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科技创新指标升幅显著 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6项重大科技成果，上海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跻身全球最佳科技集群前列

■本报记者 俞陶然

从第19、第12、第11，到第9、第8，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年至2021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里，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上海每年都在进步，科技创新水平已进入全球科技集群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上海时作出重要指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从那以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扩充为“五个中心”建设。2020年，上海如期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如今，这座创新活力迸发的城市正在向下一个10年目标迈进——着力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科学前沿：大科学设施群提升创新策源力

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的顶层，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里集聚着国家实验室和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过去10年，这些大科学设施陆续建成，为我国科技前沿探索提供了利器。

在美国国家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我们的科学家在耀眼的‘阳光’下工作，而其他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在微弱的‘月光’下工作。”光的强度，对很多学科的前沿探索至关重要。

2021年，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在全球率先完成相关实验，被《科学》杂志评价为里程碑式进展。这种激光是人类已知的最亮光源，相当于把地球接收到的太阳总辐射聚焦到头发丝粗细的尺度。所谓“超强”，是激光脉冲峰值功率达到拍瓦级（1拍瓦=1000万亿瓦）；所谓“超短”，是脉冲宽度达到数十飞秒级（1飞秒=1000万亿分之一秒）。能量如此之高的激光，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出类似恒星内部、黑洞边缘的极端条件，让中国科学家在“耀眼的阳光”下工作，探索宇宙演化、肿瘤治疗、精密加工等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未知。

经过10年布局建设，上海在用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14个，覆盖光子、生命科学、海洋、能源等领域，设施数量和投资金额均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

在大科学设施的支撑下，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日益增强。据统计，全市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数量（次）从2012年的60.6万次升至2020年的330.3万次。2018年，在上海诞生了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首例人造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位居当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前两位。2021年，上海科研人员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发表论文107篇，占全国总数的29.8%。

产业技术：建新型研发机构强化攻关能力

如果说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高峰，那么近年来成立的一批高水平科研机构，组成了科创中心建设的高原。

作为一类新型研发机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是上海体制创新的产物。功能型平台以支撑产业链创新和重大产品研发为目标，强化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核心技术突破，旨在弥补市场缺位，完善创新生态，支撑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2016年以来，市政府多个委办局协同推进建立了15个功能型平台，它们分布在9个区，分别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2017年，“超越摩尔”8英寸研发中试线在嘉定启动运营，成为首个功能型平台——上海微技术工研院的“镇宅之宝”。“超越摩尔”技术以传感器为核心，是未来实现万物互联的核心技术之一。依托这条国际领先的中试线，上海微技术工研院已服务企业680余家、申请专利757件，还培育孵化出15家传感器和集成电路企业，对物联网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显得尤为迫切。为此，上海制定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上海方案”，组建了集成电路产业功能型平台、生物医药产业功能型平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人员联合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

制度供给：从转化“三部曲”到科研“特区”

回首过去10年，上海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北斗导航系统、C919大型客机、量子计算机，航天领域的“天问”“天和”“天舟”“嫦娥四号”“嫦娥五号”，深海领域的“蛟龙”号和“奋斗者”号……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6项重大科技成果，上海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首过去10年，上海在多项科技创新指标上升幅显著：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GDP）比例从3.31%升至4.17%，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17.2件升至58.5件，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年申请量从1024件升至3558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从4311家升至17012家，技术合同年成交额从588.52亿元升至1815.27亿元，外资研发中心总数从351家升至516家。

成果涌现、数据上升的背后，是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的逐步形成。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有前沿科学研究高峰，有关键技术研发高原，也有普惠性制度供给。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以来，持续强化制度供给。在国家授权上海先行先试领域，2016年国务院授权上海先行先试的10项改革举措已全部落地，在海外人才永久居住便利服务制度、天使投资税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在科技体制地方配套改革领域，已发布超过70个地方配套政策，涉及170项以上改革举措。其中，2019年发布的“上海科改25条”旨在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覆盖面广、影响力大，体现了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2017年以来，上海先后出台《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意见》《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三部曲”充分激发了科研人员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积极性。“这几年，我校在成果转化方面实施了‘阳光工程’，有组织地扶持师生创业。大学老师创业再也不是‘灰色地带’。”创立了一家机器人公司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顾力栩欣喜地说。

加强基础研究，也需要制度创新。2021年，市科委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设立“基础研究特区”，每年向每个“特区”投入2000万元，并给予其充分的科研选项立项自主权，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从事风险较大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展望未来，市科委基础研究处负责人希望“特区”涌现出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探索出契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为我国提升基础研究水平提供上海经验。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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