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救亡的先鋒：市南中學

市南中學舊址陳列展位於黃浦區陸家浜路597號。

清咸豐五年（1855），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J．M．W. Farnhan）在上海縣城大南門外創辦清心堂基督教堂。1859年，范約翰又購清心堂東邊桑園街土地二十四畝創辦清心書院，除設立中學外，還附設高等小學，學生大多為附近居民子女，范自任院長。因得到婁離女士（Lowrie）的經濟支持，學校初名婁離華學堂（Lowrie Institute）。宣統元年（1909）正式改名為清心中學，並改為董事會制，由中國籍北長老會牧師郭秉文任董事會會長。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校舍遭日軍炮擊，毀壞殆盡。遂暫借徐家匯路39號惠中中學（今五愛中學）教室上課。1939年，又借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某補習學校為臨時校址，抗戰勝利后，遷回原校址。1953年8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上海市市南中學，校址為陸家浜路597號。

市南中學的160多年歷史中，培養了難以勝數的優秀人才，如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被稱為“中國現代大學之父”的教育家郭秉文、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等等。在與民族共命運的160年裡，市南人愛國奉獻，從未借著宗教的外衣，尋求個人的“諾亞方舟”，而是上演了無數可歌可泣的革命壯劇。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后，為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壯舉。1935年12月20日，清心學生率先行動，匯合全市各大中學學生聲援“一二·九”運動，揭開了清心中學學運史上的新篇章。這—天也被定為了學校的“愛國日”。

“八一三”事變后，華界淪陷。在黨的外圍組織上海學生抗日救亡協會（學協）領導下，1938年2月28日，清心中學“全福讀書會”正式成立，領導全校的救亡運動，在校園內外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1938年7月，日偽勢力脅迫租界各學校向偽政府登記。7月6日，在學協的領導下，全福讀書會周密准備，在清心中學發起了一場震驚上海的護校斗爭，反對學校當局向日偽政府登記，抵制奴化教育，打響了上海中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一炮。在清心中學護校斗爭取得勝利的影響下，租界各校師生很快結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紛紛拒絕奴化教育。在強大聲勢之下，租界當局不得表示，租界內的教育權絕不允許他人侵犯。“孤島”各校的護校斗爭取得了初步勝利，廣大師生的愛國主義覺悟進一步得到了提高。為繼承和發揚光榮傳統，學校將這一天定為“2·28愛校日”。199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60周年之日，市南中學在校園內隆重舉行了“打響上海市中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第一炮”塑像揭幕典禮。

護校斗爭提高了進步學生的思想覺悟，經過斗爭的考驗，鍛煉和培養了一批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為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准備了條件。1938年8月19日何樂福成為清心中學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同年11月，清心中學黨支部成立，並成為當時上海教會中學中最大的支部之一，使清心中學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解放戰爭時期，清心中學的革命運動繼續高漲。1946年，建承中學學生陳仲信受黨的指派，到清心中學去做黨的工作，積極組織學生運動。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陳仲信任人民保安隊第一指揮部第二大隊大隊長。5月25日，他在工作途中遇國民黨殘軍槍擊，犧牲時年僅20歲。陳仲信是上海解放前夜犧牲的最后一個地下黨員，也是唯一為解放上海而犧牲的人民保安隊戰士。他犧牲的這一天被學校命名為“烈士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祖國的建設，一批又一批的市南人又毅然奔赴祖國的四面八方，在每一個歷史年代，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到處都有市南人不畏艱難、無私奉獻的身影。

二、不可忽視的宣傳力量：報童近衛軍與報童學校

報童小學舊址陳列館在黃浦區山西南路35號。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這首由聶耳創作於20世紀30年代的《賣報歌》，直到今天依舊有著極高的傳唱度。這首歌朗朗上口地唱出了那個年代小報童的生活。但很多人不知道，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報童這個特殊群體也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份貢獻。

早在抗戰時期，黨就注意到了報童這個特殊群體。當時，著名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在上海地下黨的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創辦了10所報童學校，組織報童們學習文化知識，開拓他們的視野。在學習文化之余，師生們還成立了“報童書報服務社”，秘密傳送中共地下黨出版的《上海周報》，並為前線抗日將士募衣捐被。但是由於形勢日益嚴峻，這批報童學校於1939年被迫停辦，這些受過一定教育的報童有不少離開了上海，加入了新四軍部隊。

1948年3月，陳鶴琴與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聯合創辦了新的報童學校。學校租借了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的幾間活動室作為教室，擁有了更大規模。這次的辦校行動得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關注和支持。1949年春天，上海地下黨組織決定因勢利導在報童學校的學生中建立報童近衛軍，投身到上海地區的地下革命活動當中。他們開展“三光行動”，即把敵人的標語撤光，把我們的標語和宣傳品貼光、發光。同時還為了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利用每天賣報送報到處跑，不引人注意的機會，秘密搜集國民黨軍隊在市內各處的軍隊布防情況。可以說，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報童學校的孩子們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宣傳力量。

上海解放之后，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這些孩子被編入了上海市人民宣傳隊，翻身做了主人。在黨的召喚下，他們有的北上參加了祖國建設，有的隨軍南下，有的報名加入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行列，赴朝參戰，更多的報童去機關、部隊、工廠、學校等單位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斗。

1949年10月9日，報童學校被正式命名為“上海市立報童學校”。后來，隨著報童這個群體漸漸消失。報童學校退出了歷史的舞台。1982年，報童學校正式復校，地址遷到了山西南路35號，正式更名為“報童小學”。學校的校史館裡存放著各種史料，展示了報童小學的光榮歷史。操場上安放看報童近衛軍的塑像，供學生們瞻仰。2001年6月，這所擁有光榮傳統的學校被公布為黃浦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三、上海歷史最悠久的中學：敬業中學

敬業中學舊址陳列展在黃浦區蓬萊路245號。

上海市敬業中學有著268年的悠久歷史，是如今上海歷史最悠久的一所中學。敬業中學的原址是豫園主人，明左都御史潘恩、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父子的宅第世春堂，即今梧桐路安仁裡一帶。明末，世春堂歸徐光啟小女瑪蒂爾達，她資助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將這裡改建為上海最早的天主堂——敬一堂。清廷禁教后，敬一堂被收回。乾隆十三年（1748），時任江蘇布政使的翁藻與上海知縣王健開在這裡辦了申江書院，這就是敬業中學歷史的起點。1770年，“巡撫楊魁等集資重修書院，改名為敬業書院。1860年，世春堂重歸教會，敬業書院遂遷至今址。1860—1862年間，維新思想家馮桂芬曾任敬業書院山長。1902年，敬業書院演變為新式學校，定名為敬業學校。1906年更名為上海縣官立敬業高等小學堂。1913年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1923年改辦初中，改稱上海縣立敬業初級中學。1929年添辦高中，更名為上海特別市市立敬業中學。抗日戰爭期間曾一度改為私立南方中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復名上海市立敬業中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復名上海市立敬業中學。敬業中學曾經培養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朱學范、丁石孫、中國科學院院士葉企孫、著名經濟學家蔣學謨、復旦大學教授陸谷孫等一大批優秀學子。原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杭葦曾撰文指出：“我們可以從敬業中學校史沿革中，完整地了解到我國學制的演變。”

敬業中學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是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學校成為上海學界抗日教亡運動的活動中心之一。當時，中共地下組織通過外圍組織學協加強對各校學運的領導工作，並派“學協”黨團書記黃文荃（張英）直接聯系當時更名為南方中學的敬業中學。1938年8月，南方中學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先后有顧秋石（顧淵）、薛家驥、潘視儀（潘文錚）、周充瑞、蔣照明（喬石）等任地下黨支部書記，在他們的領導下，團結教育廣大同學，開展反汪抗日的各項斗爭。不少積極分子從斗爭中得到鍛煉。參加了黨的隊伍，奔赴抗日前線。解放戰爭時期，地下黨支部高舉“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旗幟，團結廣大同學同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為迎接解放、建立新中國作出了貢獻。截止解放前夕，敬業（南方）中學累計共有地下黨員38名，有9名校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英勇犧牲。

1987年11月，適逢敬業中學校慶240周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喬石親筆寫信給母校：“我衷心祝願母校發揚熱心人民教育事業的優良傳統，在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育更多德才兼備的有用人才。”

四、上海第一所中國人創辦的公立小學：上海市實驗小學

上海市實驗小學舊址陳列展，位於黃浦區露香園路242號。

上海市實驗小學原名萬竹小學，原址曾為明代顧名世的名園—露香園萬竹山房，因而學校取名為“萬竹”。1911年2月，地理學者李廷翰和他剛從日本女中畢業的妹妹李廷慧，在這裡籌建上海第一所市立小學——上海市立萬竹小學，定位於貧民學校，“隻收貧兒來學習”是學校唯一的招生要求。

萬竹小學是上海最富盛名的公立小學之一，民國時期上海小學教育界有一句時諺“南有萬竹，北有尚公”。1919年，以“編制嚴密，學事發達，形式與精神俱備”，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評為全國11家優良小學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學校一夜之間被敵軍佔領，成為敵軍的軍營和賭場。萬竹小學的師生，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胸襟，勇敢地守護著國格與人格的尊嚴，遷入法租界輾轉頑強地辦學，在陝西路成立萬竹小學借讀處，后改名為阜春小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在原址復校，改名為上海市第三區中心國民學校，很快學校就以“師資精良，課堂優質”成為“上海小學之最優”。

1941年起，學校就有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到上海解放前夕，已有王平洲、宋振華、劉一痕等地下黨員。他們發展黨領導下的“市立小學教師福利會”會員，反對國民黨在學校的反動措施。解放前夕又發展黨的外圍組織“教師協會”，團結教師，迎接解放。

1952年，原萬竹小學被宣布為“五年學制及教育教學改革試點”，改名為邑廟區中心小學。1956年更名為上海實驗小學，旋被公布為上海唯一一所國家教育部所屬的重點小學。

五、紅色堡壘：儲能中學

上海市儲能中學舊址陳列展，位於黃浦區成都北路200號。

1938年，上海錢業領袖秦潤卿創辦的寧波效實中學被日機炸毀，部分師生來到上海租界避難，秦潤卿召集寧波籍工商業人士，創辦效實中學上海分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租界，時局更為混亂。為了讓寧波籍教工和廣大學生能繼續上課讀書，校董事會在董事長秦潤卿主持下，一致同意支持繼續辦學，並把校名改為儲能中學。“效實”和“儲能”兩校名均出自赫胥黎《天演論》：“物競天擇，效實儲能”。

建校初期，從事進步文化工作的儲能中學教務主任馮賓符積極投入抗日運動，他把一批共產黨員、進步教師介紹到學校來任教，如王元化、周建人、段力佩等。特別是在著名教育家段力佩任校長后，儲能中學完全置於我黨的秘密領導之下。

當時上海地下黨十分重視儲能中學，中共地下市教委書記馬飛海同志以數學教師的身份，親臨第一線領導工作，許多進步人士也以教學工作為掩護，被介紹進儲能中學。他們通過教學、課外輔導和個別接觸等形式，向學生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抨擊黑暗的現實社會，進行革命啟蒙。

1945年6月，校長段力佩發展了首批5名學生入黨，次年又建立了學生黨支部。儲能中學經歷了種種嚴峻考驗，逐步成為上海教育界抗日與民主革命運動的堡壘之一。

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反動派積極准備內戰，黨中央決定在教育戰線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民主社團，領導廣大教師採取多種形式，參加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反對獨裁，要求進步、反對倒退的運動。儲能中學以其有堅強的地下黨組織、眾多的進步教師及學生等有利條件，成為上海中等教育研究社、上海中等教育研究會、上海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上海教職員工消費合作社等十幾個民主社團的重要基地。儲能中學的師生在黨的領導下，在愛國工商人士的支持下，積極參加反飢餓、反獨裁、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表現出了革命的大無畏精神。相繼組織學生參加了公祭昆明四烈士萬人大會、助學運動、救飢救寒運動，“六. 二三”反內戰示威等革命斗爭。其參加學生運動之多，發動面之廣、行動之迅速、影響之大，為進步人士所矚目，被譽為民主運動的堡壘，有“校外蔣管區，校內解放區”之公稱。

儲能中學在解放前幾年間共有81人人黨，80余人參加新青聯。有不少黨員學生與進步學生被組織安排到蘇北、浙江四明山等解放區工作。僅在1946年7月，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校內20多名黨員中的絕大多數被輸送或轉移到10多所大、中學校，充實這些學校學生黨員的力量，在全市更廣泛地掀起學生運動的新高潮。上海解放后，儲能中學的80%的教職員工參加了接管大上海的工作。90%的學生參加了解放軍南下服務團、西南服務團以及奔赴全國各地工作學習。1949年6月，由於大部分師生離校，因此，儲能中學制下的學生就並入了新建中學，儲能中學暫時停辦。

1983年夏，上海市人民政府特批恢復儲能中學校名，有關方面社將位於成都路威海路的成都中學改為“儲能中學”。1983年9月1日，儲能中學假座市府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復校典禮。全國政協副主席葉聖陶、周建人、市委宣傳部長王元化等紛紛題詞祝賀。

1993年底，集資25萬元建造的漢白玉“儲能英雄群雕像”在儲能校園內落成，為中國革命事業光榮獻身的陸如稔、林舜琴、王妙發、張處讓、陳忠良、董學高，葛鎮洋，蔡達君等八位烈士金身浮雕栩栩如生，直現英姿。

六、上海教育，梅溪實開其先：梅溪小學

上海市梅溪小學舊址陳列展，位於黃浦區永寧街20號。

清末，上海士紳張煥綸面對日益不堪的時勢，決心辦學，改革教育，乃於光緒四年（1878）在梅溪弄創辦了正蒙書院，其編制及學科科目均有異於當時的其他書院，這是上海最早對課程設置進行創新的由中國人創辦的教育機構，課程有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詩歌等。1882年，因校舍建在填平了的梅溪之上，故更名為梅溪書院。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頒布“壬寅學制”，書院遂改稱為梅溪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又改稱官立高等小學。1912年，學校又改名為市立初等小學，未幾又改名為上海市立梅溪小學，由私立變成公立學校。1946年，學校又改名上海市第四區中心國民學校。1950年至1951年間，改稱蓬萊區中心小學，后又改名蓬萊區第一中心小學，至1956年又改稱蓬萊路第一小學。1986年恢復梅溪小學原名。

梅溪小學創辦人張煥綸曾親自制訂校訓和校訓歌，都以“立志要做好男兒”作為主題。梅溪歷屆的師生也一直保持著這種蓬勃的朝氣，在上海教育界創造了多個第一，如第一個舉辦軍事訓練，第一個女學生，第一個成立童子軍，第一個舉辦勤工儉學，師生共同投入“五四”運動等等。

中法戰爭爆發時，張煥綸令學生受軍事訓練，率之夜巡城廂，梅溪成為上海最早實行軍訓的學校。1915年，梅溪校長徐藝洲讓女兒徐宏芳考進梅溪就讀，這是校內唯一的一個女同學，也是上海市男女同校的開端。1919年，“五四”運動在全國開展時，上海各界於5月7日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召開大會，聲討段祺瑞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梅溪師生120人參加大會，在當時產生了極大影響。梅溪體育教師黃勝白，在梅溪校內組織童子軍，這是上海學校的第一個童子軍組織。梅溪小學正是以教學內容新、教學方法新、組織管理新，成為中國新教育的領頭羊。所以學校四十周年校慶時，著名教育家黃炎培題詞：“吾國教育上海發達最早，而上海教育，梅溪實開其先。”

七、格致求真：格致中學

上海市格致中學舊址，位於黃浦區北海路150號。

格致中學前身為格致書院，是近代中國最早中西合辦，系統傳播自然科學知識，培養科技人才的新型學堂之一。清同治十二年（1874），國人徐壽和英人傅蘭雅（John Fryer）向中西紳商集資，並呈請李鴻章撥款，購地建房辦學。光緒二年（1878），格致書院創辦。校名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旨在使國人“便於考究西國格致之學，工藝之法，制造之理”。書院初期在介紹西方科學、技藝新知方面頗有成績。書院延聘專人教授天文，算法、制進、輿圖、化學、礦物等學科，並請中西學者作不定期的演講，著名思想家王韜曾任山長。書院向學生做示教實驗，為上海開教學實驗之先聲。書院還建有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分“生長之物”“工藝之物”“織成之物等”十大類。

1913年12月，由華董決議改辦華童公學，定校名為工部局格致公學。1931年，上海租界內市民響應全國人民收回教育主權的要求，工部局被迫委任我國留美碩士劉崇本為副校長，按照我國學制改設高中、初中、小學三部，逐漸按照教育部課程標准進行調整。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上海各國商團進駐學校，因霍亂流行，將學校改為隔離醫院。同年11月，借四川路青年會中學上課。1938年秋以后，先后借閘北克能海路小學（現閘北第一中心小學）、外灘15號中央銀行大樓及大西路65號英國兵營（現延安中學）、山海關路育才公學上課（半日制）。1942年改名上海特別市市立格致中學。1945年10月，更名為上海市市立格致中學q。1946年2月，遷回原址。

1939年前后，中共地下黨派李琦濤以“學協”（上海學生抗日救亡協會）身份聯系學校，學生黨員吳慶德（吳學謙，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鐘信超（鐘沛璋，后任中宣部新聞局長）、程念梁等建立黨支部，領導同學組織“銀影社”，出版《合群》等刊物，揭露舊上海的黑暗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組織同學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發動內戰，鎮壓學生運動，迫害進步學生，中共地下黨先后派李琦濤、喬石、費福泉等聯系學校地下黨盟組織“阿Q團契”，進行助學、敬尊、義賣活動，團結同學。所謂“團契”本來是教會開展傳教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為了易於為群眾所接受，又便於半公開地活動，黨組織就用“團契”名義，進行助學、敬師、義賣活動，以團結同學，宣傳革命思想。團契成員郁鐘德、錢仁昌和章增等人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6月23日，格致地下黨組織就是依靠“團契”積蓄起來的這支骨干辦量，團結和組織100多位同學參加歡送民主人士馬敘倫等赴南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經過一系列的活動，全校學生的政治覺悟普遍有所提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17日上海市軍管會市政教育處派軍事代表杭葦等接管格致，格致迅速納入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軌道，學校師生思想面貌煥然一新，逐漸形成“勤奮學習、尊師守紀、艱苦朴素”的優良校風。

八、立己達人：大同中學

上海市大同中學舊址，位於黃浦區南車站路353號。

1911年夏，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部分教師胡敦復、平海瀾、吳在淵等十一人，因不滿外國教會控制學校，相約辭職來滬，組織立達學社，旨在興辦教育，培養人才。經過積極籌辦，由發起人捐款，於1912年3月19日創辦了一所國人自主自立的學校——大同學院。校名取義於《禮義·禮運》篇的大同理想，校舍初賃屋於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陽裡，半年后遷至南市豐記碼頭。1913年在南市滬杭火車站北首（今南車站路）購地自建校舍，於次年遷入。

大同學院初創時，設普通科（相當於初中）和大學預科（相當於高中），首批學生80余人，大部分是不滿清華奴化教育而隨同教師來滬的學生。1916年，大同學院增設英文專修科和數理專修科，始具高等學校性質﹔同年實行男女同校。1921年增設大學文科和理科，后改稱大同大學。1928年起，中學部改為附屬中學。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寇侵入，大同被迫遷入租界，先后借用位育小學、比德小學、律師公會大廈等處上課。1939年，大學部在新閘路新建校舍，並設附中二院，原在律師公會的附中改稱附中一院。1946年，附中一院遷回南車站路劫后校舍。1952年，大同大學因院系調整撤銷建制，附中一院獨立，定名為私立大同中學。1956年，改為公立上海市第五十七中學。1958年恢復大同中學校名。1959年列為市重點中學。1968年，更名為上鋼三廠五七中學。1978年恢復大同中學原名，重新列為市重點中學。

大同的創立，是辛亥革命前后愛國知識分子立志教育救國的產物。他們傾囊集資，義務執教，不計私利，赤手空拳，鞠躬盡瘁，由國人獨立自主創辦的大同學校方得以辦成。其后，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歷次愛國民主運動，均有大同學生積極投入。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大同學生在反抗日偽、反對美蔣、爭取民主、迎接解放的政治運動中，採取多種形式，開展斗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早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大同學生罷課、游行、演講、募捐，積極投身反帝愛國斗爭，自1926年建立中共地下黨支部起，僅1940年后便有80名學生相繼入黨。大同附中黨支部具有建立時間早、組織延續不斷、隱蔽嚴密、發展黨員多的特點，發動廣大同學投入抗日御侮、反對美蔣的革命洪流，在上海學生運動中有較大的影響。老校友翻譯家傅雷、后任水利電力部長的錢正英、外交部長的錢其琛、著名漫畫家華君武、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等都曾在不同歷史時期投入革命工作或愛國民主運動。至1949年3月，黨員人數由1948年底的10人增至31人，為南市各中學地下黨員中最多的一個支部。在迎接解放的日子裡，黨支部通過舉辦文化夜校、建立“先鋒杜”、人民糾察隊等多種宣傳組織活動，團結群眾，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九、黨的紅色搖籃：大同幼稚園

大同幼稚園舊址，位於黃浦區南昌路48號。

大同幼稚園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的周恩來提議創辦。1929年秋，他鑒於一些烈士遺孤需要撫養，一些為革命四處奔波的干部的子女也需要照料，決定讓黨的外圍組織中國革命互濟會出面開設一個兒童福利機構。

1930年2月，陳賡來到聖彼德堂，把這項任務交給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色牧師董健吾。董健吾一面利用他的社會關系在教友中募捐，一面不顧祖母的責難，賣掉了祖母分給他的五六十畝祖傳田產，租下了位於戈登路、武定路路口（今江寧路441號）的一幢石庫門房子，取名“大同幼稚園”（寓意世界大同，表達出對共產主義的向往）。一個月后（3月），中共在白區創辦的第一個紅色搖籃誕生了。

大同幼稚園的工作人員除部分教友以外，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和中共干部的家屬。互濟會負責人王弼擔任顧問，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實的妻子陳鳳仙等、董健吾的妻子鄭蘭芳等均參與了工作。幼稚園對外宣傳優先照顧教友的子女，實際上入院的大部分是革命者的子女。當時有30來個孩子，最大的8歲，最小的不滿周歲，大多數是2-3歲，其中有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彭湃的兒子彭小丕、惲代英的兒子惲希仲、蔡和森的女兒蔡轉、李立三的女兒李力，還有楊殷的兒子、王弼的女兒等。

1931年，由於幼稚園的地方太狹小，不利於孩子的成長，並且距離戈登路巡捕房太近，不夠安全，便遷到了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附近的陶爾菲司路341號（今南昌路48號）一棟坐北朝南的三開間樓房裡。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的主要責任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董健吾因與顧順章有過工作接觸，不得不暫離大同幼稚園，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躲避。就在這時，年幼的毛岸龍突然發高燒，接著上吐下瀉，病情非常凶險，保育員陳鳳仙馬上把他抱進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雖經醫生急救，終因治療無效於當晚病故。1932年初，保育員桂荷英外出辦事突然失蹤，為了安全，黨組織決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園，妥善安置所有的孩子。

大同幼稚園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相當短暫，但作為我黨在白區創辦的第一個紅色搖籃，可謂意義非凡。時光荏苒，原戈登路武定路路口的大同幼稚園舊址建筑早巳拆除，今復興公園附近南昌路48號的舊址依舊存在。1987年，南昌路48號的雁蕩路幼兒園經有關部門批准，仍恢復為大同幼兒園。全國婦聯原主任康克清題寫了園名，以紀念那些為創辦這所幼稚園而付出全部心血的人們。

十、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地下少先隊群雕

地下少先隊群雕，位於普陀區長風公園內。

上海是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城市，上海少年是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少年，從1925年北伐革命戰爭時期的勞動童子團，到解放前的地下少先隊等各個革命少年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配合上海的革命工人、學生和教師運動，團結廣大少年兒童，為中國的革命和解放事業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為了紀念這段彌足珍貴的歷史，發揚革命傳統，20世紀90年代，上海開展了“紀念地下黨領導的少年兒童運動”系列隊史教育活動，並決定在長風公園內建造地下少先隊群雕。1990年5月27日，在長風公園舉行了上海市少年兒童慶祝六一游園活動暨“地下少先隊”群雕落成典禮。

群雕由一個主題雕像和四個牆式浮雕組成，正中是主體雕像，呈銀白色，男女兩個少先隊員站立在一人多高的像基之上，女孩子穿著連衣裙，行的立正禮，裙擺隨風飄蕩，庄嚴中不乏青春的動感﹔男孩子戴著紅領巾，昂揚地吹著軍號，迎著光輝燦爛一派向上的陽光。

在主體雕像的背后，有四幅浮雕，描繪著不同時期少先隊員的英雄事跡，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上海兒童從勞動童子團到地下少先隊在中國革命四個時期的光輝歷程。

第一版面講述的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織苦難的童工創建了勞動童子團，在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中，團員們積極參加罷工斗爭。1927年3月，在周恩來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4000多名勞動童子團員配合工人糾察隊攻打警察總署，組織宣傳隊，成為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支積極力量。

第二版面講述的是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上海處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勞動童子團堅持參加各項革命活動。1933年，中共上海地下黨在上海山海工學團建立了赤色兒童團。兒童團員開展“小先生”活動，教失學兒童和青年農民學文化，進行文藝宣傳，喚起民眾，抗日救亡。

第三版面講述的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上海地下黨把難童組織起來，開展各種教育活動，創辦了“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等少年團體。孩子們懷著極大的愛國熱情。不避艱險，不怕困難，到群眾中去演唱、演戲、演講，做了大量抗日救國宣傳工作，成為抗日斗爭中的一支小生力軍。

第四版面講述的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上海地下黨為少年兒童創辦了《新少年報》，建立了“地下少先隊”和“報童近衛軍”等秘密組織。隊員們在地下黨組織的帶領下，訪問棚戶區、讀進步書報﹔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迫害的罪行﹔貼標語，宣傳解放軍的勝利和入城政策﹔查敵情，偵察敵軍情況﹔做紅花，迎接解放軍進城，為解放上海貢獻力量，他們的活動是上海革命斗爭史中一段生動的紅色記憶。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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