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好自己和兒子的行李在家等待轉運時，趙夢“竟然感到了一絲‘悲壯’”——5天后，上海中考即將舉行，兒子耀耀將迎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場大考。全家人為了這場考試准備良久，卻在臨考前突然接到通知：因為耀耀的同班同學小美確診了新冠肺炎，全班同學和老師作為密接人員，必須去酒店集中隔離一周，直至中考結束。

畢業班時間寶貴，一旁的耀耀還在上網課。平常上課，同學們總會在課堂上@老師，提問題、交作業，而此時，發言板上接連出現@老師的留言卻變成了：“***申請下線，將被轉運。”一種沉重而壓抑的氣氛逐漸蔓延，最后被這些留言擊穿。趙夢隔著屏幕聽見，有家長啜泣的聲音。

老師停止講課，說：“我的轉運車還沒有來，隻要我還沒被轉運走，我就會在直播間堅守到最后一刻，陪著大家。”

一場疫情，讓上海的2022屆初三和高三畢業生度過了一個特殊的春夏，上海的中考和高考也受疫情影響，延期一個月舉行。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想到，自己在種種變化和挑戰中闖關通過后，大考前的“臨門一腳”又突遭變數：有的班級像耀耀所在的班級一樣，因為有學生確診新冠，考前一周全班被集中隔離﹔有的班級因為被判定為次密接，家長無法送考，開考前跟著轉運車跟了一路﹔有的學生在高考前夜接到通知，第二天要臨時更換考場﹔有的學生經歷了考場裡隻有自己一人的高考……

無論過程多麼曲折，在大考結束鈴聲響起的那一刻，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的三年中學時光和2022年上海疫情下備考數月的甘苦，終於畫上句號。一場疫情下的特殊考試，更讓經過這場洗禮的孩子們明白，人生的挑戰才剛剛開場。“人生的路太長了，任何波折都會碰到。就像這場考試。”家長何平說。

延遲一月的考試。   雷冊淵 攝

考前一周，全班集中隔離

真實的焦慮是從中考的前兩周開始的。

6月底，普陀區出現新一輪疫情，讓畢業班家長們的神經立刻緊繃起來。“按計劃，考前一周，初三的孩子是要去學校上課的。但7月4日晚上，老師在群裡通知，第二天改為線上上課。我們就很緊張了，擔心疫情影響中考。”趙夢回憶，“7月5日下午，更壞的消息傳來——學校有‘陽’（新冠肺炎陽性感染者）了。過了半個小時，方方又告訴我，陽性孩子就在我兒子班裡。”

趙夢的兒子耀耀是普陀區一所初中的初三學生，好友方方的兒子俊俊也在同一所學校讀初三，和耀耀分屬不同的班級。大考前的任何風吹草動，都牽動著她們的神經。因為初三學生每天上午都要在學校做一次核酸，7月4日學校出現核酸結果異常，病例經過復核、流調后確診。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方方從街道得知了消息，第一時間告訴了趙夢。

“家長肯定‘崩潰’了啊。學校再三強調，畢業班學生要‘學校—家裡’兩點一線，我們所有人都在努力。為什麼那個孩子還去夜店？怎麼會有這麼不負責任的家長？”方方說，電話裡，一向斯文的趙夢飆了好幾句臟話。

晚上8點后，耀耀班的家長群“炸”了。陸續有家長接到疾控的電話，說孩子是密接者，要轉運隔離，甚至有的轉運車已經開到了樓下。“我們接到了不同街道的電話，孩子要被送去不同的酒店隔離，而且不能有家長陪同。但考前幾天那麼關鍵，孩子在酒店吃不好怎麼辦？誰給他們洗衣服？課本和資料都在學校怎麼辦？”趙夢說。有家長拉了個沒有老師的家長群商量對策，這還是三年來的第一次。

“大家都說，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家長們有人打電話申訴、有人寫投訴信、有人復印復習資料……”“統一戰線”后的家長，給老師發去信息：“孩子的人生隻有一次，不可以重來。我們所有家長都竭盡所能了，希望學校也盡力。”

第二天上午，學校召開線上家長會。校長告訴大家，學校連夜啟動了應急預案，經過一個通宵的努力協調，爭取到班裡40個孩子和9個老師可以去同一個酒店集中隔離，每個孩子有一位家長陪同，學校還會派專人為孩子們送去復習資料，保障大家隔離期間的各種需求。

“雖然很多人說，風雨之后見彩虹。但‘風雨’真正來臨的時候，身處其中的人才知道，事情並沒有那麼輕鬆。”趙夢說。

考生由專車送入考場。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疫情同樣波及到了方方兒子所在的班級。由於確診女生小美和俊俊班裡及另一個班的3個女生一起吃過飯，所以這2個班的同學也均被判為次密接人員，需要在家隔離。孩子們中考的考場也從常規考場轉到應急隔離考點，家長不能送考。

7月8日下午是俊俊的最后一堂線上課，方方推開兒子房門時，驚訝地發現他正在哭，“哭得很傷心，眼淚鼻涕都在臉上”。兒子長大后，很少這樣哭過，這讓方方十分緊張，“是不是挨批評了？”俊俊不說話，隻讓媽媽出去。

后來方方才知道，那堂課的末尾，每位任課老師都上線，來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別。“老師哭了，很多小孩子也哭了，大家非常不舍。”方方說，“此前小朋友們都想好了，畢業典禮要表演哪些節目，要怎麼跟老師和同學告別。最后什麼都沒有了。”

方方給兒子准備的“戰袍”。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突然更換的考場

當中考的孩子們還在經歷疫情帶來的各種變故時，比他們年長3歲的高考生們正在考場上，書寫著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考卷。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想到，自己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為疫情改變趕考的軌跡。

高考前，張楓崟家附近突然出現了新冠陽性病例，因為擔心小區封閉管理影響考試，張楓崟和媽媽前往考場附近提前訂好的酒店備考。可兩人還沒走遠，就收到了小區有陽性病例、被劃為高風險地區的消息。她們不敢回小區，又不確定是否會變更考場，隻好在家附近的酒店住下等消息，張楓崟的父親則在家裡負責跟社區、學校溝通。

按照規定，張楓崟要到隔離考點考試，並由疾控部門的專車接送，父母不能送考，兩場考試的間隙她也不能離開考點。

“其實我剛得知這個消息時，只是有點遺憾。但考完看到新聞，大家都有父母和老師送考、接考，還是感覺心裡空落落的。”張楓崟說。

7月7日早晨7點，擔心堵車的司機提前到達張楓崟入住的酒店接她。20分鐘后，張楓崟走進了位於市北職高的考點。迎接她的是站在門口的兩位穿著防護服的“大白”老師。他們一人領著張楓崟上樓，一人拿著消毒水噴壺跟著她噴了一路。“他們也不知道我的具體情況，就很認真地執行防疫要求。當時我回頭看到這一幕，就覺得很可愛。”張楓崟笑著說。

但她沒有想到，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后面。因為這個臨時啟用的隔離考點隻有她和另外一名考生，所以她得到了單人考場的“殊榮”。偌大的教室空空蕩蕩，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兩位監考老師的注視之下，加上高考本身的壓力，讓張楓崟手心冒汗，十分緊張。

好在開考前，一位老師告訴她，如果空調熱了或冷了，可以及時讓他們調節。原本一句稀鬆平常的提示，在這個被疫情升級的嚴肅氛圍裡，讓張楓崟備感溫暖，“好像一下子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紫竹園中學隔離考場，隻有一位高考考生。   賴鑫琳 攝

今年，上海全市共有約5萬名考生參加高考，19個考區，共設105個考點，2200多個考場。“針對屆時考生可能出現的尚在集中隔離治療或核酸異常等特殊情況，會專設應急考點、集中隔離考點，設置不同類型專用考場，提前組建閉環轉運隊伍，確保‘應考盡考’。”在兩個月前的新冠疫情發布會上，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如是說。

“應考盡考”成為本次疫情下考試工作安排的“指揮棒”，更是保障考生考試權益和家長們的“定心丸”，但疫情對考生和家長帶來的影響卻在所難免。

在張楓崟走進考場的同一天，西南位育中學門外，剛剛送完兒子的芮剛終於可以坐回車裡休息片刻。由於到得早，他搶到了校門正對面的車位。“變動太臨時了，我們沒有提前踩點，又怕路上堵車，就早早出發了。9點開考，我們7點20分就到了。”天氣炎熱，汗水順著他的鬢角流下來，浸濕了襯衣。

芮剛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師，教書育人幾十年，送畢業生參加高考對他來說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可偏偏今年輪到自己兒子考試，卻出現了意外情況。

前一天下午4點左右，芮剛接到街道通知，他所在的小區因為有密接人員，成了管控小區。他立刻向兒子的學校上海中學報備，學校啟動了應急預案。

一開始，學校和街道的說法都是孩子可以正常考試。晚些時候，芮剛又接到電話說，兒子隻能由疾控的車接送，家長不能送考。挂了電話，芮剛看出，一向沉穩內斂的兒子情緒有些波動。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高中老師，他深知考生考前心態平穩的重要性，立刻安慰兒子：“專車接送參加高考，你以后又多了一個吹牛的資本，多好！”

后面的電話溝通，芮剛刻意避開了兒子，隻挑一些輕鬆的事情告訴他。兒子不知道的是，直到高考前一晚9點，才確定考場從華理附中變為西南位育中學，並且家長可以點對點接送。

“這孩子一向很穩，沒讓我們操什麼心，考前的這次小波折，我們也盡量把對他的影響降到最小。”兒子的成績在上海中學一直名列前茅，進考場前，芮剛隻對他說：“問題不大，正常發揮就好。”

西南位育中學考點門口，停滿了送考家長的車。按照規定，他們可以點對點接送孩子。   雷冊淵 攝

疫情下的中學時光

疫情的影響，遠不止考前這些令人措手不及的“變故”。

5月7日，上海宣布，本市高考和中考均推遲一個月舉行。考試倒計時突然加了30天，“臨上戰場的將士們”心情復雜。

“其實大多數師生對考試延期都是有心理准備的，當時的疫情形勢顯然不允許如期高考。”陳然是楊浦區一所市重點高中的政治老師，今年剛好帶高三畢業班。在得知高考延期后，她的第一感受卻是“身心俱疲”。“戰線拖得太長，累了。每個人心裡都希望延期，但沒人希望延期這麼長。就是一種很矛盾的心理，學生們會有，老師也會有。”

6月6日，高三復課，有更多改變需要適應。重回校園的陳然這樣描述臨考前一個月的日常：

每天早上8點前，師生憑24小時核酸証明和抗原檢測陰性結果入校，在門口完成“數字哨兵”打卡。作為班主任，自己每天進校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統計學生人數、缺勤狀況和核酸結果，向學校匯報。8點半前，各班班主任需帶領本班學生完成一次統一的核酸檢測，並測量體溫。

中午，食堂阿姨會把飯菜送到每個班的教室門口。在此間隙，還會有專人再為師生測量體溫，做到“早午各一次，每日兩檢”。

課間休息也有調整，從原本的10分鐘改為15分鐘，老師們也達成了“交叉下課”的默契，避免同學們在廁所或走廊聚集。

下午4點放學，班主任統一帶隊離校。這時，高三的學生們就像幼兒園孩子放學一樣，排著隊離開學校，任何人不能在校園內逗留。

挑戰最大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新教材和考試題型的變化。今年，上海高考語文、數學、政治等學科的考試內容和題型均有不同程度的調整，有的調整還很大，“最后兩周沖刺期，對老師的教學經驗也是一場大考。”陳然說，“老師們也要做回學生，和同學們一起適應變化。”

其實，這樣的適應，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時就已經開始了。疫情三年，中學三年，這屆畢業生的初中或高中時光與疫情改變的世界重疊。不僅是最后一考，就連獲取知識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宅家上網課、沒有春秋游和社會實踐，已經成為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在完全不同的學習方式下，每天都是考驗。考驗你接受信息的能力、適應環境的能力。”一位高三畢業生說，“怎麼安排時間？怎麼做決策？這些是必須要經歷的嘛，對以后的生活肯定是有幫助的。每個人都一樣，這是公平的。”

“不可否認的是，網課是一把雙刃劍，會讓好的學生更好，差的學生更差。最后拼的就是自律。”有24年教齡的陳然這樣總結。

新的教學形式，讓勤學好問的學生能夠隨時向老師拋出問題，老師展示板書也變得容易，“相當於每位同學都坐在了教室最好的位置上。”但沒有了實體課堂的約束，學生走神或打瞌睡的現象可能會更加頻繁，“有的學生也會很自然地認為，有了錄屏功能，就可以不用專心聽講了。”

即便這樣，陳然上課時仍不會強制要求打開攝像頭。一是因為開視頻會讓人分心﹔另一方面，“學生們是很注意形象的，疫情期間有的人兩個月沒有理發，他們有選擇不開攝像頭的權利。”

因為長時間的網上授課，加上要在屏幕上批改作業，陳然覺得自己的視力退化很快。但她沒有選擇。此外，她在課上讓學生回答問題的次數也少了。有的人網絡不好，有的人沒連耳麥……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會發生。“雖然一個人耽誤的時間不多，但每個人都耽誤一點，這節課就沒時間了。高三的時間多寶貴吶！”

考試有曲折，人生也一樣

西南位育中學門口，在距離芮剛的車幾個車位之外的車裡，是更晚接到通知的何平。他正坐在后座看書，用父親的方式默默陪伴著考場中的女兒。他說，7月6日晚上10點多他們才接到通知，說第二天要更換考點。不過，后來的溝通過程和應急措施還算順暢，影響不大。

“遇到了就積極應對，其實這個過程和結果我們都能接受。我女兒也知道，人生的路太長了，任何波折都會碰到，就像這次考試。”何平說。

高考生芄嶼家的小區在考前成了高風險地區，她的考場也換成了離家20公裡以外的吳迅中學。沒有提前踩點、沒有老師送考、沒有朝夕相伴的同學相互打氣，讓她有種偏離既定軌道的不安全感。父母的陪伴帶給她安慰。他們為她准備好了午飯，放在保溫桶裡，一家三口中午就在車裡簡單吃飯和休息，“爸媽在身邊更加安心”。

高考結束那晚，是畢業生們期盼已久的“瘋狂一夜”，芄嶼家的小區迎來了新一輪的“7+3”封閉管理。她看著朋友圈裡同學們更新的坐標、晒出的照片，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五味雜陳，交織著喜悅與遺憾。

“我的高考結束得沒有實感，就像我的高中生活一樣。”回望大家在“雲端”隔屏相望的那些日子，芄嶼覺得錯失了很多——班裡那些來不及熟識的同學、高二那年取消的學農和社會考察、擱淺的畢業旅行……“但總歸都熬過來了。”芄嶼轉念一想，“人生的新階段也馬上就要開始了，不是嗎？”

許多人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為疫情改變趕考的軌跡。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高考生們結束大考時，中考的孩子和家長還在做著最后的准備和沖刺。

住進隔離酒店的第一晚，耀耀班的家長群又“騷動”了幾次。酒店條件有限，網速跟不上40個孩子同時上網課﹔出發前說好的單獨隔離，等到了酒店才發現還有別的密接人員，有家長驚呼“對面開門不戴口罩！”﹔斷水、空調不制冷﹔下午4點半送餐，學習到夜裡十一二點的孩子肚子會餓……好在，后來問題一一得到了妥善解決。

在家的時候，趙夢習慣了每晚帶耀耀下樓在小區裡散散步，放鬆一下。但在酒店房間，隻能“當幾天啞巴”，兒子上網課的時候她“不敢發聲音，像做賊一樣，甚至不敢走動，一動就會影響他”。

趙夢和一同在酒店隔離的家長無法送考，隻能在窗口拍下孩子們出發的身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方方則在為送考的事情擔心。按照規定，雖然次密接孩子的家長無須隔離，但他們仍要由疾控車輛接送考，家長不能送考。

“旗開得勝”的“戰袍”不能穿了、儀式感的東西不能搞了，再想想備考幾個月的酸甜苦辣：父親每天早上5點就去菜場買菜，因為那時人最少﹔在家裡做了20多年的鐘點工阿姨，每天上門都要出示核酸証明﹔單位領導體諒，減少了自己的外出任務﹔鄰居送來唐宮的鴿子，預祝兒子展翅高飛……方方默默背著兒子哭了好幾次，但面對兒子時，她總是笑的。因為俊俊的樂觀讓她覺得寬慰：“同學陽了就陽了唄，不就是換個考點和不能送考嗎？有什麼好緊張的？”

開考這天，方方和老公開著車跟在兒子的車后，一路“送”他進了考場。她還發了個朋友圈：“紅碼加身，沒有准考証，也沒有最愛的老師和家長送考，換了考場，又怎樣？第一次的人生大考就是這樣，生活也是這樣，沒有挫折怎會高飛！”

考場外，零星有幾位老人守著，是不跟孩子同住、未被隔離的祖輩。滾滾熱浪裡，一位阿公隔著柵欄，摸清了“一班在這裡考，六班的孩子從這裡出來”。孩子們每考完一科走出考場，他都會尋找外孫的身影，“叫他一聲，讓他知道外面有人等他，也是一種精神力量”。

隔離考點外，一位堅持陪考的阿公，摸清了“一班在這裡考，六班的孩子從這裡出來”。   雷冊淵 攝

學校黨委書記楊光也來送考了兩天。她總會提前很久出現在考點大門口，穿著紅色旗袍，背一個米色文化袋，向每一輛駛進考場的車招手。

7月12日下午3點40分，最后一門考試結束的鈴聲響起。疫情下的三年中學時光和人生大考同時落下帷幕，楊光對身邊家長說了三個字：“盡力了。”

過了一會，她又補充了一句：“我們都盡力了。”送考生的車相繼駛出，楊光向每一輛使勁招手，車裡的孩子們也熱情回應。她的身子愈發前傾，揮手的幅度也越來越大，最后比出“V”的手勢，大聲叫道：“好咯！終於勝利咯！”

中考結束，早早等在考點外的學校書記楊光向畢業生們比出“V”的勝利手勢。   雷冊淵 攝

（應受訪者要求，除張楓崟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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