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不用上班，洪微还是早早起床了，简单梳洗一下，带上女儿，骑上三轮车，她要去赶赴一场和孩子们的约会。

今天，是属于孩子们的“洪微姐姐陪伴日”。

洪微和部分留守儿童的合影

“可以玩，可以看，可以学”

梧川村，坐落于安徽省绩溪县长安镇。在这一千多个人的小村庄中，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前往城市务工，给村子留下大量的老人和孩子。

今年32岁的洪微，是这里的村委，但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梧川村32个留守儿童的“洪微姐姐”。

2019年初，村中的两个留守儿童因为白天无人看管，在玩耍时不慎掉入沼泽池溺亡。这场悲剧让洪微心中有了很大的触动，也让她萌发了把村中的留守儿童聚集起来，给他们创造一个乐趣与意义并存的活动空间的想法。

“洪微姐姐陪伴日”就这样应运而生。每周六早上九点，“洪微姐姐陪伴日”都会准时召开，村中的广场就成为了梧川村32名留守儿童的乐园。

“洪微姐姐会带你们干什么？”

“做游戏。”“有读书会和唱歌。”“会给我们讲知识。”……孩子们七嘴八舌。

“洪微姐姐陪伴日”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每周最盼望的事，村里的小广场是他们嬉戏的游乐园；村委会的办公电脑让他们探索外面的世界；“洪微姐姐小课堂”教会他们新的知识；还有一些特别的仪式感：端午节的粽子，生日的蜡烛和蛋糕。

洪微和孩子们之间开始建立一种特别的联系。考试没考好，找“洪微姐姐”；和奶奶吵架了，找“洪微姐姐”；没有人一起玩，找“洪微姐姐”……于是，不止每个周六，“洪微姐姐”的陪伴成为了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洪微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图由洪微本人提供

有一年母亲节，洪微让孩子们写下想对妈妈说的话。

“洪微姐，我写了你帮我收好，不要告诉我妈妈行吗？”一个孩子悄悄对她说。洪微看着卡片上稚嫩的字写着“妈妈我很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有些湿了眼眶。

“他们真的太懂事了。”这也给了洪微继续陪伴这些孩子们的动力。

洪微用村委的电脑，给孩子们讲解夏季防汛知识

留守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疏离也让她承担了更多“洪微姐姐”以外的角色。今年刚上初中的琪琪来了初潮。父母不在身边，家中的老人对这些问题也讳莫如深，她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洪微知道了，急忙给她买来卫生巾，教她如何使用，叮嘱她注意事项，又和她普及了生理知识。

“洪微姐姐我和你说，我妈妈从来都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这些。”洪微的付出弥补上了孩子们心中缺失的那一块。

前路绝非坦途

一个人和三十二个孩子，“洪微姐姐陪伴日”已经走到了第三个年头，但这一路她走得很不容易。

洪微的大儿子九岁，小女儿六岁，丈夫在外地做旅游车司机，每个月回来一次。洪微白天要在村委上班，孩子都由舅妈接送。

“其实一开始我有点抵触，自己家里有两个小孩，都照顾不到。”丈夫汪时胜说。

洪微努力在“洪微姐姐”和妈妈的身份之间找到平衡点。周末儿子去补课，她就时常带着女儿八妹一起去陪伴日。

“妈妈你是更爱我和哥哥，还是更爱那些哥哥姐姐一些？”看到妈妈被占用着，八妹闹起了别扭。

洪微一边安抚孩子，一边解释：“妈妈当然是爱你们多一点。但是妈妈不在你身边，你就会哭。那些哥哥姐姐的爸妈不在他们身边，那妈妈是不是也要去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八妹有些懵懵懂懂地点头。

孩子的懂事让洪微欣慰之余更觉得愧疚，“我也要留给他们一点时间，挤一挤。”

洪微在工作，女儿八妹就陪在母亲身边

“八零后，还有两个孩子，愿意留在农村，把那么多孩子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我挺佩服她的。” 一位留守孩子的母亲这样说，她在县里工作，两个女儿很受洪微的照顾，她颇为感激。

“但也不是人人都理解的，村子里面难免有些个闲言碎语。”有人说她出于私心，另有所图，也有人觉得她在多管闲事。这些议论传到洪微的耳朵里，“当时我还是有点委屈的。”洪微垂下眼眸。

“我还是以节约成本为主”洪微说。

陪伴日的花销全由洪微一人自费承担，但村委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一千五百多元，作为个人公益事业也让“陪伴日”很难募集到资金。有限的资源意味着有限的活动。

“目前来说，（给洪微）资源和平台还是很有限的。”村长洪海飞也很犯难，这样的项目并没有先例。他们引入团市委和团县委的支持，但只有宣传，让洪微徒有一张“名片”，却没有获得实际助力。而缺少资金和资源的支撑，再多的美好蓝图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人（的问题）。我需要一些人。”洪微坦诚而直率，但眼神里却是躲不过的顾虑。

“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有几个人就有未知的力量。”洪微学历不高，她意识到自己能带给孩子们的教育很有限。在和孩子们的接触中她一直在努力作出新的尝试，也希望有新鲜的血液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给孩子们。

“我现在也是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许多别村的留守儿童家长也希望将孩子托付给她，她抱歉着拒绝，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精力去覆盖更多的孩子。这更促使着洪微想要找到更多的同伴，让自己的陪伴日可以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但这些年来的寻觅和尝试也都是无果。

孩子们在听洪微讲话

一个人，可以走多久

“没有人”不仅是洪微的无奈，更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困难现状的一个缩影。

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并非是新鲜的话题。

“我们村子里的留守儿童都属于那种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而不是经常定期回来的。”洪海飞介绍到，这些孩子一年都很难见到父母一面。

而不仅是梧川村，绩溪县的许多乡村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201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光绩溪县就有1283名留守儿童，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

事实上，政府也并非没有做过努力，却也同样因为“没有人”而无疾而终。 早在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与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共同发起一项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计划”，旨在依托“童伴妈妈”的身份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问题和情感缺失。而绩溪县作为安徽省的首个试点地区也在2018年正式启动了该项目，梧川村所在的长安镇也在首批两个试点单位名单中。长安镇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大部分村子都缺少报名的“童伴妈妈”候选人，导致项目无法落地也就没有了后续，现在该项目也并不在进行中了。

而安徽省在2010年也出台过《安徽省校内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和管理考核办法》的相关文件，将“儿童之家”落实到每一个乡村，给孩子们提供安全玩耍的场所，但大部分村庄中的“儿童之家”只有挂牌，没有人管理，更没有“儿童”，实际利用率很低。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知易行难，决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坚守，而应该是一个多方合力的结果。“洪微姐姐陪伴日”作为个人发起的公益项目需要政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而政府也需要像洪微这样的人投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只有政府与个体的聚力才能带来农村留守儿童的明天。

孩子们一起唱歌

“孩子们也会问我说，洪微姐姐，你能陪我们多久，十年，还是二十年？我总是开玩笑说，二十年后你们都多少岁了，到时候换你们来陪我了。”十年，还是二十年，洪微其实自己也没有答案。

洪微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的并肩同行，把“洪微姐姐陪伴日”从一个人的事业变成可持续可传承的项目，把一个村子的范围扩展到更多的地区。

但她也明白这份事业所需要的巨大情怀和责任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日子中她将很长一段时间持续这一个人的战斗。“只要我还留在村子里，我会一直干下去的。”她笑着点头，像是在给自己加油。

（作者：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徐雯婷 张思民 李青欣 指导教师：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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