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小英雄雨來、草原英雄小姐妹……這些經典紅色故事伴隨著一代代青少年成長，成為一代代人在困境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如何講好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故事，展示黨的百年成就和百姓生活變化？由上海市民文化節組委會、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上海市群眾藝術館、中福會少年宮、各區共同主辦的2021年“永遠跟黨走”市民紅色故事演講大賽於3月至7月在全市舉行，通過紅色故事大賽、“紅色聲浪”情景講述展評、社區紅色故事匯等活動，引導人們傳承紅色基因。

參賽的3000余名市民中，有百位優秀講述者獲評“紅色故事傳講人”。他們的講述為何能脫穎而出？記者採訪了數位“紅色故事傳講人”和優秀組織者，聽他們講述紅色故事傳講背后的意義。

游偉講述：

浦東開發從“一四一”出發

游偉有個頭銜：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的“故事家”。作為百位優秀“紅色故事傳講人”之一，他的《浦東開發從“一四一”出發》講述了中央決定浦東開發開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決定成立浦東開發辦公室過程中一波三折、攻堅克難的故事。這個故事由他的老師葛明銘撰寫，原本要講十幾分鐘，游偉曾在多地講過，反響不錯，這次為了比賽，他把故事壓縮到了5分鐘。5分鐘裡要講好一個故事，需要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也要有細膩的情節，有戲劇性沖突和起伏轉折。5分鐘讓他感到意猶未盡，“如果時間充足，還可以講得更深、更透”。

游偉講到，浦東開發辦最初在浦東大道好不容易尋到辦公地點后，卻發現門牌號成了問題。“浦東文化館是浦東大道143號，浦東開發辦公室也是143號，那將給今后的工作帶來不便。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商量起新的門牌號碼，有人說66號，有人說88號，還有人講99號，各執一詞，這時，一位操著北方口音的老同志提議‘141號’，獲得全票通過。”游偉像是一人化成了多個人，每個人物都有不同的語氣、性格。聽眾跟隨他的講述，仿佛來到30年前的會議現場，看到了討論的熱烈氛圍。“故事家”的頭銜名不虛傳。

“講故事，其實也是曲藝的一種形式，最早從清朝就有了。”游偉說，過去，許多說書人會用上海話給老百姓講故事、講評書，不僅一人分飾多角，還能自己加音效，馬蹄聲、槍炮聲張口就來，惟妙惟肖，一個人就是一台戲。這種接地氣的表演形式流行於田間地頭、郊區小鎮，故事家不需要大的舞台，表演說來就來，聽眾也易懂、易接受。近年，故事漸漸被搬到舞台上，有了LED背景和音樂伴奏輔助，表演形式也從單人發展到雙人，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都不斷增強。

“這些年我們常說要講好中國故事，我們講的是組成這個中國大故事的一個個小故事。”游偉是劇團演員出身，目前擔任張江鎮志願者協會、晨暉社區、霍香社區陽光之家故事朗誦會的輔導老師。他常去社區給老百姓講故事，一個小時可以講兩到三個故事，聽眾總是意猶未盡。游偉的故事很多，從紅色黨史說到大國工匠，從脫貧致富說到社區服務，浦東開發開放30年的故事也是他的拿手節目，“我就住在張江，浦東要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希望能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讓大家明白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平時游偉會去社區上課，培養更多故事員。他希望自己的獲獎作品可以在網上更好地發揮作用，除了傳播浦東開發開放歷史，也傳遞把故事講好的訣竅，“希望每年上海市民文化節都能開展這種比賽，傳承紅色基因，把黨史講給更多年輕人聽”。

湯靜講述：

一個援黔干部的家庭故事

“我是不是語速太快了？”湯靜有點不好意思地問。向記者講述自己當上“紅色故事傳講人”的故事時，她的思緒以2倍速的形態從嘴裡蹦出來。但比賽視頻裡的她，卻是娓娓道來，每個字都咬得清清楚楚，非常專業。湯靜是一名80后上海援黔干部的家屬，在參賽作品《我家的扶貧故事》裡，她講述了丈夫援黔后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奮斗在脫貧攻堅戰一線的上海援外干部們“舍小家為大家”的情懷。

“其實挺不好意思的，越是自己的故事，講起來越有壓力。”湯靜覺得，丈夫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扶貧工作者，他所做出的成績都是分內之事。自己作為家屬，支持理解丈夫是應該的，而要把這些當作“感人事跡”去夸獎，她覺得有些說不出口。

第一稿，湯靜寫得像散文，對於丈夫參與扶貧的事點到即止。“你得有故事。”給她出謀劃策的，是和她一起參加南塘戲劇社和朗誦家協會奉賢區分會的朋友。為了先聲奪人，湯靜在演講開頭先來了幾聲直播室的吆喝：“朋友們，走過路過不要錯過，看看我的這款鳳岡鋅硒茶，一般的茶要麼含鋅要麼含硒，我的茶葉不一般，有硒又有鋅！”這是她丈夫陳奕的真實經歷。2019的7月，他作為上海第三批援黔干部開啟了3年的扶貧之路。到了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后，他從“檢察官”變成“帶貨主播”，在直播間裡賣起了當地的農產品。除了茶葉，湯靜的演講“賣點”還有一個金黃色的蠶繭，它的名字叫“水星一號”。這個全球唯一一個可以商業化的黃金蠶繭，也是經由援黔干部牽線搭橋，當地與奉賢龍頭企業“水星家紡”投資共建的“星絲路”項目產業扶貧重點。

茶葉和蠶繭是她特意讓丈夫寄來的演講道具，“開頭就拿出它們，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演講技巧”。巧的是，線下比賽時，現場評委中有人曾和當地有過交流合作。“他不僅認得這個蠶繭，還知道蠶繭有其他顏色，背后有悠久的文化傳承。”這讓湯靜感到自豪。

講到去年全家人去貴州探親，下車時，一位出租車司機聽說是援黔干部的家屬，說什麼也不肯收車費。他說：“你們上海來的干部常常為我們工作到深夜，想各種辦法幫助我們。我哪能收你們的錢？”這句話是湯靜特意用貴州方言說的。“我和孩子就去了一次，為了讓孩子能看看爸爸。”為了學這句貴州話，湯靜特地托丈夫找了貴州干部把這句話錄下來，自己聽音頻反復學習，“其實不太像，但我盡力去模仿。”

真摯的講述最動人。湯靜講到丈夫出征后第一次回家，推開房門時，1歲多的小兒子正低頭玩耍，抬頭看見爸爸一下子愣住了，甚至還有些害怕想哭。“他后來說，看到兒子陌生又膽怯的表情時，心裡‘咯噔’了一下。”“咯噔”的這一下，丈夫從來沒親口跟她說過，是她有次從採訪他的新聞上知道的。“一開始，要適應分居兩地的生活很難，后來我們一有時間就視頻，慢慢就習慣了。我沒敢講自己的壓力，有父母幫忙，還好。”

結尾她想了很久，最后在“智囊團”的建議下，她把結尾升華在“脫貧攻堅勝利時，願你們平安歸來”。“對我們家屬來說，這是最朴素的願望。”湯靜笑著回憶，自己講的只是他們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扶貧干部在真實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遠比自己描述的難。作品發出后不久，湯靜一家人已經團聚。“我很榮幸能作為家屬親歷這一場偉大戰役，也很開心這個故事能被選上。我們的故事只是一個感嘆號，還有人站在新的起點，肩負新的使命繼續奮斗。希望用這種方式讓大家去關注他們，希望能從一個側面讓更多人了解這個時代的精神，關注時代的變化。”

朱毅超講述：

一個懸念引出一段重要黨史

“這是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剛過，冬天的第一場雪還未消融。鄰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的虹口東寶興路上，出現了一些陌生面孔。聽說話口音，南腔北調﹔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門，甚至還有個高鼻梁、藍眼睛的老外。在‘朋友’的接應下，這些異鄉來客陸續拐進一條石庫門弄堂。”

就在前幾天，朱毅超離開了中共四大紀念館講解員崗位。他在參賽作品《力量之源》中，把中共四大召開的故事濃縮進講述裡，這場講述是他平時在館中講解內容的精編版。他在開頭拋出一個小小懸念，吸引觀眾帶著探索的趣味聽下去，了解這場黨史上的重要會議。用生動的語言讓聽眾身臨其境地感受黨史，是他在中共四大紀念館擔任講解員的經驗。“因人施講是我的工作體會，講述方式不能千篇一律，如果參觀者是兒童，就要用故事化的形式，讓小朋友能夠入耳入心﹔如果是黨員干部，就要偏理論一點，讓大家有更多收獲。”

站在展廳講述時，朱毅超會圍繞一個個展板組織語言，依托於文物展開故事。因為四大原址被炸毀，展館中用場景再現復原了當時的會場，走在這個場景前，他可以方便地指著桌椅、茶具，向觀眾講述四大的籌備情況。但在比賽中，離開展板和文物的依托，他需要靠語言來編織情景，帶領觀眾“走進”上海虹口淞滬鐵路旁邊的那座小房子。

朱毅超做了4年多講解員，這些故事他每天多時要講四五遍，每遍約四五十分鐘到一小時。“講解工作很辛苦，但向游客講述好紅色故事，是我們的使命和職責。每講解一遍，我也在不斷加深對黨史的理解，這是一個提升自我素養的方式。”作為紅色文化場館的工作人員，他覺得參加這次紅色故事演講大賽義不容辭。他希望作品傳播出去后，能吸引更多人來中共四大紀念館參觀，了解這個故事的完整版。“中共四大是一次重要會議，12天的會期裡發布了宣言、修改了黨章，還表決通過了11份決議案。希望能有更多人被我的講述吸引，走進紅色場館，我們也盡自己所能把講解工作做得更好，向每個來聆聽講解的參觀者傳播紅色文化基因。”

盡管如今不再參與一線講解工作，但朱毅超覺得，隻要在紅色場館中，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都是紅色故事的宣講員和研究者，都有責任傳播紅色文化。“這些紅色故事根植在我的腦海裡，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出來，充實知識庫。黨史學習常學常新，接下來，我會努力把更多的紅色研究成果體現在未來的紅色宣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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