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上海仍是一个“步行城市”。《海关十年报告》中写到，19世纪的上海仍处在“每个人了解它的邻居”的社会发展阶段。20世纪初，电车、汽车等机动车引入上海，迅速淘汰了西式马车，成为新一代公共交通工具。机械动力的出现与电力的应用，标志上海城市公共交通进入了“电车时代”。

上海修筑电车路线的提议很早，可追溯到1881年7月，然而实际落地却已在25年之后。1906年3月15日，公共租界电车专营权在几经流转、几番波折之后，最终被英商上海电气建设公司获得。1906年4月24日，英商哈泼兄弟公司在杨树浦、外滩、南京路、静安寺等处同时破土掘路。第一轮建设，所有轨道折合单行轨，约有42公里之长。1907年10月1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Ltd, Shanghai Tramway，简称“英商电车”）在外白渡桥北堍的北苏州路（今苏州北路）2号成立。

近代上海一市三界，一直存在四个较为独立的行政实体，这造成公共交通事业长期存在各自经营的弊端，严重影响市民出行的便利。稍晚于公共租界，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 Tramways at d’Eclairage Electriques de Shanghai，简称“法电公司”) 获得了它法租界经营电气及水道事业的专营权，设总公司于巴黎，其初资本320万法郎，嗣增至800万法郎，营业办事处设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卢家湾）。1908年5月6日，法电公司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营业；1912年2月，上海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成立，翌年8月在华界南市地区经办有轨电车营运，第一条线路从小东门至高昌庙（今高雄路），线长4.97公里。

1914年11月，英商电车开辟上海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南起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北至老闸桥南堍（今福建中路北京东路），线长1.1公里。1926年，法电公司也开辟无轨电车线路，大多数与英商电车联营合驶。至1927年末，上海市区内共辟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线路22条，拥有各类电车354辆，日均运客达到48.6万次，初步形成了公共电车交通网。

上海公共汽车的起步远迟于电车发展。1922年8月13日，华商董杏生经营的公利汽车公司开辟上海市区首条公共汽车线路，形成静安寺——曹家渡——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愚园路——静安寺的环线，沿途不设固定车站，乘客招手上车，拉铃下车，但后来在与外国同行激烈竞争和租界当局高额税收的双重压力下，该线路于1924年10月最终被迫停止运行。此后，获准在公共租界经营公共汽车事业的是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1924年10月9日，该公司的第一条线路——9路公共汽车正式通车，自静安寺开始，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爱多亚路至洋泾浜外滩。配车6辆，票价高于电车。公共汽车的运营虽然分流了电车的部分客流。但是由于电车主要行驶于公共租界人口集中、商业繁盛的区域，而且营运线路更长，营业车辆的投入更多，因而一直是上海市民的首要公共交通工具。

长途客运企业出现于1921年，首办企业是华商沪太长途汽车股份公司。随后，上海邻近各县相继成立民营公共汽车企业。至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地区公共交通企业经营范围较大的有10余家。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摧残与破坏了初具规模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孤岛时期，上海除英商电车、法电公司部分线路仍在营业外，其余城市公共交通几乎均被侵华日军霸占。其垄断经营的主体是1938年11月成立的由日军管理的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市公用局建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委员会，企望复业。然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很快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通货恶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复业进程也受到严重影响，进展异常缓慢。

解放前夕，上海市区公共交通线路共计44条，其中有轨电车12条，总长度69公里；无轨电车9条，总长度42.8公里；公共汽车（市内）23条，总长度138.6公里。另有近郊及长途汽车23条，总长度为799.2公里。1949年末，上海市以英商电车、法商电车、公交公司3个主干企业统计：共有电车常3座，公共汽车场2座，修理厂3座，电车整流站8座；员工共计有8311人；营业车辆934辆；线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5公里；全年总载客量2.4亿人次，日均载客量65万人次。上海公交仍处于各自为政，经营混乱的局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公交。1952年11月，上海市军管会征用英商电车，12月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1953年11月，市政府代管法商电车，成立上海市沪南水电交通公司。1958年7月，上海市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上海公交事业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

（一）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遗址（今静安嘉里中心）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建设车栈于静安寺与提篮桥二处。静安寺车栈座落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现为静安嘉里中心。静安寺车栈内有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厂房一座，面积6412平方米。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营业。清晨5点30分，第一辆电车从静安寺车栈出发，沿愚园路、赫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公共租界主要商业大街——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沿着外滩，到上海总会(今广东路外滩)，这标志着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开始进入了一个机械化的全新时代。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静安寺车栈作为上海“电车时代”的起点，获得了永恒的历史意义。

随着英商电车的开办，上海公共交通工人队伍也开始逐步形成。工人进英商电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资方公开招考。当时前来报考者甚多，排成长队，由英国老板逐一挑选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健壮有力者应招；二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进英商电车。凡进英商电车工作的工人，都要签订保单。英商电车职工除了3名电话接线员是女性外，其余全是男性。

英商电车公司有英籍30人，掌握公司的主要经营和管理大权，历届总经理全部由英国人担任。另外，公司雇佣许多白俄、印度、朝鲜、日本、葡萄牙等不同国籍的侨民，担任稽查或主管，监督驾驶员、售票员和车间工人。企业内部等级森严，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英国人地位最高，而中国工人则处于最低层。这从工资制度可以十分明显看出，英商电车工资共为四等：英国人最高，每月工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其次为欧美白人；再下为其他国籍沪上侨民，工资一般比同等职务的华人高出一倍；最低为中国工人。

英商电车工人有着光荣和悠久的斗争历史。早在五四运动期间，英商电车工人就参加上海市的爱国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

1925年下半年，英商电车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惠民路机务部党支部，俞福生任党支部书记，受中共杨树浦部委领导。继而，车务部又成立党支部，王有为为书记，受中共曹家渡部委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英商电车工人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队伍也有了发展。大革命时期，英商电车党员已达22人之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员队伍变化也很大。1929年8月和1931年5月，金伯棠和乔生发先后在罢工斗争中被捕。方秀岩也在1931年时脱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英商电车仅存刘金海、王宝奎2名党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级党组织和英商电车恢复联系，帮助公司重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1937年底至1938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刘长胜派韩念龙领导和联系英商电车的地下工作。在抗战最为艰难时期，党的组织仍有新的发展。1940年3月至1944年3月期间，英商电车地下党在陈良同志推动下，相继建立过两个党支部：一是司机党支部，书记为郭安之；二是售票党支部，由郑志刚负责。1944年下半年，建立查票党支部，书记为李定勇。抗战期间，英商电车共发展中共党员27人。

解放战争时期，英商电车的党组织发展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1945年8月，公司建立查票、桥路和机务部党支部，分别由肖志华、游家全和毕玉泉负责。9月，上级党组织决定杨春霖为英商电车地下党的负责人。1946年6月，成立英商电车工会党团，杨春霖任书记。是年底，成立司机党总支，杨春霖任总支书记，兼任静安寺车栈和汇山车栈的司机党支部书记。1946年下半年，建立轨道党支部，周长福任党支部书记。

1948年3月20日，中共上海工委委员王中一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敌人搜到了部分党员名册，其中包括英商电车党员编制名单。国民党当局按照名单，立即采取逮捕行动，密令警察局在英电人事科抄录了他们掌握的英电党员的住址，以警察局为主，并调配了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中统特务，自3月23日晚开始，向英商电车地下党袭来。徐发达等18名党员先后被捕，史称“三?二〇”事件。此时，英商电车党正在筹建党总支过程中，“三?二〇”事件使英商电车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

黑暗的境遇持续了近一年时光。直到1948年底，英商电车党组织建立党总支和工会党团。为保护好工厂，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4月10日，英商电车建立上海工人协会英电支会，并成立工协党团。在工协党团基础上，同年5月组建人民保安队，把原来发展的纠察队员和工协会员都统一转为人民保安队队员。英商电车人民保安队被列为上海市人民保安队第八区队。这支队伍在解放上海时，对保护工厂，维护社会治安发挥积极作用。

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历史时期中，我党的机构和领导成员不断更迭和调整，英商电车党的队伍在复杂斗争和变化多端的环境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截至上海解放为止，英商电车实有中共党员数为121名。

（二）上海法电公司工人革命斗争遗址（今重庆南路275号）

法电公司不仅经营电车业务，还是上海法租界公用事业的托拉斯。由于它垄断性质，以故利润丰厚，法电公司通过逐年增添设备，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兴土木，修建新厂房，规模越来越大。至1933年，包括办公大楼、引擎间、水塔，电车场及修理厂等的卢家湾新厂全部建成，职工人数逐渐增至1800余人。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很快被纳粹德国占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没有进占上海法租界。日本投降之后，法电公司得以迅速恢复规模，甚至增添许多设备与人员。1947年，法电公司资本总值高达3.75亿法郎，为开办时300万法郎的126倍。至上海解放前夕，法电公司的职工总数共达3100余人。

法电公司从其营业性质来说，分为交通、电灯、自来水三大部分；从其管理系统及生产部门来说，则在总管理处（工人称之为大写字间）之下分为二大部门，即车务部与机务部，其下再分设若干车间与部门。车务部专管交通营业，包括管理处（工人称之为小写字间），票箱间及电车、公共汽车各线路。职工有稽查、查票、写票、司机、卖票等。机务部则负责给水、供电及各项车辆与水电设备之修理，主要车间包括老车间（有轨电车）、新车间（无轨电车和汽车）和自来水间、董家渡水厂以及发电引擎间、电灯间等，职工绝大多数为技术工人。公司最高负责人为大班和二班，其次为车、机二部的正副总管，再次为各车间的主管人，层层控制，十分严密。

除了近代外资企业中惯行之民族歧视政策外，法电公司资本家对职工管理之严厉苛刻，在上海同期企业中非常突出。除了御用的教会团体和流氓帮会团体外，资方决不允许职工有任何组织，连参加外面的同乡会都被禁止。厂内经常有公董局的巡捕和包探，来监视和压制职工的活动。每个职工在公司内都有一张“生死卡”，卡上详细地记载着其入厂介绍人、工资、职别、平日活动、参加罢工次数及受处分情形等。遇到什么事，就翻出有关职工的卡片来算老帐，常常加重处分以至开除。凡是资方认为犯了过错的工人，就要被叫去“吃大菜”（问话），每天往往有数十人之多。如果被问话的人“礼貌不周”，或是与洋人争论，轻则遭到一顿痛骂，重则甚至毒打，然后加重处罚。

法电公司属于垄断性市政企业，加之剥削压迫严重、工人十分集中，以故，该公司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上海工运史上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08年法电公司工人就自发地进行过罢工斗争，五四时期还参加了爱国大罢工。这些都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派党员进法电开辟工作，并于1926年建立了党的支部。从此，法电工人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与外国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第一届法电工会领导法电工人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成为上海南区工人武装的主力军。起义胜利时，公司有党员13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但在徐阿梅等党员坚持下，通过地下总工会于1928年5月再度找到上级党组织，迅速恢复法电党的活动，由徐阿梅任党支部书记。1930年5月，徐阿梅根据上级布置，发动法电工人以怠工方式参加市政工人红五月同盟罢工，因感到条件不成熟，便及时主动结束斗争，却因此受到错误处理，于是年5月21日被开除党籍，法电党支部改由戴幼敏负责。1931年夏，陈德辉被捕牺牲，沈克明撤离法电，法电党组织再度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在逆境中，周国强等少数几个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开展了结拜弟兄、组织读书会等活动，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为抗战初期公司重建党组织，奠定良好基础。

法电公司多年数次成功开展了怠工、罢工斗争，这些工人运动的成功，引起资方对工人领袖徐阿梅的嫉恨和陷害。1931年9月，徐阿梅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关押5年后，于抗日战争前夕出狱。经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徐阿梅恢复党籍。后来，徐阿梅在沪西拟筹建水电交通工会，再度引起日伪政权注意，不幸在1939年12月29日被汪伪特务杀害。

在徐阿梅入狱期间，法电公司仍然坚持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爱国热潮。法电车务部职员王中一（又名王烈帆）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下设工人运动委员会，领导上海工厂里的党组织，设立职员运动委员会，领导店职员中的地下组织。1937年8月，王中一入党，积极发展党员，重新建立了法电公司党支部。

1940年4月，为了适应当时复杂形势，法电公司党组织一分为二，建立了机务部和车务部两个平行支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于1941年至1942年间，决定让王中一等一大批党员相继撤离法电公司。王中一等人撤离后，在江苏省委委员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刘宁一领导下，由钦家俊联系法电党组织，钦家俊于1942年6月被捕后，由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派陈公琪接替钦的工作。1944年9月，王中一回沪后，担任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仍由王中一领导法电公司党组织。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当局重新掌握上海政权后，随即宣布公用事业中的罢工和怠工皆系非法。为了得到资方发放年赏的保证，法电公司技工部工人想出了一种新方法开展斗争。法电公司的司机仍然开车，但售票员则停止售票，乘客们又惊又喜。不仅如此，每到一个站头，当上车乘客摸出钱来买票时，售票员都会笑脸相迎，并说：“各位请随便，今天乘车免费。”与此同时，技工们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在车厢上张贴标语，解释工人们要求增加补贴的理由。这种抗议方式当时称为“大请客”，很快在普通市民中流传开来。一般罢工，对于公司而言最多是没有进账，而在“大请客”中，资方不但要支付各种成本，还要纳税。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资方不得不答应工人发放年赏、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的要求。很快，同样的斗争方式在上海市的酒菜业、沐浴业和理发业也开展起来。“大请客”取得胜利后，法电公司机务、车务两部都成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增加了两倍，从20人增加到60人，这使法电公司又一次走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最前线。1947年春，法电公司全体雇员2400人向上海市社会局请愿，表示其对政府冻结生活指数的不满。继而，公司又和英商电车等其他公共交通阵线的同志们联合发动总罢工，抗议富通事件。

1948年3月，长期领导法电公司党组织的王中一被捕，因此牵连公司中共党员多达30多名，其中15人旋即遭到逮捕，法电公司的工人运动再遭严重挫折。然而，野火烧不尽，1949年时，法电公司共产党员的数量仍然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37人。当解放军于是年春天逼近上海时，法电公司成立了上海工人协会法电支会，同时建立一支700多人人民保安队，维持秩序，巡逻厂区，保护公司财产不被转移到海外去。上海解放后不过两个月，法电公司工人就成立了上海市第一个新工会。

为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法电公司烈士，在公司原址建立了法电烈士纪念堂。纪念堂现坐落于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裙楼一号楼，保存了大量法电公司时期的珍贵照片资料、手稿文件、工作物件等。

（三）公交三烈士纪念堂和塑像（今淞行路377号）

1949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国民党当局作南逃的准备，将其行政院迁至广州，并要求各地作好应变工作，“中央”政府公务员于1月份领到了应变费，每个人拿薪津3个月另加23000元。时任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亦表示“上海应变办法是怎么变就怎么应”。中国共产党巧妙利用这一口号，发动各行各业职工要求发“应变费”“应变米”，上海公交工人爆发大罢工，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场斗争。

当时局势一日数变，物价涨势如脱缰之马，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9年2月1日白米早晨价格2200元一担，到傍晚飞涨到3000元一担，2月15日更是飙涨到8500元一担，至于市面其他物品价格也跟着扶摇直上。上海公交工人以物价飞涨、难度时日为由，争取应变费等相关补助。

1949年2月16日，枫林桥的工人当得知公司拒绝发给应变费的消息后，异常气愤，决定在交通车上酝酿“吃粥” 。交通车一进保养场，人们就不约而同地齐呼：“吃粥！吃粥!”，车子停在场内不动。公平路的公交工人在得知枫林桥保养场已罢工的消息后，立即响应罢工，已经出厂部分车辆就在各线的终点站停驶。修造厂的职工也都关掉马达，停止工作投入斗争。在员工福利会（即工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钟泉周、常务理事王元、理事顾伯康3位同志带领下，上海公交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上海公交工人的罢工，使上海市政府惊恐万分，吴国桢获悉后，立即下令警察局、警备司令部速派出军警前往镇压。2月16日晚9时半左右，国民党当局军警分为几路，同时逮捕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沈鹏杰、张家培、王长明、王秋平，徐夔俊、俞勤学等人。在逮捕进步职工同时，军警伙同装甲车包围、进驻公司两个营业所和保养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监视着进出厂门的工人。次日，上海市政府贴出登记复工通告，强迫公交工人开出车辆。

钟泉周等9位遭逮捕的进步工人，2月16日夜被关押在福州路警察局，17日凌晨被押送到警备司令部。敌人对被捕工人进行威胁、恐吓，钟泉周等人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在审讯时，钟泉周严正驳斥说：“我是全厂职工选出来的，我为工人谋福利有何罪?!”王元用关心和爱护的口吻鼓励大家说：“不要怕，牙齿要咬咬紧，要经得起考验。” 顾伯康激昂地说：“我为大家谋福利，应变费6石米是我先提出的，这是工人一致的要求，你们以为捕我就可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 17日当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就悍然下令，将钟泉周、王元和顾伯康3人押赴江湾刑场枪决。同时，判决王秋平、张家培、沈鹏杰、徐夔俊、王长明，俞勤学等6人三到五年徒刑不等。

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所酿成的“二?一七”血案，激起上海公交职工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公交党支部为悼念三位烈士决定组织瞻仰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烈士遗容，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人群众的愤怒情绪引导到积极准备护厂迎解放的行动上来。

“二?一七”血案的消息传到解放区后，1949年2月23日，北平《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陕北2月22日电，以《警告杀人犯》为题发表新华社短评：“本月17日，在国民党的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主持下，国民党伪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又下令屠杀了上海交通汽车公司三个领导反饥饿罢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与此同时，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紧逮捕和屠杀革命份子。”短评最后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和刽子手决不能逃避他们的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战争罪犯必须严惩，杀人者必须偿命，血债必须付出加倍的利息。短评发表后，全国各界人民义愤填膺，并通过开会声讨国民党，写信慰问烈士家属等方式对公交工人的斗争给予支持。

1950年2月17日，上海公交工人举行“公交三烈士”殉难一周年大会。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为大会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在四平路1230号（原公交汽车一场停车场）修建“三烈士”塑像和“三烈士”事迹陈列室。上海市政工会公交分会出版《钟王顾三烈士殉难周年纪念特刊》，制作“公交二?一七纪念章”，赠发给参加大会的代表。

随着上海的城市发展，因巴士一汽公司搬迁至国江路停车场，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烈士”塑像进行重新塑造，并于2009年2月17日——英雄牺牲6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公交三烈士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新塑像落成仪式”，正式列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参考书目：

1， 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英电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英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4， 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5， 上海公共交通总公司，《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6，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全10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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