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9月3日晚間，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回應“巴黎貝甜被罰”案件——“案件尚在法定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權利救濟期間，企業可以通過法定程序提出異議，我們將積極妥善做好相關工作。”輿情並未因此有所平息。人們注意到，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回應中特別提到，這是法定最低幅度“從輕處罰”。

顯然，執法部門和社會輿論之間，存在某種落差。不少網友涌去巴黎貝甜門店購買面包，表示支持。

9月6日上午11點，巴黎貝甜（新世界城店），此時結賬區已有顧客開始排隊。

大江東工作室試圖厘清，在眼下高度重視打造良好營商環境，以及上海引人注目推出“輕微違法免罰”柔性執法的當下，為何依然有此處罰？執法和社會之間的認知偏差，症結何在？行政執法能做到合法、合理又合情嗎？

疫情嚴峻時期，巴黎貝甜確實雪中送炭，也確實違了“法”

案件的經過並不復雜——根據上海市市場監管局發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今年4月27日，執法人員在現場檢查時，發現了制作面包的設備、原材料、配送結算記錄。

經核實，這一地址是連鎖烘焙品牌“巴黎貝甜”（上海艾絲碧西食品有限公司）的培訓中心。上海開啟全域靜態管理后，公司安排沒有住處的員工暫住培訓中心，培訓中心內有食品加工設備，公司通過物流系統送來原材料，員工的飲食也有一定保障。

6日上午9點30分，記者來到培訓中心。這是一棟3層樓的獨棟建筑。此時大門緊閉，多次按門鈴無人應答。大門上還貼有9月5日發布的防疫告示。

圖為不具備生產經營資質的培訓中心。

圖為培訓中心大廳接待處。

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大廳接待處用4種語言提示“來滬人員登記處”。公開資料顯示，巴黎貝甜母公司為“外國法人獨資公司”。

大江東留意到，該培訓中心距離龍柏新村地鐵站僅400多米，周圍居民區密集，商業設施豐富，地處一片生活機能較豐富的社區內，因此，疫情期間這裡和社區產生聯結，也能理解。

隨著疫情防控時間延長，周邊社區對面包的需求量增大。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4月23日至26日期間，培訓中心共生產了400份套餐，每份套餐在125元到170元之間，貨值總額58500元。

4月下旬，是上海疫情蔓延的艱難時刻，這家連鎖餐飲企業解決了400多個家庭的食品需求——看似合乎常理，甚至很有擔當，結果好心辦了“壞事”，甚至觸犯法律受罰，對此很多網友難以理解。

梳理下來，雖然巴黎貝甜是有資質的保供企業，但培訓中心並沒有相關生產經營資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條第一款，“國家對食品生產經營實行許可制度。”本案中，培訓中心要售賣面包，需要取得《營業執照》《食品生產許可証》《食品經營許可証》——獲得這些証照，需要提交各類申請材料。上海推行“一網通辦”，這些証照都可實現“雲辦理”。但全城靜默時期，企業收集材料存在難度，辦結時間也會延長。

企業確實存在違法事實。售賣5萬多元面包，罰款58萬元，從法津上看，不屬於處罰過當。據《食品安全法》：“違反本法規定……貨值金額1萬元以上的，並處貨值金額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罰款。”——在本案中，58.5萬元確屬從輕處罰。

曾經，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頻發。2015年，被稱為“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修訂發布，之后經歷兩次修正。業內人士常將“四個最嚴”挂在嘴邊：“最嚴謹的標准、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和最嚴肅的問責。”

即使上海疫情最吃緊的階段，3月23日-5月15日，上海各級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辦1121件價格類和食品安全類案件，其中有19件移送公安部門。例如，收到同濟大學餐食疑似有質量問題線索時，上海市場監管部門第一時間赴現場檢查，封存樣品，檢查結果及時向社會公眾發布：未發現指標不合格情況，但涉事公司涉嫌存在違規經營。

“發現食安漏洞不去執法，消費者吃出問題了又會說我們監管不力。”一位基層執法人員無奈地說，“此外，紀檢督察和系統內部考核等因素也會對執法施加壓力。”

行政處罰法的“溫度條款”隱身了

“巴黎貝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有理有據、合法合規，得到部分觀點支持：“特殊時期就可以違反法律嗎？”但，大多數網友仍在追問，“這一處罰就沒有回旋余地嗎？”“執法不該冷漠無情”。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教授陳越峰認為，這一處罰決定雖然全面審查了案件事實，但是孤立地適用法律規定，導致事實認定出現了錯誤。

“問題關鍵在於，如何認定和評價當事人行為的性質。”陳越峰說，在當時特殊情況下，企業面臨“義務沖突”，即同時肩負合規經營和為居民提供食物的義務而無法兼顧。在這一背景下，企業隻能履行較高的義務而不履行其他義務，因此，應阻卻其違法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有一條“溫度條款”在此次網絡討論中常被提及——

“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並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

本案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也寫道，未查詢到企業違規售賣面包的投訴記錄，也未提及發現食品安全隱患。

“當事人雖然在形式上違反了許可秩序，但因其為追求更高的法益而阻卻了這一行為的違法性。行政機關可以不認定這一行為違法。”陳越峰認為，在疑難案件發生時，法律的適用，特別是價值判斷，總是要考慮一個階段的社會共識，法律上的價值權衡從來不應該違背常識和情理。

前不久，在浙江寧波，一個小孩將身子探出窗外時家長並未留意，汽車啟動后，孩子不慎跌落馬路上。后面的車輛見狀紛紛停下，為孩子擋住車流。交警部門對這次的壓實線行為不予處罰，便收獲了市民大量點贊。

一輛汽車壓住實線，為小孩擋住車流。

“如果按照‘巴黎貝甜’案件的邏輯，司機壓實線確實違法，該罰還得罰，但救助了小女孩，獎勵也不可少，要一碼歸一碼。但是，這樣理解和執行法律，人們會誤認為法理和情理不相通，進而排斥法治，恐怕不利於形成全民守法的格局。”陳越峰說。

提升法律素養，讓執法有利於凝聚法治共識

那麼，上海已經在力推柔性執法，也有法律支撐，“巴黎貝甜”是否適用？

有專家認為，交通領域特殊案例多，執法者處理經驗豐富，靈活應用柔性法律、綜合研判作出裁決相對易操作。但食品安全領域有“四個最嚴”紅線擺著，並不適用上海剛剛出台的“輕微違法免罰”規定。

從另一個角度看，“巴黎貝甜”案件曝光后，上海市民自發購買該品牌面包，用實際行動肯定公司在疫情期間的行為，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社會糾偏。

上海市市場監管局的回應中稱，企業可以通過法定程序提出異議。但能夠使用行政復議的只是少數。且一昧要求降低處罰門檻，也有損法律的尊嚴。有專家認為，應該細化並明確輕微違法不予行政處罰清單，讓執法者有具體行動指引，形成可操作的長效機制。

上海自2019年便探索制定輕微違法不予行政處罰清單，市場監管領域已經有50項不予處罰事項，但食品安全相關事項並不在其中。

“執法者應繼續全面提高法律素養，敢於處理、善於處理疑難案件。”陳越峰補充說，“規范執法，不是機械執法和片面理解適用法律，而是在體系中准確解釋和適用法律﹔公正執法，需要全面審查案件事實、綜合權衡各種利益和價值﹔文明執法不僅是初階的執法態度有多好，而應該是更高層次的追求法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文明執法。”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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