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門口的那盆花，對於互聯網公司工作的路小小而言，這本來只是個和之前無數個夜晚一樣尋常的工作日。

　　但現在不一樣了。靜靜躺在門口的繡球花在一瞬間“點亮了下班的心情”。這盆花開得不錯，藍紫色的花瓣團簇，顯現出一些寶貴的生命力來。不用找署名，她就知道，“這是隔壁愛養花的阿姨送的”。

　　她們在疫情封控管理期間相識，最初加微信隻為分享自己團購多了的菜，后來發展到阿姨教她做牛肋條，幫她處理好生肉放在門口，再到開始聊更多的事情，分享彼此的興趣，原本開在阿姨家的花，也長進路小小的家。

　　在這個過去的春天，一些人與人的聯結開始在這座習慣了現代生活“界限”的城市裡生長。如果說在應急時刻，絕大多數人都有一些守望相助的溫暖瞬間可以講，那麼當生活逐漸回歸之前的模樣，這些聯結又會歸於何處？“遠親不如近鄰”的鄉土社會經驗，能否得到它的現代詮釋？

　　推開過那扇門

　　在端午假期，艾秋第一次和小區封控期間認識的鄰居們碰了面。

　　地點定在她家，四個人到中年、事業小有所成的女人，在客廳盤著腿吃著茶，聽著雨聲，聊了一下午閑天。大家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從外地來滬，打拼十幾年，篤信自由和獨立的意義。在小區封控之前，她們對彼此一無所知，頂多會在路上遇到時禮貌地點一下頭。

　　熟悉起來的過程其實很自然，“志同道合”是人與人相處通用的邏輯。團購群是她們相遇的起點，相比之前一直沉默的業主群，因為生活必需而組建起來的團購群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提供了直接的平台。一來二去的拼單、團購、分享讓幾個活躍的頭像逐漸變得眼熟。后來，她們幾個甚至干脆建了個小群，“成為了我手機裡最活躍的群之一”，艾秋說。她還悄悄在沒有現實生活朋友關注的小紅書上記錄了和這些“神仙鄰居”相處的細節。對於艾秋來說，這是一段難得的緣分，“彼此能夠有一些互相信任，能夠完全刨除掉自己過去的生活或者現在的工作圈子，這種相處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正是這些真實的交往，讓一扇扇陌生的門，變成了熟悉的臉。艾秋有飯后和愛人一起在小區裡散步的習慣。她住在康橋半島，過去，她對這座有著四車道的龐大小區並無任何熟悉感，而現在，她已經能向愛人逐個介紹屋子的主人：這棟房子裡住著一個網紅博主，坐擁幾十萬的粉絲﹔這棟房子的主人很會畫畫，畫過小區裡的樹林和晚霞，很美﹔這棟房子的阿姨擅長花藝，新手養花人艾秋向她討教過好幾次養花的秘訣﹔這戶裡養了三條狗，有一隻特別熱情，會扑上來蹭你……

　　變化是潤物無聲的。前段時間，艾秋和愛人突發出差一個月，走前，她把家裡冰箱囤著的水果牛奶都分給了鄰居。“這事情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貿然敲門隻為了送點水果牛奶這種不值錢的東西會很奇怪，人家會說你為什麼要給我。但是現在這事就變得很輕鬆自然，他們就會覺得，“可以，沒問題，都用得上”。

　　給予和接受都是一種親近的標志，曾經他們沒有這樣的習慣，但疫情間不斷以物換物的、回歸原始邏輯的交往，讓現在的他們也有了這樣做的理由。

　　這種延續的交往不僅發生在社會角色“同溫層”間，生在山東、還差一點點才到而立之年的尚志成，居然意外收獲了一群親近的阿姨爺叔。現在，他每天騎車去上班前，樓邊的阿姨都要和他打招呼，“去上班了呀”。有時候，他還會加入大家乘涼時的閑聊，阿姨們會忍不住八卦他，“小尚有沒有女朋友呀？”

　　這份陌生的關心不會讓他覺得“越界”，反而有一種難得的親切。“我小時候沒怎麼體驗過爺爺奶奶的嘮叨，所以突然接收到這種來自長輩的關心，一個人漂著的時候還蠻溫暖的。”

　　鄰居們也願意麻煩這個在疫情期間當了兩個多月臨時樓道長的小伙子。隔壁獨居的鄰居阿姨曾經拜托他上門修電腦，學藝術出身的尚志成並不擅長這些，“但阿姨說她隻放心讓我進她家”。這是他第一次推開鄰居阿姨家的門。阿姨六十多歲了，獨居，接受過高等教育，退休前做化工相關，會在家裡彈琴、練字，“特別講究禮尚往來”。阿姨有一種普遍現於上海獨居老人身上的對“不欠人情”的追求：封控期間，他給阿姨家送過公司多發的雞蛋。他晚上10點多送過去，結果阿姨11點就來敲門：她用這份贈禮做了雞蛋餅，要立刻給他送來。

　　“我之前一個朋友和我講，上海人和你熟悉起來的一大標志，是願意請你回家吃飯了。”尚志成深以為然，某種程度上，推開家門像一種珍貴的許可，陌生人間的界限很難打破，但一旦曾推開過那扇門，這份人與人交往的可能性便也保持了下來。

　　在上海輾轉生活了五年，這是尚志成第一次對暫時租住的落腳點產生感情。他住在徐匯區的龍華街道，疫情過去后，二房東房租漲得飛快，而他猶豫再三，還是沒有選擇搬走，即便和樓上租戶的差價已經到了兩千塊。“是有點舍不得了，總覺得和周圍人重新再建立起很好的關系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現在，至少他下班回來更像回家了。

　　弱關系的網

　　蘇恩明顯感覺到，樓裡的事情辦得快了不少。

　　就在幾天前，他們樓道在一樓加建無障礙坡道的事已經敲定。住在一樓的老人家腿腳不便，得靠輪椅出行，想把樓道口的台階改建成斜坡。每家要為此均攤一百多塊，意外又不意外的是，“最后全票通過”。

　　在樓道群裡其他住戶的要求下，整個籌款和工程款去向都是公開透明的。物業公司並沒有參與他們全程的決策，而是由一樓住戶與他們對接，制作預算，聯系工程隊。樓道群內部的投票隻花了一個下午，加上各種細節瑣事的敲定，商議花費的總時間不到一個月。現在，這條無障礙坡道即將開工。

　　一樓的人家是小區的老住戶了，“在封控前，沒人提過這事”。在封控后才建立的樓道群裡，一樓住戶的需求得以被更自然地被提出。樓道生活常常是這樣，一個人的需求，需要更多人的響應才能匯聚成推動進程的力量。

　　“過去大家是散的，住在一個樓裡，但是誰也不認識誰。你要辦這種關系到大家的事，你可能得拿著紙，挨家挨戶要簽字，一是麻煩，二是有的人聽說要花錢，可能就不樂意了。現在不一樣了，在群裡一商量，幾零幾幾零幾是什麼樣，平時怎麼說話，我們都很清楚。有什麼事，大家也願意幫一把。”蘇恩說。

　　在政立路上的財大小區，一些細細的關系網在延展開。做了三個多月大團長、蘇恩幾乎加遍了小區內的居民微信。走在路上，會有不少居民和他打個招呼，他們或許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畢竟，“認得我微信頭像嘛”。即使在封控結束后，依然有小區居民會參與他的團，因為“團長靠譜”“東西送上門”“買的西瓜甜”。

　　有不少人愛和他開玩笑，疫情管控逐漸鬆動之后，聊熟了的朋友會在群裡@他出來，點名要吃一家老牌網紅糕點，“威脅”否則半夜敲他家門。他懟回去：“等我緩緩，我還在答辯呢！”

　　蘇恩本在上海財經大學攻讀哲學博士，沒有任何做社區零售的經驗，做起團長純屬“趕鴨子上架”。而現在，他則已經加入了整一片大學路上的團長群，手握多個供貨源，幫過隔壁團長開團、處理貨物，甚至還有一個“影子團長”分擔工作，儼然一個專業團長。

　　這段做團長的經歷，讓蘇恩與周邊很多人橋接起來。他的“影子團長”是小區的原住民，為人豪爽，平日裡還有一圈牌友。通過他，身為租戶的蘇恩也認識了小區裡的很多人。蘇恩用了個社會學的概念來解釋：“我們志願者團隊裡一些人也是通過我這個影子團長認識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概念某種程度上不就是，你通過這個人認識了一大片人嘛。”

　　作為團長，蘇恩團購的貨源很多也來自小區居民的推薦。小區群裡有不少商戶，也有在超市做了多年採購的居民，職業的高度異質性讓團購總能想辦法找到渠道。直到現在，蘇恩有的貨源都還是從住戶介紹的渠道中採得，和一些供應商也建立了穩定的取貨拿貨的關系。

　　在蘇恩看來，這是人際的聯系轉化成更多形式收益的體現。現在，他手下還有兩個大型團購群，總數加起來七百多人，盡管平時學術生活很忙，但他暫時還不打算放棄做團長這件事。“這是一個兩頭都有益的事情。”蘇恩說。一方面，他認識的供貨商不想放棄這樣一個直接供貨的渠道﹔另一方面，小區裡很多居民也慢慢習慣了團購這種購物方式，希望團購群能保留。

　　很多老鄰居相信他的團購群。“很多商品是非標產品，比如葡萄，外面有的店賣十塊，有的賣十二塊，很多人其實不知道到底該是什麼價。這時候他們就會更相信你作為團長的信譽。”而且，要直接對接的人是熟悉的鄰居，也讓人放心不少。“我會幫他們處理退貨換貨這些事情，有什麼事他們群裡@我一下就可以，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也知道我會處理好。”蘇恩說。

　　這種經驗對蘇恩來說不算陌生。他在外公外婆居住的村子裡長大，去哪家吃面，去哪家買瓜，一切皆有定數。恰如費孝通所形容的鄉土社會，是一種“面對面的社群”，無需了解彼此姓名，面對面的交往便是人與人之間熟悉的憑証。這種經驗曾隨著他搬入市場邏輯嚴格運行的上海而逐漸被遺忘，“現在，這種感覺又有點回來了”。

　　作為機制存在

　　不過，鄰裡的交往未必一直能存在下去，就像葉落雲散，人與人的相遇與別離在現代社會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蘇恩的對門是一戶群租的理發師小伙子，一共住了五個人，在封控后的第三天，怯生生地敲門找他借鍋，“家裡不用開火的東西都吃完了”。作為感謝，他們免費給整棟樓的居民理發。封控過后，房東沒有給他們續租，“他們消失了”。

　　不止是一些鄰居的搬離，一些臨時的組織形式也在消失。在封控期間，艾秋所在的小區曾自發地形成了一塊小小的集市。每晚6點左右，在小區一號門附近的草坪上，各個團長會在草地上打包、分發自己團購的貨物，小區居民到這裡拿貨的時候，還可以順手採購。后來，甚至有人買了亮閃閃的燈泡和小推車，把這片臨時的露天倉庫打扮得更像一個夜市。“小區解封之后，不到一個禮拜吧，整個草坪又全空了，干干淨淨的，你會發現大家又回到了自己原來的生活狀態中去了。”

　　在生活回歸正軌之后，人與人之間的“需要”似乎也變得沒那麼必要。“市場邏輯回歸了嘛，大部分時候我們的需要是可以通過購買服務來解決的。”蘇恩過往生活的經歷讓他感受到，許多親密的鄉鄰關系是建立在匱乏的基礎上的。“比如我很小的時候，暑假來上海找父母，住在弄堂裡就可能需要去借用一下鄰居的廁所什麼的。現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很獨立的，也不會那麼緊密地被捆在一起。”

　　路小小則覺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像之前天天在家裡的時候那樣了”。她住在石門二路街道的一棟商品房小區裡，鄰居們也多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飯。曾想過要和鄰居們約個飯，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在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政府理論研究所所長姚尚建教授看來，疫情封控時期形成的鄰裡關系良好的互動，是一種面對共同壓力時的臨時反應。“我用組織行為學來解釋，我們是一個七千人的社區，我們面臨了一個共同的任務，有著共同的目標，面臨著共同的生活困境，在基本的生存層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種狀態當然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當我們面臨一個共同壓力的時候，這個組織會特別團結，而當組織不再有壓力的時候，組織內部結構的瓦解也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都會消散。姚教授認為，疫情期間的共同經歷、記憶會帶來一部分社會資本的增長。“做個不太好的假設，如果再來一次臨時的管控，那麼先前的狀態一定會迅速恢復。人們的共同經歷，可能會增加彼此的社會資本。我們有過共同的抗疫經歷，互助經歷，會帶來信任的增長。”姚教授說。他自己也經歷了類似的體驗，“我之前車子需要充電，就有鄰居主動借我。我說我很真的很感謝你。他說，姚老師能幫上你，其實我們很高興的。人因為幫助人而高興，而不僅因為被幫助而感到高興，這中間就是有一種社會資本的增長。”

　　而在封控過去后，鄰裡關系的鬆動與變化事實上留下了一種應急的機制。“我用機制這個詞來概括，是因為它是一種積極的共鳴，作為機制，是隨時可以被激活的。”姚教授說。

　　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是公認的社區治理中的“三駕馬車”，而在這三駕馬車之外，姚教授認為，“鄰居”可以成為一種應急機制，成為一種當三駕馬車目標不盡一致時能修復“裂縫”、促進合意的存在。

　　這些概念未必能被普通居民所理解，但是在實踐中，人們會逐漸感受到它的存在。艾秋記得，她原先所在的業主群，雖然也有對物業公司的吐槽，但整體保持一種“體面的距離感”。而現在，大家會更活躍地提出自己的訴求，“現在有一個能大家一起說話的平台，大家也會覺得，我是社區的一份子，我應該提出我的想法。”前段時間，她們小區便就小區居民釣魚協會從小區湖裡釣出來的魚該不該放生，該往哪放生，怎麼約束一事展開了一場活躍的討論，最終，釣魚協會的負責人出來約法三章，承諾不亂扔魚、不釣小魚苗，並邀請居民們監督。

　　“反正現在我家附近看不到死魚了。”艾秋笑了起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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