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何以復雜多元」

上觀新聞：近代上海有很多標簽，如“東方巴黎”“冒險家樂園”乃至“魔都”，還有很多人會想到外灘、旗袍、跑馬場、歌舞廳等。近代上海何以如此復雜多元？

周武（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近代上海一直是復雜多元的存在：就城市空間而言，有“三界四方”之說﹔就人口結構而言，不僅有來自國內各地的移民，還有外國僑民﹔就教育而言，有政府設立的官辦學校和民間設立的私立學校，也有教會學校、外僑學校﹔就文化而言，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區域文化，以及歐美文化、猶太文化、俄羅斯文化、日本文化等。中與西，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摩登與草根，繁榮與貧困，奇特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斑斕錯雜的畫卷。

因為復雜多元，不同的人看到的上海往往天差地別、褒貶互異。這種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復雜性和混雜性，構成了近代上海的傳奇性魔力，也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試圖去走近它、認識它、解讀它。

包亞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員）：無論是“東方巴黎”，還是“冒險家樂園”，大體都是充滿異域誘惑的神奇世界與聲光化電的雲集之所。包括外灘、旗袍、歌舞廳，或者煤氣路燈、西式旅館、電話、電車、自來水，這些元素雖然復雜多樣，但都指向了李歐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分析過的兩個關鍵詞：“感性”與“世界主義”。

近代上海的“感性”，與物質世界的浮華和炫目密不可分。這種“感性”既滲透到印刷文化、電影裡面，也彌散在咖啡館、舞廳等場所，甚至潛入作家文本與內心世界之中。

“世界主義”之所以成為一個關鍵詞，不僅因為近代上海持久而強勁的開放姿態，還因為“世界主義”或者“國際主義”是左翼和右翼文化陣營都能夠接受的立場。這種開放和向外看的“世界主義”態度，跟民族主義也不沖突，因為最終目的都是想為中國建立一個新的文化與價值系統。

李歐梵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魯迅和卡夫卡是同時代人，但魯迅從來沒有聽說過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魯迅。然而，魯迅的《野草》卻有卡夫卡的文學影子。

20世紀30年代上海貢獻的一些現代主義的文學文本，雖然沒有和歐洲同時期的現代文學進行交流，卻同樣開創了一個新的“世界”。現代性和全球化的復雜多元影響，正是以如此生動有趣的方式，激發著這座城市的發展潛力和文化活力。

上觀新聞：可否說，海派文化是一種變外來為內在的文化？

周武：確實，近代上海社會接受了西方人帶來的豐富形式，但也有意識地將其吸收、消化並轉化為中國式的現代特色。

包亞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是在江南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融合源於歐美的近現代工業文明而逐步形成的。這使得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的古典與雅致，又有國際大都市的現代與時尚。開放性與創新性，是海派文化與生俱來的鮮明特質，是上海自成一體的獨特品位與精神氣質。可以說，這體現了上海文化的主體性色彩。

葉舟（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更確切地說，西方文明傳入不是海派文化形成的唯一原因，海派文化的基礎是江南文化本身就蘊含著的開放包容基因。一方面，包括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在內的西方文明進入，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最洋氣的城市﹔另一方面，國內大量移民的遷入，也把不同的區域文化帶進上海。

多種因素的作用，使得上海得以將江南文化中的開放包容、務實致用基因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得上海成為各種文化和文明的交匯、交流與交融中心。也正是在各種文化的激蕩中，海派文化逐漸發展壯大起來。

「海派文化如何吐故納新」

上觀新聞：海派文化在孕育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哪些有代表性的人或事？

張偉（上海圖書館研究員）：追求時尚、兼容並蓄，是海派文化孕育發展中的一條主線。它反映在建筑上，便是多樣風格兼容的海派建筑﹔在戲曲中，既有以周信芳、蓋叫天為代表的南派京劇，又有以機關布景為特色的海派京劇﹔在文學上，上海既是左翼文學的大本營，又是鴛鴦蝴蝶派的活躍場所。

周武：海派文化由最初的一種藝術風格演變成為一種都市文化類型，幾乎在每個領域都有領軍人物，如王韜、馬相伯、吳昌碩、張元濟等。

拿張元濟來說，在他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大力譯介西學、傳播新知新學，又注重發揚固有文化、保存國粹，力謀中西之溝通，以促進整個中國文化之光大。他堅守民間立場，以開放包容的精神超越中西文化之爭，既體現了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質，也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

段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海派文化在書畫、戲曲領域也很突出。近代上海，集聚了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畫家。他們以市場為導向，最先接受維新思想和外來文化，對傳統中國畫進行改革和創新。他們的作品體現時代生活氣息，融合外來藝術技法因素，在“正統派”外別樹一幟，形成“海上畫派”，代表者有虛谷、任伯年、吳昌碩和蒲華等。

傳統戲曲尤其是京劇講究唱腔韻味，重在聽，重在欣賞。到了上海，一方面出於語言的因素，另一方面由於舞台布景、服裝和道具的現代化，開始重機關布景、舞台打斗。其中，周信芳以扎實的京劇功底和銳意的創新精神，獨創出一種變沙啞為蒼勁渾厚的獨特唱腔，成為海派京劇的代表人物。

上觀新聞：老一輩說某某人很“海派”，有這個人不太靠譜的意思？

包亞明：這也許和海派京劇有一定的關聯。清末起逐漸形成的海派京劇，對於新鮮事物非常敏感，強調革新創造性，但偶爾有華而不實、追求噱頭的商業化傾向。相關的一些評估，不妨視為對“華而不實，膚淺庸俗”作風的警醒。

周武：真正的海派文化代表中國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前進方向。這種精神特質，不僅體現於龐大的文化遺產之中，還內化於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我曾經看過一段視頻，一位90多歲的上海“老克勒”居住在僅有33平方米的房子裡，卻能把相對逼仄的居住空間布置成舒適、高雅的居室。既愉悅自己的人生，又不妨礙他人的舒適，正是“海派”寶貴的氣質和風格。

羅懷臻（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藝術總監、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當“海派”進一步沉澱下來，打破了舊傳統、建立了新傳統，就是一種風格、一種精神，也是一種品質。我認為，“海派”的本源就是“承認傳統—不安於傳統—再造傳統—成為傳統”。

上觀新聞：海派文化具體是如何吐故納新的？

毛時安（文藝評論家）：一位知名作家講過，上海人“有一種奇異的智慧”。這種“奇異的智慧”，表現為對吸納各種新鮮文化要素的敏感。通過吸納和消化，產生新的文化形態，繼而從上海擴散到全國，如交響樂、芭蕾舞、油畫等。

上海人對新鮮事物具有強烈的敏感性，似乎隻有新的東西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由此，在上海，各個藝術門類也能互相刺激、互為營養。

周信芳就很喜歡看電影、話劇，並從中吸取了很多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然后再予以京劇化。麒派的代表作《坐樓殺惜》《徐策跑城》等，就是吸取話劇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再用戲曲的動作和方式外化出來。他的創新，反過來又影響了電影和話劇。

再來看越劇。袁雪芬曾經說過：越劇是喝著昆曲和話劇的奶長大的。越劇從昆曲中吸取傳統養料，從話劇中吸取現代養料，進而形成了不同於浙江“的篤班”的新面貌。在浙江，越劇是地域戲曲﹔到了上海，越劇成了都市戲曲。

當然，我們對海派文化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能絕對化、簡單化，要做到黑格爾所說的“揚棄”。在我看來，“海派”不是流派，而是做派，是一種行動、行為方式，滲透到生活習俗的方方面面。海派文化的特點是對商業的趨從、對市民趣味的滿足。然而，市民趣味、商業價值與藝術的真善美不是一直同步的，與文化的嚴肅性、向上性、精神性不是完全符合的。

「藏而不露中有意外驚喜」

上觀新聞：海派文化與市民文化，有著怎樣的異同？

汪涌豪（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海派文化根植於工商業發達的都市經濟，在類型上與低速率的鄉土文明有明顯不同。它流動性強、活躍度高，能及時反映城市居民及周邊人群的生活理想、審美趣味。因此，它在很多時候確實可以被視作一種市民文化。

但是，我們也不能將二者完全等同起來。進一步來說，海派文化是在傳統士大夫文化與近代市民文化激蕩交互中產生的。

說它有士大夫文化的基因，是因為其更久遠的上源接續近世中國繁華鼎盛的江南，傳統文化的淑世情懷、務實精神與中庸性格，以及由此綻放出的精神之花。那種對中道哲學的遵奉、對詩禮風雅的傳承、對書畫技藝的崇尚，深深沾溉著它，並賴它得以承繼。

說它有市民文化的基因，是因為唐宋以來，都市經濟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包含因城區擴大、商市發育、市民社會形成和逸樂趣味繁興造成的新生活方式，對它都有深遠的影響。明清市民社會急劇膨脹，市民意識跟著覺醒，市民文化趨於成熟。

由此，它改化了淵乎大雅的士大夫文化，使風雅與世俗、精英與大眾彼此融合，從而誕育出一種獨特的新文化。它清新而又細膩、簡練而能圓到、熱艷中有安雅，既有不避入世的熱衷，又無失守中的得體。就算當人們稱其為市民文化時，也務必要認知到這種豐富多元的內涵，不能簡單地視為市井俚俗。

羅懷臻：現代化、都市化、國際化和商業化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

毛時安：海派文化是藏而不露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弄堂裡最好的房子往往在弄堂最深處，必須一路走到底才能發現。藏而不露，這就是上海文化。也因為藏而不露，上海文化總是能給人意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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