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救救他！”

　　8月5日早上，闵行区合中菜市场的门口，一名保安大叔倒在地上，他的妻子在一旁号啕大哭。

　　高嘉琪刚走到菜市场门口。看到这一幕，她没有丝毫犹豫，决定上前救人。今年初，高嘉琪学了心肺复苏技能，没想到在这个早上派上了用场。

　　她拍了拍大叔，没有意识，胸部也没有起伏。他妻子哭着说，大叔有心脏病，手术还没来得及做。周围的人已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高嘉琪跪在大叔旁边，解开大叔的衬衫，双手掌根重叠，手臂垂直下压，开始给大叔做心肺复苏。

　　按照国际最新指南规定，有效的心肺复苏，按压深度需要达到至少5厘米，每分钟100—120次的按压频率。正确有效的胸外按压可以保证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尤其是大脑的供氧。

　　高嘉琪使出了全身的力气，30次胸外按压后，两次人工呼吸。旁边一圈围观的人拿起手机拍照，高嘉琪没有中断手上的动作，一边喊旁边有没有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没有人应答。清晨的菜市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AED。

　　如此几轮后，她很快感到了累。

　　幸运的是，人群中有人主动接替高嘉琪。她这时候才有机会查看附近有没有AED。当心脏骤停发生时，使用AED是抢救患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她满怀希望地打开微信小程序，但AED地图上的显示结果是附近没有。

　　只能持续进行心肺复苏。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急救人员赶到时，大叔原本发紫的嘴唇开始变红，渐渐有了意识，但高嘉琪不知道大叔能不能活下来。

　　每秒都重要

　　6月13日凌晨，丹麦队对阵芬兰队的欧洲杯小组赛，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电视前看比赛的薛佳突然看到，丹麦队球员埃里克森倒在了球场上。

　　意外突然发生，队员们立刻紧急呼救，37秒后，队医带着设备冲到跟前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比赛宣布暂停。薛佳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为了保护隐私，队员们将急救现场围成一圈，直播镜头被拉远。

　　十多分钟后，埃里克森恢复了意识，被担架抬出球场。从埃里克森倒下到被担架抬出球场外，耗时13分钟，急救过程通过电视转播呈现给了全世界的观众。

　　薛佳拍了一张电视直播画面，发了一条朋友圈：黄金4分钟和AED的重要性。

　　心脏骤停急救中有“黄金4分钟”的说法，如果在4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救活率可以达到50%，每延迟1分钟，抢救成功率就会下降10%。如果超过10分钟，脑组织会发生永久性损害。80%的心脏骤停患者心脏会发生室颤，室颤意味着，心脏出现了快速且极不规则的连续颤动，不能泵出血液，最终会导致心脏排血功能丧失。

　　AED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能自动分析患者的异常心律，通过电除颤及时消除室颤，使心脏恢复正常规律的跳动。它又被称为“傻瓜机器”，开机后全程有语音提示，会自动检测呼吸心脏骤停患者的心律并判断是否适合进行电击，施救者只需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最初，薛佳只是一名跑步爱好者，经常会参加国内的马拉松比赛。一次比赛前，他报名参加了急救跑者的培训。一整天的课程，通过考试后，薛佳获得了一张AHA（美国心脏协会）证书，这是一张国际通用的证书。课程里薛佳第一次知道心肺复苏的具体操作，知道什么是AED，“原来普通人也可以学会。”

　　薛佳成为急救跑者后，又陆续考取证书，成为美国心脏协会的导师，如今他会带着团队在国内多项赛事里，成为急救医疗保障的指挥，也一直致力于急救知识的推广和普及。

　　一次培训课上，薛佳发现有一位学员格外认真，揪着每一个细节反复确认，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学员的一位同事，前一天刚刚因为心脏骤停而离开。

　　每次课上，薛佳都会拿着AED问学员这是什么。80%的学员在此之前从没听说过AED，剩下的人也几乎都认为这是医生使用的专业设备。在他的急救普及课上，很多人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AED，“这是关键时刻可以救命的东西”。

　　这一点，在国内做了多年急救普及推广的刘小娥也深有体会。2007年，刘小娥成为AHA国内第一批导师，如今她是AHA大中华地区区域主任导师。多年前，刘小娥还在医院急诊科工作时，经常会去社区做急救科普，她和同事的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掌握急救知识。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中国每年有54.4万人死于心脏骤停，这意味着，每一分钟就有一人因为心脏骤停倒下，丧失生命。而目前在中国，心脏骤停患者生存率不足1%；在欧美国家，生存率达到8%—12%，而在日本，生存率可以达到30%。

　　刘小娥见过太多的“来不及”，很多意外现场，旁人除了拨打120外，没有人能为倒下的人做心肺复苏。“如果是等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再实施急救，那救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有奇迹发生。”

　　最初，他们向公众推广的路却并不顺利，很多人质疑他们，“没有医学背景和设备，怎么救人？”太多的人缺乏急救意识，认为急救应该由专业的救护人员和医生来做。

　　AED在哪里

　　几天后，高嘉琪的男友路过菜市场，从摊贩那里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在医院救治几天后，保安大叔最终还是走了。

　　每每想起这件事，高嘉琪总是感到遗憾，“如果当时很快能有一台AED被送来，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后来她才知道，在距离菜市场800米的一栋公司大楼里，就有一台AED，但地图上没有将该设备收录进去。

　　2015年9月，上海红十字会联合市应急办开始在公共场所设置AED。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对上海社会急救提出明确要求，鼓励市民开展紧急救助，支持配置AED。在上海，机场、部分地铁站、体育馆、旅游景点和很多商业大楼、园区里，渐渐有了AED。

　　AED很快开始发挥作用。2017年，在上海理工大学的一次体测中，一名学生突然因心脏骤停倒下，体育老师和校医立刻对其实施了心肺复苏急救，拨打120，并很快取来了AED。AED启动4分钟后，机器上显示了正常的心电图波形，恢复了窦性心律。几天后，这名学生康复出院。这是全国校园内AED急救的首例成功案例。

　　同年，在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一名60岁的加拿大人突然因心颤摔倒，随行的乘客立即给他进行心肺复苏，机场工作人员拿来机场的AED，为他做心电除颤，生命被成功挽救。

　　近期，上海地铁宣布，在原有21座车站装有AED的基础上，在2021年底前将AED覆盖至所有车站，并且将对每站的部分工作人员培训相关知识。

　　如何知道附近是否有AED？

　　2017年底，程文龙成了一名“AED猎人”。作为浦东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他对照已有的AED地图，对公共场所内的AED设备做勘察、记录和维护。刚上任的第一周周末，程文龙检查的3台AED，没有一台处于“合格”的状态。有的AED的电源已经耗尽，警示灯亮起；有的AED被锁起来，保管钥匙的人却在园区几公里外办公。之后的一个月里，每个周末，程文龙都在勘察AED的路上，他发现有的地铁站实际上有6台，但在地图上只显示了2台，有的AED并不在地图显示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万一真的有心脏骤停事件在这些地方发生，即使配置了AED，也没法在第一时间起到作用。

　　每当循着地图找到一台AED，程文龙需要记录下具体位置，联系负责人打开AED，检查AED的电源和电极片是否处于可用状态，启动AED后是否能语音播报，设备里配备的手套等是否齐全，最后拍照上传到系统。

　　理想情况下，只要打开AED地图，就能显示出离你最近的设备在哪里。如今在上海，除了红十字会联合急救中心推出的AED地图外，很多公益组织、AED厂商也开发了各自的AED地图。然而，仍然没有一个系统能将全市所有的AED设备收录其中。很多企业自行购置的AED，在没有主动上报的情况下，也很难收录。

　　现实远比购置并安装好一台AED要来得复杂。AED的维护谁负责？用了AED设备后，万一人没救回来，责任谁来担？

　　急救培训导师林静居住的老小区里，大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待在家里她总能频繁地听到窗外响起救护车的警报声。几年前，林静花钱买了一台AED放在家里，想着既然小区里老人多疾病频发，不如在小区楼栋里张贴告示通知邻居，“一旦有突发情况发生，可以及时联系我”。她跑去居委会，却被告知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无奈之下林静自己花钱做了张防雨的海报，贴在小区门口。

　　第二天她发现，这张海报被撕了。

　　出手的勇气

　　刘小娥在医院急诊科工作的几年里，一次成功的急救经历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急诊科的办公室里，还在被问着病史的患者坐在对面突然就没了反应，医生和护士立刻接力为他做心肺复苏，电击除颤也紧接着跟上，心肺复苏按了10组后，患者醒了过来，整个急救过程一秒钟都没有耽误。这名患者最后做完手术，康复出院，特意来到急诊科感谢刘小娥和她同事。

　　“不是所有人都有他那么幸运，发病时倒在急诊科医生、护士面前，在设备齐全的环境中，能得到最迅速、专业的抢救。”刘小娥说，更多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的案例中，第一时间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掌握急救知识的普通人。

　　2019年末，艺人高以翔在参加真人秀节目录制时因为心脏骤停而去世，引发舆论关注。后来人们得知，在高以翔倒地的附近几百米内，就有一台AED。高嘉琪正是看到了这个新闻，才下定决心要去学习急救。这次救人后，高嘉琪找到了当时的导师王梦婕，和她复盘这次急救的经过，又去网上重新仔仔细细看了心肺复苏的教学视频，想要把每一个操作细节更深地刻在脑子里。

　　得知保安大叔去世后，高嘉琪觉得难过，没有再去菜市场。她怕被人认出来议论，也怕被人指责。直到几天后，大叔的儿子主动联系上她，对她表示感谢，还想给她送上锦旗。高嘉琪婉拒了，但她突然觉得自己心里的石头放下了，“虽然人没有救过来非常遗憾，但无论是家属还是路人都对我的行为表示认可，我也觉得更勇敢了。”

　　直到现在，高嘉琪依然没有为自己义无反顾去救人感到后悔，“如果重新回到那个早上，我依然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王梦婕也为此感到欣慰，这是她做培训以来，第一次有学员真正在路上实施急救。几年来，她在豆瓣、虎扑等论坛发帖，希望更多的人主动学习急救，但她发现，在帖子里踊跃回复的多是女性。她的培训课堂上，绝大部分学员也是女性，偶尔几位男性也是陪妻子或女友一同前来。

　　在我国，目前公众急救普及率仅有1%。《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曾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分别达到1%和3%。

　　在上海，这几年里面向公众的急救普及课程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开，市区红十字会、急救中心、很多医院的急救培训中心和很多公益组织都纷纷开设课程。市医疗急救中心编写了《社会公众自救与呼救》的教材，规范急救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比如，闵行区急救中心应急培训科负责人盛凯辉告诉记者，除了针对中心的300多名职工和区里的医院做更专业的培训外，从2017年起，他们开始系统性地对公众做急救普及推广。从2017年至今，有超过6万人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急救普及课程，其中针对老年人的急救培训超过2万人参加，针对中小学生的培训人数近万。

　　尽管更多人有了主动学习急救的念头，目前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截至2020年1月，共安装AED数量为2708台，平均每10万人拥有10.8台，而根据《健康报》的数据，在美国AED的配置为平均每10万人有317台，日本平均每10万人有555台，目前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最初推广急救知识的几年里，在课堂上，包括刘小娥在内的导师们曾经频繁地被学员问到相同的问题，“如果我没有把人救回来，我要不要承担责任？万一对方找我赔钱怎么办？”

　　很多人不敢上前去救人，因为有太多顾虑。《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项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的法规，让刘小娥和同事很兴奋，她们做了易拉宝和宣传栏去摆摊宣传推广，告诉来往的路人，“如果掌握了急救知识，你是可以出手相救的。”

　　如今，林静渐渐发现，在她的课堂上，对于急救实施的顾虑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对专业操作上的疑问，比如到底如何判断是否为心脏骤停？为什么总觉得按压深度不够？在做按压时万一把患者肋骨按断了怎么办？

　　课上，林静盯着学员的胳膊，看是否保持伸直的状态垂直向下按压，达到至少5厘米深度。她告诉学员，损伤可以修复，但失去生命就没有了一切。“希望你学完这项技能后，永远不会用到。但一旦遇上了，也希望你能及时出手。”

　　林静做急救推广的这些年，包里总会随时备着口对口人工呼吸隔离膜和手套，每当在路上遇到有人有突发情况，总是会上前伸出援手，直到救护车赶来。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今天我冷眼旁观了，也许明天我发生意外时，别人也会这么对我。我做这些，希望未来万一我倒下了，能有人也来帮我。”

　　这是普通人学会急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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