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救亡的先锋：市南中学

市南中学旧址陈列展位于黄浦区陆家浜路597号。

清咸丰五年（1855），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 Farnhan）在上海县城大南门外创办清心堂基督教堂。1859年，范约翰又购清心堂东边桑园街土地二十四亩创办清心书院，除设立中学外，还附设高等小学，学生大多为附近居民子女，范自任院长。因得到娄离女士（Lowrie）的经济支持，学校初名娄离华学堂（Lowrie Institute）。宣统元年（1909）正式改名为清心中学，并改为董事会制，由中国籍北长老会牧师郭秉文任董事会会长。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校舍遭日军炮击，毁坏殆尽。遂暂借徐家汇路39号惠中中学（今五爱中学）教室上课。1939年，又借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某补习学校为临时校址，抗战胜利后，迁回原校址。1953年8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上海市市南中学，校址为陆家浜路597号。

市南中学的160多年历史中，培养了难以胜数的优秀人才，如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的教育家郭秉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等等。在与民族共命运的160年里，市南人爱国奉献，从未借着宗教的外衣，寻求个人的“诺亚方舟”，而是上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壮剧。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后，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1935年12月20日，清心学生率先行动，汇合全市各大中学学生声援“一二·九”运动，揭开了清心中学学运史上的新篇章。这—天也被定为了学校的“爱国日”。

“八一三”事变后，华界沦陷。在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学协）领导下，1938年2月28日，清心中学“全福读书会”正式成立，领导全校的救亡运动，在校园内外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8年7月，日伪势力胁迫租界各学校向伪政府登记。7月6日，在学协的领导下，全福读书会周密准备，在清心中学发起了一场震惊上海的护校斗争，反对学校当局向日伪政府登记，抵制奴化教育，打响了上海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在清心中学护校斗争取得胜利的影响下，租界各校师生很快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纷纷拒绝奴化教育。在强大声势之下，租界当局不得表示，租界内的教育权绝不允许他人侵犯。“孤岛”各校的护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觉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为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学校将这一天定为“2·28爱校日”。199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60周年之日，市南中学在校园内隆重举行了“打响上海市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塑像揭幕典礼。

护校斗争提高了进步学生的思想觉悟，经过斗争的考验，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准备了条件。1938年8月19日何乐福成为清心中学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同年11月，清心中学党支部成立，并成为当时上海教会中学中最大的支部之一，使清心中学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清心中学的革命运动继续高涨。1946年，建承中学学生陈仲信受党的指派，到清心中学去做党的工作，积极组织学生运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仲信任人民保安队第一指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5月25日，他在工作途中遇国民党残军枪击，牺牲时年仅20岁。陈仲信是上海解放前夜牺牲的最后一个地下党员，也是唯一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人民保安队战士。他牺牲的这一天被学校命名为“烈士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的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市南人又毅然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每一个历史年代，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处都有市南人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身影。

二、不可忽视的宣传力量：报童近卫军与报童学校

报童小学旧址陈列馆在黄浦区山西南路35号。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这首由聂耳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卖报歌》，直到今天依旧有着极高的传唱度。这首歌朗朗上口地唱出了那个年代小报童的生活。但很多人不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报童这个特殊群体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份贡献。

早在抗战时期，党就注意到了报童这个特殊群体。当时，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创办了10所报童学校，组织报童们学习文化知识，开拓他们的视野。在学习文化之余，师生们还成立了“报童书报服务社”，秘密传送中共地下党出版的《上海周报》，并为前线抗日将士募衣捐被。但是由于形势日益严峻，这批报童学校于1939年被迫停办，这些受过一定教育的报童有不少离开了上海，加入了新四军部队。

1948年3月，陈鹤琴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创办了新的报童学校。学校租借了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的几间活动室作为教室，拥有了更大规模。这次的办校行动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1949年春天，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在报童学校的学生中建立报童近卫军，投身到上海地区的地下革命活动当中。他们开展“三光行动”，即把敌人的标语撤光，把我们的标语和宣传品贴光、发光。同时还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利用每天卖报送报到处跑，不引人注意的机会，秘密搜集国民党军队在市内各处的军队布防情况。可以说，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报童学校的孩子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宣传力量。

上海解放之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这些孩子被编入了上海市人民宣传队，翻身做了主人。在党的召唤下，他们有的北上参加了祖国建设，有的随军南下，有的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赴朝参战，更多的报童去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等单位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1949年10月9日，报童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上海市立报童学校”。后来，随着报童这个群体渐渐消失。报童学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982年，报童学校正式复校，地址迁到了山西南路35号，正式更名为“报童小学”。学校的校史馆里存放着各种史料，展示了报童小学的光荣历史。操场上安放看报童近卫军的塑像，供学生们瞻仰。2001年6月，这所拥有光荣传统的学校被公布为黄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中学：敬业中学

敬业中学旧址陈列展在黄浦区蓬莱路245号。

上海市敬业中学有着268年的悠久历史，是如今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一所中学。敬业中学的原址是豫园主人，明左都御史潘恩、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父子的宅第世春堂，即今梧桐路安仁里一带。明末，世春堂归徐光启小女玛蒂尔达，她资助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将这里改建为上海最早的天主堂——敬一堂。清廷禁教后，敬一堂被收回。乾隆十三年（1748），时任江苏布政使的翁藻与上海知县王健开在这里办了申江书院，这就是敬业中学历史的起点。1770年，“巡抚杨魁等集资重修书院，改名为敬业书院。1860年，世春堂重归教会，敬业书院遂迁至今址。1860—1862年间，维新思想家冯桂芬曾任敬业书院山长。1902年，敬业书院演变为新式学校，定名为敬业学校。1906年更名为上海县官立敬业高等小学堂。1913年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3年改办初中，改称上海县立敬业初级中学。1929年添办高中，更名为上海特别市市立敬业中学。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改为私立南方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名上海市立敬业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名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敬业中学曾经培养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丁石孙、中国科学院院士叶企孙、著名经济学家蒋学谟、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等一大批优秀学子。原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杭苇曾撰文指出：“我们可以从敬业中学校史沿革中，完整地了解到我国学制的演变。”

敬业中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学校成为上海学界抗日教亡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外围组织学协加强对各校学运的领导工作，并派“学协”党团书记黄文荃（张英）直接联系当时更名为南方中学的敬业中学。1938年8月，南方中学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先后有顾秋石（顾渊）、薛家骥、潘视仪（潘文铮）、周充瑞、蒋照明（乔石）等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在他们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开展反汪抗日的各项斗争。不少积极分子从斗争中得到锻炼。参加了党的队伍，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支部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团结广大同学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为迎接解放、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截止解放前夕，敬业（南方）中学累计共有地下党员38名，有9名校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

1987年11月，适逢敬业中学校庆240周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乔石亲笔写信给母校：“我衷心祝愿母校发扬热心人民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更多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四、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公立小学：上海市实验小学

上海市实验小学旧址陈列展，位于黄浦区露香园路242号。

上海市实验小学原名万竹小学，原址曾为明代顾名世的名园—露香园万竹山房，因而学校取名为“万竹”。1911年2月，地理学者李廷翰和他刚从日本女中毕业的妹妹李廷慧，在这里筹建上海第一所市立小学——上海市立万竹小学，定位于贫民学校，“只收贫儿来学习”是学校唯一的招生要求。

万竹小学是上海最富盛名的公立小学之一，民国时期上海小学教育界有一句时谚“南有万竹，北有尚公”。1919年，以“编制严密，学事发达，形式与精神俱备”，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全国11家优良小学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学校一夜之间被敌军占领，成为敌军的军营和赌场。万竹小学的师生，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胸襟，勇敢地守护着国格与人格的尊严，迁入法租界辗转顽强地办学，在陕西路成立万竹小学借读处，后改名为阜春小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原址复校，改名为上海市第三区中心国民学校，很快学校就以“师资精良，课堂优质”成为“上海小学之最优”。

1941年起，学校就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到上海解放前夕，已有王平洲、宋振华、刘一痕等地下党员。他们发展党领导下的“市立小学教师福利会”会员，反对国民党在学校的反动措施。解放前夕又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教师协会”，团结教师，迎接解放。

1952年，原万竹小学被宣布为“五年学制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改名为邑庙区中心小学。1956年更名为上海实验小学，旋被公布为上海唯一一所国家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小学。

五、红色堡垒：储能中学

上海市储能中学旧址陈列展，位于黄浦区成都北路200号。

1938年，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创办的宁波效实中学被日机炸毁，部分师生来到上海租界避难，秦润卿召集宁波籍工商业人士，创办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时局更为混乱。为了让宁波籍教工和广大学生能继续上课读书，校董事会在董事长秦润卿主持下，一致同意支持继续办学，并把校名改为储能中学。“效实”和“储能”两校名均出自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效实储能”。

建校初期，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的储能中学教务主任冯宾符积极投入抗日运动，他把一批共产党员、进步教师介绍到学校来任教，如王元化、周建人、段力佩等。特别是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任校长后，储能中学完全置于我党的秘密领导之下。

当时上海地下党十分重视储能中学，中共地下市教委书记马飞海同志以数学教师的身份，亲临第一线领导工作，许多进步人士也以教学工作为掩护，被介绍进储能中学。他们通过教学、课外辅导和个别接触等形式，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抨击黑暗的现实社会，进行革命启蒙。

1945年6月，校长段力佩发展了首批5名学生入党，次年又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储能中学经历了种种严峻考验，逐步成为上海教育界抗日与民主革命运动的堡垒之一。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准备内战，党中央决定在教育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民主社团，领导广大教师采取多种形式，参加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进步、反对倒退的运动。储能中学以其有坚强的地下党组织、众多的进步教师及学生等有利条件，成为上海中等教育研究社、上海中等教育研究会、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上海教职员工消费合作社等十几个民主社团的重要基地。储能中学的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在爱国工商人士的支持下，积极参加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表现出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相继组织学生参加了公祭昆明四烈士万人大会、助学运动、救饥救寒运动，“六. 二三”反内战示威等革命斗争。其参加学生运动之多，发动面之广、行动之迅速、影响之大，为进步人士所瞩目，被誉为民主运动的堡垒，有“校外蒋管区，校内解放区”之公称。

储能中学在解放前几年间共有81人人党，80余人参加新青联。有不少党员学生与进步学生被组织安排到苏北、浙江四明山等解放区工作。仅在1946年7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校内20多名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被输送或转移到10多所大、中学校，充实这些学校学生党员的力量，在全市更广泛地掀起学生运动的新高潮。上海解放后，储能中学的80%的教职员工参加了接管大上海的工作。90%的学生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以及奔赴全国各地工作学习。1949年6月，由于大部分师生离校，因此，储能中学制下的学生就并入了新建中学，储能中学暂时停办。

1983年夏，上海市人民政府特批恢复储能中学校名，有关方面社将位于成都路威海路的成都中学改为“储能中学”。1983年9月1日，储能中学假座市府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复校典礼。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圣陶、周建人、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等纷纷题词祝贺。

1993年底，集资25万元建造的汉白玉“储能英雄群雕像”在储能校园内落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光荣献身的陆如稔、林舜琴、王妙发、张处让、陈忠良、董学高，葛镇洋，蔡达君等八位烈士金身浮雕栩栩如生，直现英姿。

六、上海教育，梅溪实开其先：梅溪小学

上海市梅溪小学旧址陈列展，位于黄浦区永宁街20号。

清末，上海士绅张焕纶面对日益不堪的时势，决心办学，改革教育，乃于光绪四年（1878）在梅溪弄创办了正蒙书院，其编制及学科科目均有异于当时的其他书院，这是上海最早对课程设置进行创新的由中国人创办的教育机构，课程有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1882年，因校舍建在填平了的梅溪之上，故更名为梅溪书院。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书院遂改称为梅溪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改称官立高等小学。1912年，学校又改名为市立初等小学，未几又改名为上海市立梅溪小学，由私立变成公立学校。1946年，学校又改名上海市第四区中心国民学校。1950年至1951年间，改称蓬莱区中心小学，后又改名蓬莱区第一中心小学，至1956年又改称蓬莱路第一小学。1986年恢复梅溪小学原名。

梅溪小学创办人张焕纶曾亲自制订校训和校训歌，都以“立志要做好男儿”作为主题。梅溪历届的师生也一直保持着这种蓬勃的朝气，在上海教育界创造了多个第一，如第一个举办军事训练，第一个女学生，第一个成立童子军，第一个举办勤工俭学，师生共同投入“五四”运动等等。

中法战争爆发时，张焕纶令学生受军事训练，率之夜巡城厢，梅溪成为上海最早实行军训的学校。1915年，梅溪校长徐艺洲让女儿徐宏芳考进梅溪就读，这是校内唯一的一个女同学，也是上海市男女同校的开端。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国开展时，上海各界于5月7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声讨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梅溪师生120人参加大会，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梅溪体育教师黄胜白，在梅溪校内组织童子军，这是上海学校的第一个童子军组织。梅溪小学正是以教学内容新、教学方法新、组织管理新，成为中国新教育的领头羊。所以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题词：“吾国教育上海发达最早，而上海教育，梅溪实开其先。”

七、格致求真：格致中学

上海市格致中学旧址，位于黄浦区北海路150号。

格致中学前身为格致书院，是近代中国最早中西合办，系统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型学堂之一。清同治十二年（1874），国人徐寿和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向中西绅商集资，并呈请李鸿章拨款，购地建房办学。光绪二年（1878），格致书院创办。校名取《大学》“格物致知”之义，旨在使国人“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书院初期在介绍西方科学、技艺新知方面颇有成绩。书院延聘专人教授天文，算法、制进、舆图、化学、矿物等学科，并请中西学者作不定期的演讲，著名思想家王韬曾任山长。书院向学生做示教实验，为上海开教学实验之先声。书院还建有博物馆，陈列的东西分“生长之物”“工艺之物”“织成之物等”十大类。

1913年12月，由华董决议改办华童公学，定校名为工部局格致公学。1931年，上海租界内市民响应全国人民收回教育主权的要求，工部局被迫委任我国留美硕士刘崇本为副校长，按照我国学制改设高中、初中、小学三部，逐渐按照教育部课程标准进行调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各国商团进驻学校，因霍乱流行，将学校改为隔离医院。同年11月，借四川路青年会中学上课。1938年秋以后，先后借闸北克能海路小学（现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外滩15号中央银行大楼及大西路65号英国兵营（现延安中学）、山海关路育才公学上课（半日制）。1942年改名上海特别市市立格致中学。1945年10月，更名为上海市市立格致中学q。1946年2月，迁回原址。

1939年前后，中共地下党派李琦涛以“学协”（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身份联系学校，学生党员吴庆德（吴学谦，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钟信超（钟沛璋，后任中宣部新闻局长）、程念梁等建立党支部，领导同学组织“银影社”，出版《合群》等刊物，揭露旧上海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组织同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内战，镇压学生运动，迫害进步学生，中共地下党先后派李琦涛、乔石、费福泉等联系学校地下党盟组织“阿Q团契”，进行助学、敬尊、义卖活动，团结同学。所谓“团契”本来是教会开展传教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为了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又便于半公开地活动，党组织就用“团契”名义，进行助学、敬师、义卖活动，以团结同学，宣传革命思想。团契成员郁钟德、钱仁昌和章增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23日，格致地下党组织就是依靠“团契”积蓄起来的这支骨干办量，团结和组织100多位同学参加欢送民主人士马叙伦等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全校学生的政治觉悟普遍有所提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17日上海市军管会市政教育处派军事代表杭苇等接管格致，格致迅速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学校师生思想面貌焕然一新，逐渐形成“勤奋学习、尊师守纪、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

八、立己达人：大同中学

上海市大同中学旧址，位于黄浦区南车站路353号。

1911年夏，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部分教师胡敦复、平海澜、吴在渊等十一人，因不满外国教会控制学校，相约辞职来沪，组织立达学社，旨在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经过积极筹办，由发起人捐款，于1912年3月19日创办了一所国人自主自立的学校——大同学院。校名取义于《礼义·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校舍初赁屋于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阳里，半年后迁至南市丰记码头。1913年在南市沪杭火车站北首（今南车站路）购地自建校舍，于次年迁入。

大同学院初创时，设普通科（相当于初中）和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首批学生80余人，大部分是不满清华奴化教育而随同教师来沪的学生。1916年，大同学院增设英文专修科和数理专修科，始具高等学校性质；同年实行男女同校。1921年增设大学文科和理科，后改称大同大学。1928年起，中学部改为附属中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寇侵入，大同被迫迁入租界，先后借用位育小学、比德小学、律师公会大厦等处上课。1939年，大学部在新闸路新建校舍，并设附中二院，原在律师公会的附中改称附中一院。1946年，附中一院迁回南车站路劫后校舍。1952年，大同大学因院系调整撤销建制，附中一院独立，定名为私立大同中学。1956年，改为公立上海市第五十七中学。1958年恢复大同中学校名。1959年列为市重点中学。1968年，更名为上钢三厂五七中学。1978年恢复大同中学原名，重新列为市重点中学。

大同的创立，是辛亥革命前后爱国知识分子立志教育救国的产物。他们倾囊集资，义务执教，不计私利，赤手空拳，鞠躬尽瘁，由国人独立自主创办的大同学校方得以办成。其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爱国民主运动，均有大同学生积极投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大同学生在反抗日伪、反对美蒋、争取民主、迎接解放的政治运动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大同学生罢课、游行、演讲、募捐，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自1926年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起，仅1940年后便有80名学生相继入党。大同附中党支部具有建立时间早、组织延续不断、隐蔽严密、发展党员多的特点，发动广大同学投入抗日御侮、反对美蒋的革命洪流，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有较大的影响。老校友翻译家傅雷、后任水利电力部长的钱正英、外交部长的钱其琛、著名漫画家华君武、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等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投入革命工作或爱国民主运动。至1949年3月，党员人数由1948年底的10人增至31人，为南市各中学地下党员中最多的一个支部。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党支部通过举办文化夜校、建立“先锋杜”、人民纠察队等多种宣传组织活动，团结群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九、党的红色摇篮：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旧址，位于黄浦区南昌路48号。

大同幼稚园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提议创办。1929年秋，他鉴于一些烈士遗孤需要抚养，一些为革命四处奔波的干部的子女也需要照料，决定让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出面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

1930年2月，陈赓来到圣彼德堂，把这项任务交给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牧师董健吾。董健吾一面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在教友中募捐，一面不顾祖母的责难，卖掉了祖母分给他的五六十亩祖传田产，租下了位于戈登路、武定路路口（今江宁路441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取名“大同幼稚园”（寓意世界大同，表达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一个月后（3月），中共在白区创办的第一个红色摇篮诞生了。

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除部分教友以外，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干部的家属。互济会负责人王弼担任顾问，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等、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等均参与了工作。幼稚园对外宣传优先照顾教友的子女，实际上入院的大部分是革命者的子女。当时有30来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不满周岁，大多数是2-3岁，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彭湃的儿子彭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还有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

1931年，由于幼稚园的地方太狭小，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并且距离戈登路巡捕房太近，不够安全，便迁到了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陶尔菲司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健吾因与顾顺章有过工作接触，不得不暂离大同幼稚园，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躲避。就在这时，年幼的毛岸龙突然发高烧，接着上吐下泻，病情非常凶险，保育员陈凤仙马上把他抱进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虽经医生急救，终因治疗无效于当晚病故。1932年初，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为了安全，党组织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妥善安置所有的孩子。

大同幼稚园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但作为我党在白区创办的第一个红色摇篮，可谓意义非凡。时光荏苒，原戈登路武定路路口的大同幼稚园旧址建筑早巳拆除，今复兴公园附近南昌路48号的旧址依旧存在。1987年，南昌路48号的雁荡路幼儿园经有关部门批准，仍恢复为大同幼儿园。全国妇联原主任康克清题写了园名，以纪念那些为创办这所幼稚园而付出全部心血的人们。

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地下少先队群雕

地下少先队群雕，位于普陀区长风公园内。

上海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上海少年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少年，从1925年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到解放前的地下少先队等各个革命少年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配合上海的革命工人、学生和教师运动，团结广大少年儿童，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为了纪念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发扬革命传统，20世纪90年代，上海开展了“纪念地下党领导的少年儿童运动”系列队史教育活动，并决定在长风公园内建造地下少先队群雕。1990年5月27日，在长风公园举行了上海市少年儿童庆祝六一游园活动暨“地下少先队”群雕落成典礼。

群雕由一个主题雕像和四个墙式浮雕组成，正中是主体雕像，呈银白色，男女两个少先队员站立在一人多高的像基之上，女孩子穿着连衣裙，行的立正礼，裙摆随风飘荡，庄严中不乏青春的动感；男孩子戴着红领巾，昂扬地吹着军号，迎着光辉灿烂一派向上的阳光。

在主体雕像的背后，有四幅浮雕，描绘着不同时期少先队员的英雄事迹，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上海儿童从劳动童子团到地下少先队在中国革命四个时期的光辉历程。

第一版面讲述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苦难的童工创建了劳动童子团，在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团员们积极参加罢工斗争。1927年3月，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4000多名劳动童子团员配合工人纠察队攻打警察总署，组织宣传队，成为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支积极力量。

第二版面讲述的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劳动童子团坚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1933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在上海山海工学团建立了赤色儿童团。儿童团员开展“小先生”活动，教失学儿童和青年农民学文化，进行文艺宣传，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第三版面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把难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创办了“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少年团体。孩子们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到群众中去演唱、演戏、演讲，做了大量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成为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

第四版面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为少年儿童创办了《新少年报》，建立了“地下少先队”和“报童近卫军”等秘密组织。队员们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访问棚户区、读进步书报；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迫害的罪行；贴标语，宣传解放军的胜利和入城政策；查敌情，侦察敌军情况；做红花，迎接解放军进城，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他们的活动是上海革命斗争史中一段生动的红色记忆。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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