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使命孕育新機遇

——上海高質量發展觀察（一）

■本報記者 宰飛 陳抒怡

5月28日10時32分，一架航班號為MU9191的大飛機從上海虹橋機場起飛，約兩小時后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在這條中國最為繁忙的航線上，這是一個尋常的航班。但它又極不尋常：這是中國人自己設計的C919大飛機首次商業飛行。飛機落地時，機艙裡的乘客手持五星紅旗，動情地唱起了《歌唱祖國》。

人們很容易把大飛機和祖國聯系起來。多年前，在C919的誕生地上海，一位記者跟蹤調研了飛機的研發過程，認為這不僅僅是一架飛機的突圍，更象征著“一個國家的起飛”。大飛機寄托著國家意志、民族夢想、人民期盼，從一開始，就是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

上海，這座有著較長民航客機研發歷史的城市，當之無愧地成為實施這一國家戰略的主陣地。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上海的高質量發展與全國其他地區有很多共性，但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高質量發展又有一些個性特征。承載國家戰略、助力國家起飛，無疑是其中極重要的一條。

一

在這裡，承載國家戰略是一種傳統。

回望新中國成立之初，“一五”期間，上海貫徹執行黨和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著力發展重工業，以支援國家建設。

二十世紀80年代，上海轉換戰略思路，國務院在批轉上海的一份匯報提綱時指出，“今后考核上海的經濟工作，要把對全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貢獻作為評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標准。”

二十世紀90年代，金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漸突出，1991年初，鄧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工作時指出：“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自此，重建金融中心地位成為上海的奮斗目標之一。

“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國看上海，在服務全國中發展上海。”將上海置於全局中看待，是這座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思考起點。

在起草市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報告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親自加寫了一段話，作了更系統的闡述：“把上海發展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國發展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三角發展的總體部署中思考和謀劃。”

這“四個放在”日后成為思考和謀劃上海一切工作，包括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五個中心”（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例，以實施國家戰略、履行使命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五個中心”才能站位更高、視野更寬，真正發揮對上海自身的帶動作用和對國家發展的服務作用。

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研究員權衡認為，當前對於上海自身和國家發展來說，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上海國際科創中心建設要有重大突破。他說：“一些西方國家想脫鉤斷鏈、想遏制中國，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倒逼我們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所以，在解決‘卡脖子’的問題上，上海要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二

在83萬米高空，以衛星的視角俯瞰地球，可以看到夜晚的燈光總是集中在地表的一小部分。經濟學家根據衛星數據制成的世界“燈光地圖”分析出，夜晚燈光亮度主要取決於經濟和人口集中程度，成片的都市群往往是亮度最高的地區。

“借助這樣一張圖，我們看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全球的經濟活動集中在少數地區，這種現象叫作空間集聚。”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說。世界銀行發布的《2009世界發展報告》在開篇即指出，全球有半數的經濟活動位於1.5%的陸地區域。

空間集聚產生集聚效益。在一體化的龐大勞動力市場和企業群體中，更容易找到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這意味著城市越大，生產率就越高。隨著企業集聚，專業化供應鏈得以形成，經濟活動各類要素也更容易傳播。經合組織數據顯示，在發達國家，城市人口每翻一番，生產率就可以提高2%到5%。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生產率是競爭力的最重要來源。

受益於空間集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超大城市和正在崛起的城市群必定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主力，增長極正從中小城市轉向大城市。”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說，“如果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縣際競爭在主導，那麼今天就是超大城市在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

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競爭關鍵在於核心城市之間的競爭。以五個“國際”中心建設為目標的上海，肩負著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使命。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對上海提出強化“四大功能”的要求：強化全球資源配置功能，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強化高端產業引領功能，強化開放樞紐門戶功能。

歷數頂級全球城市，無一不是在某些方面做強了功能。以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為例，紐約因為沿海的地理位置，匯集了世界各地的資本、人才、貨物，進而產生了融資需求，華爾街應運而生，金融中心地位逐漸確立，奠定了紐約全球城市的基石。這是歷史的偶然，也是必然。

上海曾是遠東金融中心，也和紐約一樣因港口而匯聚了各類資源要素。二十世紀90年代，上海重新定位為全球金融中心。以此為目標，今天的上海，必須強化潛在的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開放樞紐門戶功能，將優渥的先天條件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

對上海而言，高質量發展不是要追求大而全的產業門類，而是要圍繞城市定位，強化“四大功能”，加快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大功能”也是上海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手段、方向、突破口。

三

最近幾年，滬蘇浙交界處出現一個新變化：三地燈光區域逐漸由各自區域內向三地交界處延伸，逐漸連成一片，幾乎分辨不出省域界限。

“滬蘇浙兩省一市的交界區域正從邊緣地帶逐漸變成改革前沿和價值高地。”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執委會副主任張忠偉說。

從行政轄區的角度來看，交界地是地理上的邊緣空間，也是經濟發展中最容易被忽視的區域，處於各地經濟體系的末梢。不過，2019年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揭牌成立后，原有的地理經濟邏輯發生了變化。

“一體化不是目標，而是路徑和方法。我們通過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達到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張忠偉說。當行政壁壘被打破后，長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的這片黃金地帶，經濟和生態上的價值就凸顯了出來。

變化可以從時間上感知。2020年9月底，省際斷頭路康力大道—東航路打通，從上海青浦到江蘇吳江的車程從40分鐘縮短到了5分鐘。不知不覺間，衡量路程的單位不再是公裡，而變成了分鐘，時空距離被大幅壓縮。

變化也可以用經濟指標衡量。從2019年到2022年，示范區內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1560家躍升至2924家，上市公司從44家增長至74家。

一道道壁壘被打破，各類要素在更大的范圍內加速流動，並在這一過程中破圈、重組、進化，一種更富有想象力的空間格局正在形成。

和長三角一體化一樣，所有的改革探索一定程度上都需要打破條條框框、藩籬壁壘。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交給上海一系列重大任務——自貿試驗區、進博會、臨港新片區、科創板、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每一項都要求上海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

“對上海來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除了統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以外，還表現在高水平改革開放，為全國提供先行先試、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權衡說。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上海誕生過許多“全國第一”：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第一個自貿區、第一家証券交易所、第一個“營改增”試點地區、第一條高速公路……進入新發展階段，上海需要拿出更多第一，不斷以首創性改革舉措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四

上海背靠揚子江、面向太平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擔當著內外流量交換的中心節點。開放、大流量是上海經濟的重要特征。

然而，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變革，曾使上海受益的流量型、開放型經濟正遭受沖擊。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馬海倩說：“發展的內在邏輯發生了重大變化。說它是逆全球化也好，慢全球化也好，碎片化的全球化也好，核心意思都是世界不那麼平了。”

十幾年來，“世界開放指數”不斷下滑。2010年—2020年，全球貿易總額佔GDP比重從51.9%下降到45.4%。2016年—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從2萬億美元腰斬至1萬億美元。馬海倩認為，我國前一輪發展享受的紅利已基本出清。

大變局下，上海這個開放、外向的樞紐所受外部沖擊尤為嚴峻。全球資源要素會不會“斷流”？產業鏈供應鏈有沒有可能“斷鏈”？科技交流合作會不會“脫鉤”？若干風險挑戰都要求上海前瞻謀劃自身在未來格局中的角色。

2020年，中央提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要求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

在新發展格局中，上海作為對內對外開放兩個扇面的樞紐，需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和全球資源配置。一方面亟待發揮我國最大經濟中心城市的優勢，強化國內資源配置的中心節點地位﹔另一方面亟待發揮改革開放橋頭堡功能，強化“雙循環”的戰略鏈接地位。

這是上海高質量發展的新方位，也是新使命、新機遇。

（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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