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未成年人——前者，是法律剛性的化身，法庭上義正嚴辭，給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后者，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需要柔性呵護、撫育、培養。

35年前，這“一剛一柔”有了特別的聯系：1986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科設立全國第一個“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檢察（簡稱未檢）工作從普通刑事檢察工作中分離，朝專業化方向發展

之后，針對校園性侵害等，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一號檢察建議”﹔檢察機關聯合多部門共同制定《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出台﹔檢察官走進校園擔任“法治副校長”漸成常態……

在未檢工作始發地上海，35年來相關工作始終走在全國前列。“剛與柔”的互動，讓更多孩子的少年時代沖破烏雲，重新洒滿陽光。

能不能給他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和中心城區很多單位一樣，長寧區檢察院辦公場地並不寬裕，卻專為院史，特別是未檢工作史保留了一個陳列廳。

早期未檢檢察官在辦案（本文圖片均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供）

陳列廳展示的幾張合影，穿著綠色制服的檢察官略顯嚴肅地看著鏡頭。這是中國未檢工作的起點——長寧區檢察院“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

“1984年，《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准規則》在北京修改、定稿”，長寧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黃冬生說，這份稱作《北京規則》的聯合國文件，針對的是全世界少年犯罪問題，倡導對涉罪少年兒童採取與成年人不同的形式進行法律懲處。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社會變革大潮中，不少青少年亦裹入社會治安問題。校門口“大搶小”，關進少管所，出來后變得更壞……一線檢察官思考：對涉罪青少年，“一訴了之”是不是最好方案？

“秉持開放、開明的風氣，上海較早接受了《北京規則》”，黃冬生說，在司法上對涉罪未成年人特殊處理，“成本”很高，“除了配套的幫扶措施，更重要的是，對於輕微初犯的未成年人，有沒有社會寬容度，能否接受對之更為寬宥的處理，給他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那時的上海，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1986年，長寧區檢察院設立“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1987年6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上海市青少年保護條例》，規定公檢法機關要分別組織專門辦案機構，採取適合青少年特點的方式方法辦理青少年違法犯罪案件。1992年8月，虹口區人民檢察院成立全國首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到1996年6月，全市所有區縣均成立了獨立建制的未檢部門，全面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職能。

黃冬生說，上海率先探索，也因擁有較完備的社會支持能力，心理咨詢、青少年社工等都有基礎，能夠實現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懲教結合”。

“我們有一個特殊青少年考察基地，是在福利院，讓輕微涉罪的青少年去幫孤獨的老人梳頭、讀報”，長寧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尤麗娜記得，有一個孩子，包子做得特別好，老人們都想把他留下來工作，“孩子們從老人身上，感到時間真快，一眨眼就老了，好好過這一生，到老的一天，不要讓自己后悔。”

尤麗娜（右一）和同事給孩子們做法律宣傳

她說，自1995年基地成立以來，凡在這個福利院考察幫教的未成年人，沒有一個再犯罪。

針對未成年人犯罪開展社會調查、探索開展法律援助、對外地未成年人探索合適成年人到場……伴隨未檢案件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探索性做法從長寧生發，逐步發展到全國，有些還寫進了法律，成為未檢工作常規性做法。

對受傷害的孩子說：“你沒有錯”

未檢工作近年來的著力點，放在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上。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統計顯示，2016-2020年，上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社會關注度高，檢察機關從嚴、從重加大懲處力度，批准逮捕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344人，提起公訴1457人。

顧琤琮（左一）在辦案

“孩子不是縮小版大人”，顧琤琮，上海市第九檢察部副主任，外表纖弱，卻是從事未檢工作15年的“老法師”。在她看來，辦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對施害人無疑要嚴懲，但對受害人卻要慎之又慎。

她曾辦理一起性侵案，被害人身體殘疾，年齡很小。公安機關第一次詢問，顧琤琮主動要求到場，同步錄音錄像。“為了減少對孩子的二次傷害，我們盡量實現一次詢問”，為了讓孩子放下戒心，她把詢問的房間布置成客廳的樣子，帶上絨毛玩偶逗引孩子，讓孩子信任的成年人到場陪同。

詢問案情，先聊瑣事，再旁敲側擊，“身體疼不疼啊？”“你能不能在玩偶身上指一下當時哪些地方被觸摸？”避開指責性、判斷性語言。

“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案件，一直在變化，現在逐步向互聯網發展”，顧琤琮說，不法分子在社交平台、網絡游戲中騙取未成年人財物，或遠程對孩子實施侵害，需要司法機關、相關互聯網企業、家庭、學校合力預防。

辦案十幾年，對於受侵害的孩子，顧琤琮認為，最重要的是告訴他們，“你沒有錯。”

傷害來自父母的，無疑最難處理。

尤麗娜辦理過一起案件。去年疫情，學校都上網課，一個孩子向老師求助，說父親對他家暴，門牙被打掉，肩胛骨也被打斷過，還讓他在地上跪3個小時。

父親是孩子最親近的、又是傷害他的人，如何妥當處置，考驗能力和耐心。“班主任馬上通報我們，我們立即和教育部門一起制定方案，如何見到孩子，又不引起他父親的警惕。”

借老師家訪，檢察官們用1個小時才敲開家門——父親逼迫孩子在屋內不准發出聲音。目睹極端的教育方式，檢察官們認為孩子存在人身危險。這是一個離異家庭，通過起訴，孩子監護權被轉移給母親。

與家庭有關的未檢案件，難點還在於，法律對親子關系的介入必須慎重。另一起疑似家暴案件中，孩子直接給檢察院打來電話，檢察官們從外圍聯系到被“控訴”的單身母親才弄清楚，孩子因為不寫作業被母親、外公接連訓斥，想起學校法治教育課上講到的未檢檢察官……“我們勸母親別埋怨孩子，他能想到用法律保護自己，而不是極端方式自我傷害，是好事”，尤麗娜說。

“一案一策”，應對每一個未檢案件

上海黃浦區檢察院檢察官莫瑋菁為孩子們上課

2017年3月，就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小學班主任齊某強奸、猥褻多名女童案，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根據証據，能夠認定齊某多次強奸2名女生，猥褻7名女生，某省高級法院終審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卻隻合並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定，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后兩個多月，當年10月19日，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通過分析檢察機關辦理的性侵幼兒園兒童、中小學生犯罪案件，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議，被稱為“一號檢察建議”。

“檢察機關為主導，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有天然優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檢察官劉宇說，檢察機關有法律監督職能，除了在刑事案件中對立案、偵查、審判進行監督外，對行政機關依法履職亦有監督職責。涉未成年人案件往往涉及多個社會主體，需要全面運用法律監督職能發現問題，調動廣泛社會資源解決問題。

上海閔行區檢察院與衛生部門的工作聯系中發現，某兒科醫院存在多名被棄兒童長期滯留，遂開展專題調研，先后對7個案件啟動立案監督程序，督促公安機關將6名涉嫌遺棄犯罪的家長抓獲歸案。針對困境兒童問題，檢察院又創設監護權第三方評估機制，綜合考量犯罪嫌疑人的監護意願和監護能力，靈活制定回歸家庭和民政部門照料兩種方案。

“圍繞最大程度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目標，我們用‘一案一策’來應對”，劉宇說，未檢案件不能模式化處置，對每一個不幸的孩子都要以最合適的方式幫助。

在上海，檢察官與未成年人的故事還在繼續。普陀區檢察院聯合其他單位設立的“普陀區蒲公英未成年人社會培育中心”，吸納了170多家愛心企業參與幫教，讓30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到人生正軌﹔上海建立全國首個省級性侵害未成年人從業限制制度，對60余萬名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在職人員進行篩查，對45人不予錄用或辭退﹔和中學生的交流時，大檢察官說，“我也遭遇過校園欺凌，不用怕，勇敢保護自己”……

35年，一代又一代被檢察官守護過的少年已經長大，法律的種子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

（陳浚武參與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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