一模式并出现了所谓的“空城”“鬼城”，但这以住宅作为一个能快速回笼资金的产业为前提的模式，仍然显示新城的产城发展关系是一个产业先导的思维。进入后城市、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人跟着技术、产业、资金走”的规律正发生深刻转变，“技术、产业、资金跟着人走”成为人们思考产城关系的重要视角，近年来各大城市频发的“抢人大战”则是这一思维转变的现实印证。

与这一逻辑转变趋势格格不入的是，传统新城以产为本的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缺乏“以人为本的社区感”。我们的这次暑期社会实践也是由此作为了观察的切入点，同学们通过多次的新城和中心城区实地走访，纷纷发现，小尺度是成熟城区的特质，窄马路、小街区、微商圈；而越远离中心城区，空间布局则越“大开大合”。空间的精细化布局，或成为新城营造“社区感”的第一步；而唯有使居民感受到“社区感”，才能激发其留下生活的意愿。

楼宇上，应注重错落的建筑物布局，避免“钢铁森林式”城市带来的压迫感；应导入专业设计，避免审美意涵的不足。

街道上，应注重两侧的绿化种植，避免公路式道路的粗放；更多建造并引进商铺，避免人烟稀少的荒凉。

绿地上，应保留新城所处地域原有的近自然生态风光，加强对于水域的整治与管理，促进自然与城市的有机结合；同时，可以通过各类主题公园的建设，避免公园绿地的千篇一律，从而凸显新城“低碳、绿色、生态”的独特软实力，与中心城区相异而各具优势。

以独特文化的发掘与宣传为路径，提高“地域认同的归属感”

社区建设忌讳同质化。上海中心城区的社区往往各具特色，如陆家嘴社区的现代风光、安福社区的欧式风情等；寻找社区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社区专属的文化名片，或成为使居民对社区更具 “归属感”的关键；而使居民理解、认同并喜爱所属社区的独特文化，加之新城相对优惠的房价，则更能吸引人们来新城工作和生活。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五个新城本地各具传统文化特色，如松江新城的广富林文化、嘉定新城的传统民俗文化、奉贤新城的贤孝文化等，应多加以挖掘、活化、演绎与再造，并通过线上打造高流量直播平台、线下打造网红打卡地等方式进行传扬。

此外，随着新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导入，新建居委会数量将逐渐增加，然而，目前上海在居委会取名上还存在缺乏美感和文化特色等问题。据2018年对全市16个区4364个居委会名称的全样本分析表明：上海三分之一以上（1495个居委会，占比34.26%）的居委会名称是以数字排序作为居委会专名，如“张庙街道通河八村三居委会”“兆林新村第十六居委会”等；全市20.23%的居委会中带有“村”这一名词，如上南八村居委会、三林新村居委会等；居委会名称中出现“路、弄、街、里”等路名来给居委会取名的占到9.76%，如“中山东一路居委会”“谈家桥路80弄居委会”等。上述取名方式虽然便于居民通过地理交通位置来寻找和记忆、也具有一定继承性，但缺乏美感和文化气质；新城的居委会取名，可以从地名创新角度出发，采用更有美感、更符合新城社区文化的取名方式，提高居民归属感。

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核心，提升“邻里相友的幸福感”

社区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第一现场”。社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高品质，成为吸引人、留住人、新增人的重要因素。

新城的公共服务面临基础弱、地域广、人员杂的挑战，基于此，我们认为当在现有街镇空间尺度上继续划小，特别是按照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目标优化街镇空间区划。在上海进行了15分钟步行距离的实证研究后，我们发现在居委会辖区人口平均1500户的设置下，要实现15分钟社区生活圈目标，最优的基层区划设置是：当人口密度为1万人/平方千米时，街道辖区2-3平方公里，服务2-3万人，下设7个社区（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的最优行政管理幅度），7个社区下则再辖7个居委会。

同时，可参考中心城区“行政管理减层、公共服务加层”的做法，探索“新型街区制”来设计基层政区的调整优化路径，即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中间层”设置“邻里汇”“睦邻中心”“市民驿站”“邻里中心”等，并在郊区和乡村设置非行政层级属性的“基本管理单元”、析出街道，破解快速城镇化进程和乡镇撤并导致的镇域居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在居委会的空间设计上，也可效仿金海街道的开放式设计，撤离居委会内“办公室式”的房间分隔，使居民步入居委会即可明晰地看到并感受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拉近了行政人员与居民间的距离感，同时使居委会在有限的空间视域下更显开阔。此外，新城的社区治理中还应注重城乡融合，包括动迁安置社区中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双重管理难题、经济开发小区内的类住宅治理难题、老集镇内城中村更新改造问题、原有农村好的传统文化如何在城市社区生活中继承保留等。

以新城全面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塑造“现代时尚的未来感”

由于新城空间大、底子薄、起步晚，在全面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数字治理方面往往渗透率低，存在政府内部的一种“数字鸿沟”，但数字转型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特点，因此，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新城塑造“现代时尚的未来感”，高起点、跨越式推动产城融合和治理高效的重要路径。

五个新城应在特色领域或重点区域先行探索标杆性数字化转型项目，形成示范并逐渐推动整体数字化转型。在“一城一名园”“一城一枢纽”基础上五个新城提出“一城一场景”，例如嘉定的无人驾驶车路场景的监管创新、松江的G60跨政区审批和监管场景创新、青浦以数字经济服务创新为主的“G50数字干线”、奉贤围绕东方美谷等产业链数字化的“数字江海”、南汇新城的跨境数据应用监管场景创新。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新城新区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熊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陆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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