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发舆论热议。文章呈现了在外卖平台公司系统的压迫下，骑手受到派送时间不合理、规划路线含逆行、超时高额罚款等多重问题的困扰。

这一案例也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姚建华的关注。在他看来，该案例逐步解析了当前社会劳动中存在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以及人们对技术剥削的反抗。

姚建华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社会学系博士，研究方向聚焦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劳动、人工智能与未来劳动。

近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论是利用等待的时间刷抖音发评论，还是随时更新朋友圈、展开点赞式的网络社交、上传实时的各类数据……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些被概括为“数字劳动”的活计？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浏览、发布、转发、点赞、评论都在为“谁”打工？姚建华在其近日出版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中，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所谓“数字劳动”一词，姚建华在书中作了界定：数字劳动囊括了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

姚建华认为，“数字劳动”与19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它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媒介技术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被消灭了。

在他看来，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进而催生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得更加社会化和个人化，传统组织化、固态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变现方式被高度灵活、个人化、零工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非稳定就业、灵活劳动、弹性工作等，被冠以自由的名义，遮蔽了资本的豪夺和剥削。这种用工模式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涛甫在为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数字劳动”表现出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的特征，中国在充分利用“数字劳动”之利的前提下，并未放任资本的资本主义化，而是利用制度优势，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反噬。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制行动，遏制了被资本绑架的流量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拆解了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从而将数字劳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框架之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需要中国社会的最大常量去解决中国社会的最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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