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日喀則市人民醫院。本文照片均為 新民晚報記者陳夢澤 攝

趙堅醫生犧牲時，進藏僅16天。

今年2月25日，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趙堅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表彰名單上，名字外的黑框，讓妻子淚如泉涌。

進藏第4天，趙堅就接下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留下的線索，為一位藏族小女孩的先天性心臟病奔波。誰能想到，治療方案最終確定時，噩耗也突然傳來——2019年7月30日，進藏后一直沒有好好休整的他，因強烈高反誘發疾病，搶救無效，因公殉職。

上海，平均海拔4米﹔西藏日喀則，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1千倍高度攀升，26年接力奔赴，有一群人，始終用奉獻詮釋信仰與忠誠。“100-1”沒有讓上海援藏干部退縮。他們也會擔心，他們相互激勵，他們更加明白，什麼是援藏精神。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際，記者遠赴日喀則，走近那些“缺氧不缺精神”的上海援藏干部。

圖說：上海醫生援藏

一、“辮子”醫生

日喀則市人民醫院的手術台旁，制氧機接出兩根軟管，一根連著病人，另一根卻是給醫生用的。

援藏兩年多來，樂飛醫生已經習慣了做手術時，和躺在台上的病人同時吸氧。“有一次接急診，走快了沒拿氧氣管，結果正常情況下半小時可以完成的手術，愣是做了一個半小時，反應力判斷力都受到影響。從那以后，為了對病人負責，我們每次做手術都要吸氧。”說話間，淺綠色的軟管垂在樂飛的腦后，一動一晃，“當地人叫我們‘辮子醫生’。”

2019年7月，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進藏。來自瑞金醫院的外科醫生樂飛，是上海市“組團式”醫療援藏工作隊副領隊，派任日喀則市人民醫院副院長。

沒有進過藏的人，單憑文字描述，很難理解高原反應的那種痛苦：喘不過氣，心跳加速，口干舌燥，伴隨著頭疼欲裂，甚至惡心干嘔……

上海援藏醫生何大可剛上班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膿毒症的瀕危患兒。小女孩隻有1歲多，當時她的父親已經同意放棄搶救，何大可堅持要再試一下。奮力搶救4小時后，孩子最終還是離開了。精疲力竭的何大可卻突發心律失常，不得不住院治療。

坐在記者面前時，口罩后的何大可面帶微笑，很難想象當初他血脈僨張的樣子。隻有當他講起那次搶救時，那始終充滿遺憾惋惜的語氣，才讓人感受到他的一絲執著。

“如果這裡有兒童ICU，可能結果就會不一樣。”這一點何大可反復提起。“所以我一直在推動這邊建立兒童重症監護病房，不行的話，至少也要有兒童重症監護系統。不過，現在還在努力。”

藏語裡，“安吉”是醫生的意思，“拉”表示尊敬。在日喀則，像趙堅、樂飛、何大可這樣，一批批有“辮子”的安吉拉們從上海遠道而來，宛如身披白袍的戰士，忘我救治病人，也將先進技術和治療理念留在當地。

樂飛告訴記者，他至今記得，進藏第4天，上海市“組團式”醫療援藏工作隊領隊、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萬興旺帶著他與趙堅，去看望當時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情形。

“我以前從沒見過那樣的房子，是用土堆成的，牆上還糊著牛糞。”在那座房子裡，父親尼瑪頓珠和女兒小卓瑪都患有心臟病。尼瑪頓珠曾經做過開胸手術，至今需要持續用藥。孩子這麼小，受得住嗎？小卓瑪的家人滿心擔憂。趙堅是上海市兒童醫院心內科主治醫師，他反復奔波，先后3次診療，為小卓瑪制定了最好的救治方案：通過腿部微創修復心臟瓣膜。

小卓瑪一家萬分欣喜。誰能料想，沒過幾天，趙堅就因為劇烈的高原反應殉職了。身邊同伴突然離開，震驚與悲傷之后，追思會上，大家做了一個共同的決定——把趙堅醫生未竟的事業繼續做下去，就從小卓瑪開始。那年10月，小卓瑪在上海成功得到救治。

“安吉拉！”前些天，樂飛和記者來到小卓瑪家中探望，小姑娘一見樂飛就露出燦爛的笑容，已經徹底擺脫先心病陰影的她能跑能跳，與健康孩子別無二致。

有一個細節，樂飛始終難忘。那是此前他帶著小卓瑪在上海參加慈善晚會，“當時現場擺著趙堅的照片，她一下子就認出了這個叔叔，其實孩子與趙堅隻見過3面。”當天，小卓瑪要走了樂飛的黨員徽章，開心地別在胸前，向大家炫耀。“年幼的她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她隻知道，那些幫助她的叔叔阿姨們，都別著這枚徽章——剛剛修復好的幼小心臟裡，已經埋下了這樣的種子。”

直到今天，樂飛和小卓瑪的父親，始終保持著密切溝通。每天早晨，樂飛收到的第一條微信總是來自尼瑪頓珠。“我就像他的家庭醫生，他每天給我發血壓計照片，我幫他精准調節用藥劑量。”聊天記錄裡，接近800張圖片，無聲見証著兩個男人間的一段友誼。

趙堅醫生犧牲兩年后，今年7月31日一早，尼瑪頓珠在朋友圈發了一張他在上海治療時的照片。他的漢語不好，這是一條沒有文字的朋友圈，但是樂飛看懂了，也在第一時間轉給了能看懂的所有人。

有犧牲，更有傳承。“援藏精神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接力。”樂飛這樣描述，“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接力，一個團隊和一個團隊的接力，一批人和一批人的接力。”

日喀則市人民醫院工作了18年的當地醫生王豆對此深有感觸。曾到上海進修過兩次的她，親身體驗了臨床專家手把手教導的“特殊待遇”，也經歷了醫院內鏡中心從無到有的變化。

有一回凌晨3時接到急診，她習慣性向“師傅”、上海“組團式”醫療援藏工作隊隊員張震求助。“其實她的水平已經達到了，隻不過心裡沒底。我告訴她，你放心地做，我這就過來。”趕到醫院的張震沒有進手術室，而是坐在樓下靜靜等待，王豆也沒有再聯系他。差不多接近6時，張震給她打了電話。

“王豆說，張老師，我以為你睡著了。”如張震預料的那樣，手術一切順利。“這樣特別好。”

8月15日，張震這批援藏醫生返回上海，但“組團式”醫療援藏依然繼續。“我和下一批進藏的醫生交接過了，需要帶什麼設備，這次攻克什麼難題。”張震說，“這是一茬接著一茬要干下去的事。”

今天的日喀則市人民醫院，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推動下，中國胸壁外科聯盟西藏地區聯盟、卒中中心、創傷中心先后揭牌。今年公布的2019年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考核結果中，日喀則市人民醫院在全國排名上升了225名，在西藏自治區1+7“組團式”援藏醫院中名列第二。

圖說： 今年8月，精心設計的“雪域高原英雄筆”面世

二、創業“英雄”

一支鋼筆，兩個筆頭。一隻書寫漢字，一隻書寫藏文，漢藏文化元素的融合，可謂匠心獨運。

8月17日，在西藏拉薩的拉薩飯店。這款紀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寓意“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新篇章”的“雪域高原英雄筆”一經亮相，吸引了眾人目光。

日喀則，江孜縣，創客咖啡館。40歲的藏族婦女德吉坐在椅子上，有些局促和沉默。隻有小學文化的她，對漢語隻能聽不能說，需要靠翻譯才能與記者交流。

但當講起“雪域高原英雄筆”誕生背后“英雄惜英雄”的故事時，她的眼睛亮了，語速也快了，藏語中夾雜著漢語發音，聽得出“援藏干部”“上海”等字眼。

鋼筆的故事，就是德吉的故事，也是上海援藏干部想方設法帶領藏族青年創業的故事。

德吉的人生堪稱勵志。她從小家境貧寒，沒上過什麼學，曾是當地一名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因為文化程度不高，找不到什麼正式工作，她四處打工，還給人當過保姆。

令人欽佩的是，生活沒有壓垮這位堅韌的女性。德吉用打工攢的錢，開始了艱難的創業。因為吃夠了沒文化的苦，她的創業都與文化有關。開書店、賣文具，錢還沒掙到多少，她就開始資助貧困學生，為大學生解決就業崗位。最艱難時，她不惜抵押房子，借錢發工資。

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幫助下，江孜縣成立了農牧民合作社協會、農牧民合作社指導服務中心和大學生創業指導服務中心，三塊牌子，一個辦公地址，當地人稱之為“兩中心一協會”。

“當時聽說這個消息，感到像烏雲裡看到了太陽。”正處於創業瓶頸的德吉上門求助，找到了負責人央吉。聽完了德吉的故事，尤其是聽說她自己創業艱難，卻先后給貧困學生捐款近37萬元時，央吉動容了。

33歲的央吉是江孜縣團委書記，特別重視青年創業的她，把自己的辦公地點也搬到了“兩中心一協會”，成了帶領大家創業的“頭雁”。2020年6月19日，是“兩中心一協會”成立的日子，也是央吉的生日。“定在這一天，是希望今后每個生日，都和創業者們一起度過。”

中心成立不久，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領隊、日喀則市委副書記孟文海前來調研。聽了德吉的故事，孟文海十分感動，他告訴大家，上海著名民族品牌英雄鋼筆的創始人中也有一位女性，同樣文化程度不高，但卻用努力奮斗闖出了一條成功之路。

從英雄筆，聊到“英雄城”。眾所周知，1904年，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江孜人民浴血衛國，譜寫了一曲英勇悲壯的愛國主義贊歌，江孜從此以“英雄城”聞名中外。聊著聊著，對創業者的激勵，變成了對創業的頭腦風暴，一個“金點子”跳了出來——上海有英雄筆，江孜是英雄城，有沒有可能合作？

孟文海馬上牽線搭橋，促成了上海英雄金筆廠和江孜縣措吉百瑪文化有限公司的合作，后者就是德吉的創業公司。

點子好，要落地並不容易。央吉帶著德吉來到上海，與英雄金筆廠對接。藏文筆的筆尖是有講究的，要有傾斜度，而且寬度也不盡相同，僅學生用筆，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寬度都不一樣，如何設計頗費心思。

央吉和德吉都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背景。關鍵時候，又是援藏干部們幫忙，找到上海共康學校的藏文老師，前往英雄金筆廠協助藏文筆的筆尖設計。此后，在各方幫助下，央吉和德吉又請到西藏文化協會副會長丹增一同前往上海，參與設計研發。

一次次對接中，德吉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尤其是上海各方對她的無私幫助。“特別溫暖，特別感動。”德吉記得，第一次去英雄金筆廠時，她連英雄筆是什麼樣都不知道。她專門跑到南京路，想買一支英雄鋼筆研究一下。

基本不會說漢語的她，硬著頭皮找到街邊的一位女民警求助，女民警非常熱情，連比劃帶猜，竟然弄懂了德吉的意思，帶著她一連跑了好幾家店，最終幫她買到了筆，完成了任務。

今年8月，精心設計的“雪域高原英雄筆”終於面世。70周年紀念的圖案，通過獨特的壓制方式精刻在筆頭上，凸顯紀念主題﹔筆帽採用吉祥結圖案，寓意西藏人民解放后生活吉祥如意﹔筆夾鐫刻五角星和青稞麥穗，頂端呈箭矢形，寓意舉國上下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在上海援藏聯絡組等各方努力下，這支“英雄們”攜手打造的“雪域高原英雄筆”成為大慶專用筆。

“這是億萬分之一的機會，卻落到了我的身上。”德吉一直用這句話表達自己的激動和感激。雖然直到今天，德吉還叫不出孟文海的名字，但她始終記得，那位花白頭發的領導對她的關心幫助，“就像是上天把他派到了我的身邊。”

德吉不止一次向記者回憶上海出差時，她和央吉從酒店24樓往下望的情形。從來沒有住過這麼高樓層的她一直感嘆：上海太大了。其實，上海面積可能還比不上日喀則下面的一個縣，但上海的繁華、上海人的胸襟，令她震撼。

“央吉對我開玩笑地說，今后你就要當大老板了。但我知道，不管未來能走多遠，我都不會忘記上海援藏的幫助，也不會忘記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上海援藏干部、江孜縣委常務副書記張毅告訴記者，后脫貧攻堅時代，如何有效銜接鄉村振興，尤其是激發當地百姓的內生動力，從扶貧到扶智，一直是上海援藏干部思考的問題。

據張毅介紹，在援藏干部牽線搭橋下，除了德吉的措吉百瑪公司，今年7月底，創業基地孵化的多個項目如創客咖啡、鯤鵬廣告、塔匹園林等，都在上海與多家企業簽約達成了合作協議。

圖說：十輛上海捐贈的房車錯落排列在房車營地

三、珠峰小鎮

從日喀則定日縣城到扎西宗鄉，1個多小時的山路，不僅要跨越海拔5200多米的山口，還要經受“珠峰108道拐”的“催吐”考驗。

在加吾拉山口觀景台，可以看到108道拐的全貌——全是回頭彎，呈螺旋式整齊排列，老司機都會看得頭皮發麻。都說“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108道拐算是為這句話做了很好的注解。

8月初，記者前往扎西宗鄉採訪。一路上汽車在彎道上顛來倒去，讓人深刻體會到了什麼叫“器官在左、身體在右”。這樣的路，上海援藏干部兩三天就要走一次，隻因路的那頭有一座上海援建的“珠峰小鎮”。

初到“珠峰小鎮”，上海援藏干部、定日縣委常務副書記李肖輝作為“導游”，一開口說的竟然是“垃圾分類”，讓人不禁感嘆：上海人連援藏都自帶上海風。

李肖輝將記者帶到一處即將竣工的建筑前，告訴記者，這是“珠峰小鎮”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和中轉處理項目。而在小鎮的另一端，一個污水處理廠也正在建設。

據李肖輝介紹，扎西宗鄉有7500多藏民定居，珠峰每年的游客也不斷攀升，已經突破12萬人，這都給生態環境帶來極大壓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對於西藏來說，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這一切都需要把生態環保放在第一位。”

站在“珠峰小鎮”入口處，一條筆直的大道將小鎮一分為二，右邊是上海援建的小鎮主體，包括商業街廣場、登山體驗館、自駕游房車營地、酒店等，大多已經竣工開始內部裝修。

左邊則是當地村民自己修建的房屋、商鋪。李肖輝告訴記者，村民們起初對“珠峰小鎮”項目並不熱衷，等到建設初具規模后，才嗅到了其中的商機。於是在當地統一規劃下，大家蜂擁而上，日夜加班，進度反而趕到了援建項目的前頭。

上海援藏為什麼要建設這樣一座“珠峰小鎮”？李肖輝介紹，這與上海第九批援藏確立的“文旅先導、三產融合、鄉村振興、智慧賦能”工作思路有關。

李肖輝告訴記者，“珠峰小鎮”距離珠峰隻有49公裡，是通往珠峰、洛子峰和“世界十大景觀”之一的“珠峰東坡—嘎瑪溝”等旅游景區的必經之路，每年都有眾多的旅游觀光、登山探險和科學考察者經過，旅游資源優勢突出。

“珠峰天氣多變，如果不是專業登山者，一般游客如果錯過了一睹世界之巔真容的機會，可能隻能無奈離開。而‘珠峰小鎮’建成后，現代化的設施和住宿條件，將給游人多一個選擇。”

據李肖輝介紹，219國道建成后，與318國道一起，將上海援建的日喀則五縣連綴成環。“我們決定緊緊抓住這些以珠峰為核心的世界級旅游資源，打造‘環珠峰生態文化旅游圈’，全力帶動高原農牧業、民族手工業等特色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

“珠峰小鎮”是否真能留客？記者現場做了一番體驗。在小鎮上的平措康桑酒店，融合民族風和現代感的設計，一下抓住了人心。內部裝修簡潔而時尚，溫馨的地暖，舒適的席夢思，衛洗麗的馬桶，彌散式的供氧裝置，連鏡子都自帶“屏下”感應燈，可謂十分貼心。在房車營地，十輛上海地產集團捐贈的房車錯落排列，外觀各有主題，其中五輛以五岳命名，另五輛則以西藏五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命名，體現出漢藏融合一家親的主題。

在珠峰小鎮環保車換乘點，記者與司機拉曲扎西聊了起來。說起“珠峰小鎮”，37歲的他充滿期待。“感謝援藏，我們的日子越過越好。小鎮建好，收入肯定還會增加。”

拉曲扎西告訴記者，以前扎西宗鄉很窮，為了生活，他靠馬拉車帶人去大本營，一趟3小時，來回6小時，拉4個人，最多也就賺100塊錢。

“現在完全不一樣了。”拉曲扎西當上了環保車司機，每個月工資就有四五千。賺錢后，他在老街開了個店面賣雜貨，最多的時候，一天就有2000多塊進賬。“我家買了兩輛車，一輛小轎車，一輛130（貨車），忙不過來，還雇了個人看店。”

拉曲扎西說，現在村裡都在盼著“珠峰小鎮”建成。“那麼好的路，那麼干淨的鎮子，看著就舒心。”

“文旅先導”的指引下，上海援建的五縣都在挖掘自身優勢。在拉孜縣，上海援藏干部、拉孜縣委常務副書記譚銘將記者帶到318國道5000公裡處。

這裡也是小康示范村強公村所在。村文化廣場中央立著一塊由上海市第七批援藏拉孜小組援建的5000公裡紀念碑。自駕游客到此，紛紛停車打卡，其中不少是上海口音。

據譚銘介紹，上海援藏干部對強公村進行了水景水系、文化長廊、藏式連廊和綜合服務區建設，並修繕了56棟民房。村容村貌的改善，使這裡成為318國道上的特色旅游景點之一。

紀念碑周圍，不少村民們擺起小攤。村民旺姆笑著告訴記者，自己主要賣一些食品飲料和手工藝品，光這一塊的收入，每個月就有幾千塊進賬。

廣場上，一個名叫南加拉姆的女孩正帶著弟弟玩。在中國人民警察大學上大一的她告訴記者，以前村裡連路燈都沒有，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沒出去前沒感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再回到自己家鄉真有些不適應。”拉姆說，多虧了上海援藏，不但為村裡修房子修路，還修了大家最喜歡的廣場，讓這裡也成了“網紅打卡點”。

圖說：援藏26年，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四、援藏精神

上海到西藏日喀則，是真正的萬裡之遙。

那裡發生的一切，與我有關嗎？為什麼一波又一波的援藏干部，不計一切奔向那裡？生活在繁華的超大城市上海，呼吸著充足而濕潤的空氣，很少有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在珠峰腳下，記者和上海援藏干部、定日縣建設局副局長張志華說起這個話題，他很激動。在張志華看來，援藏背后是深厚的家國情懷。“藏族同胞們在這裡定居，某種程度上說，就是為國家守牢了邊疆，守住了國土。邊疆無憂，才有大城市的繁華。”

張志華承認，剛進藏時，趙堅的犧牲對自己的沖擊是巨大的。“難免會想，他是在日喀則，定日的海拔還要高得多，我能扛得住嗎？”但真正開展起工作，經歷了地震、泥石流等生死考驗，缺氧、高反似乎變得很平常。

“有次在吃早飯，房子一下就搖了起來，3位援藏干部一下子跑到院子裡，過了半天，才看到當地的廚師慢悠悠地走出來。”張志華告訴記者，當地人都說“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這是當地人的樂觀，也說明這塊土地上生存的不易。

據說，當年第一批援藏干部進藏時，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1995年11月，亞東、定日全縣及江孜縣的部分鄉鎮遭受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災，厚一米多的積雪讓全縣交通斷絕、通信癱瘓、供電中斷。

當時，上海援藏干部、亞東縣縣長張兆田和縣委副書記鐘杰帶領一支工作隊，每人身背幾十斤重的干糧飲料和防身武器，在積雪中徒步4天，穿越了幾十處雪崩危險區域，行走72公裡，趕到全縣災情最嚴重的康布鄉，送醫送藥，指揮抗災。

援藏干部在雪地裡走到后來，餓得實在走不動，有很長一段路都是爬過去的。當地干部群眾感動地說：“張縣長是康布鄉歷史上第一個用雙腿從雪地裡走過來的縣長。”

援藏26年，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些苦始終不會變。援藏干部李肖輝告訴記者，進藏后，大家都成了“藥罐子”，每天要吃六七種藥，安眠藥是每天吃的最后一種。因為睡眠不好，體重也一再降低，很多人一下子瘦了20多斤。

但在上海援藏人才干部領隊、日喀則市委副書記孟文海看來，吃苦只是過程，不是目的，關鍵還是要干事創業。“既然來了，就要做出點事來，讓西藏因你而發生改變。”

剛到西藏時，孟文海遭遇的危險其實一點不下於趙堅醫生。當時，因為第八批援藏干部已經在藏延遲工作1個多月，為了加緊工作交接，孟文海幾乎沒有休整。進藏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他感到身體非常不適，一看手指甲上多了一塊斑，后來知道那就是“紫紺”，說明毛細血管破裂了。回到房間量了一下血氧飽和度，隻有47，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

趙堅醫生犧牲后，孟文海召集全體援藏干部悼念，同時號召大家開展“援藏為什麼、在藏干什麼、離藏留什麼”的思考和討論，向“老西藏精神”“兩路精神”汲取力量，感悟“比珠峰更高的信仰”。

當時，第九批援藏干部中，來自楊浦區市東醫院的張舟醫生，也成為激勵大家的榜樣。因為他是第二次援藏。

世界屋脊，一去已是艱難，何況二上高原，為何會有這樣的選擇？張舟告訴記者，二次進藏，使命不同。近年來，他參與了上海市東醫院的管理工作和等級評定事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希望能給當地的醫療管理帶來改變。

到達當地后，張舟對援建的拉孜縣人民醫院整體運營、財務管理、人員結構、醫療技術、科研能力等進行了全面調研和優化提升。去年9月，拉孜醫院成功創建二級甲等綜合醫院。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6年來，援藏干部們把足跡和感動寫滿雪域高原。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閃耀著“比高原更高”的援藏精神。

新民晚報記者 潘高峰 楊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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