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開放40年︱魯又鳴等：誰願意啃閔開發這塊沒肉骨頭

【編者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后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后，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后，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后，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採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歷史。該文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澎湃新聞 劉箏 圖

蔣建忠

吳凡音

口述：魯又鳴[曾任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上海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黨委(黨組)書記兼董事長、總經理]

蔣建忠（現任上海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

吳凡音（上海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招商中心副總經理）

採訪：郭繼、趙菲

整理：趙菲

時間：2013年1月16日、2018年8月3日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征程，從當時全國其他省區的實踐看，創辦特區已經取得比較廣泛的共識。上海也面臨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大好形勢。但當時的上海可謂百廢待興，城市建設歷史欠賬嚴重，基礎設施陳舊，不能滿足外商投資項目建設的配套要求。於是，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提出一個思路，即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規劃一塊地區，集中先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再把外商投資項目引入，這樣既可節省投資，也可加快進度。經過規劃部門及專家的反復論証，1982年9月，上海市政府決定建立以吸引外商工業性項目為主的閔行開發區（當時叫“出口產品工業區”）和以發展第三產業為主的虹橋開發區。

解放思想啃下閔開發這塊沒肉的骨頭

虹橋開發區靠近市區，搞商貿比較有利，閔行開發區依托閔行老工業基地，以工業為主。這樣的布局比較科學合理，既節約土地，也節省投資。1983年上海專門成立上海市閔行虹橋開發公司，一個班子管理兩個開發區。后來，為了投資、建設、管理上的需要，分別成立了兩個中外合資的開發企業，即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和虹橋聯合發展有限公司。

常言道，凡事開頭難。開發區的創業過程也是如此。閔行開發區規劃建設的地域，原本是屬於馬橋鄉的紫藤大隊，是一片農田，在一片農田裡建設開發區，離不開資金的投入。但在閔行、虹橋開發區起步時期，市政府從全市的市政建設費中撥了1個億，給閔行6500萬元，給虹橋3500萬元。閔行開發區一期規劃，開發面積為2.13平方公裡，按照當時的標准，每平方公裡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1個億的資金，資金缺口比較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採納了汪道涵市長提出的引進外資搞開發的措施。市裡與日本有關方面接觸，可他們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周期長，回報低，不感興趣。后來又與香港中銀集團接觸，他們派人來進行了可行性分析，測算的結果是閔行的投資要有五年的虧損期，所以也不看好。反而對虹橋的投資相對感興趣。有人比喻，閔行和虹橋兩個開發區猶如一個蹄髈的兩部分，虹橋是塊肉，閔行是塊骨頭，誰願來啃骨頭？

沒辦法，上海就要求捆綁投資，最后與香港中銀集團談成，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共同對閔行與虹橋各投資3500萬元。因為他們看好虹橋，所以對虹橋的投資是按1：1出資，並且資金一次到位。對於閔行則分幾年分批到位，因為他們擔心投資回收困難。職工隊伍同樣對去閔行信心不足。1985年成立兩家合資公司，基本隊伍就是從“母公司”分家來的，原來“母公司”領導班子四個人中，三個去了虹橋，隻有一個到閔行。職工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為鼓舞士氣，我們公司班子在第一次董事會上作出一項重要承諾，隻要我們努力工作，閔聯公司的職工將來的待遇不低於虹橋。實際上，當時母公司已經對虹橋投了一半，而閔行連工資都快發不出去了。我們到中國銀行跑了好幾次，找行長，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投資方。當時給我們貸了六十幾萬過年，職工的工資都是從貸款中拿出來的。

接著，我們調整原有規劃，壓縮投資。按照開發區原來的規劃，設想很全面，其中一項要在黃浦江邊造一個貨運碼頭，還有供暖工程，但都由於資金的缺口和實際的需求被砍掉了。

我們就根據合資開發公司的有關章程規定開發區的土地採用租用形式，把土地租用的費用歸開發公司作為收入來源，進行再投入。當時有關部門的領導提出了異議，認為土地是國家的，土地收入怎麼可以作為企業的收益。這件事最終由江澤民同志作了明確批示，才得以妥善解決。

由於資金有限，我們不得不採用“滾動開發”的方式，在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上，集中力量開發一塊，建成一塊，投產一塊，而不是全面開花式的開發。1984年，我們在場地平整的情況下，由愛建公司搭橋，出生於上海的愛國港商葉仲午、顧小坤率先到上海閔行投資，與上海的玩具公司和愛建公司合作，共同組建了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當時，國內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過程中，不僅體制上不適應的地方很多，人們認識上的問題也很多。環球玩具有限公司鋪一條電線，也要打電話給市長﹔工廠勞動力在閔行當地也是不能隨便招的，一定要跑到上海市區來招工人。加上開發區硬件建設還沒跟上，環球玩具有限公司的廠區所在地塊兩年的時間，是“小小玩具廠，地皮晒太陽”的蕭條場景。環球玩具公司的外方顧小坤先生曾向我們投訴，對市計劃部門在建設過程中要征收供電貼費一事意見很大，很不理解。說現在已是濕手抓面粉，懊惱萬分。我們向他保証會向市裡反映幫助解決，后來在李肇基副市長的親自關心下，獲得圓滿解決。顧先生在“滬港經濟”雜志上發表文章，大意為“苦盡甘來”，表達了對上海投資的信心與滿意。

1986年的閔行開發區。

體制上不適應的又一個例子，是在我們建設商品廠房申請流動資金貸款時碰到的問題。廠房建造按計劃經濟的概念，應該是屬於固定資產投資，而我們造的商品廠房是不屬於公司的固定資產，而是供外商投資項目購買或租用的商品，應該是申請流動資金貸款，銀行說，他們過去沒有碰到過，不同意作為流動資金貸款。后經多次溝通，終於得以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碰到的實在太多了。

1986年，鄧小平同志到天津開發區視察時，作了“開發區大有希望”的重要題詞，給了全國開發區莫大鼓舞。在1987年底，進區企業已達到26個，投資項目已有7個。項目投產了，效益出來了。我們閔聯公司也提前三年實現了扭虧為盈，解決了對閔行投資的信心問題。

“筑巢引鳳”成為國家級開發區建設的典范

1986年閔行開發區獲批為國家級開發區以后，進區項目日益增長。搞好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做到“七通一平”雖然很重要，但光有這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搞好投資軟環境的建設，如落實優惠政策，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等。1987年，我們率先建立了“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中心”，由海關、商檢、工商、銀行、保險等26家單位實行“一站式”服務，免去了外商去市內來回奔波之苦，提高了審批速度與辦事效率，獲得了一致贊譽。江澤民同志為中心題寫了招牌。

1987年開始，一批跨國公司的大項目紛紛落戶閔行開發區。閔行開發區成為跨國公司進入時間最早，也是進入數量最多的開發區。開發區項目呈現“三高”特征，即層次高、投資額高、技術含量高。其中，施樂復印機項目是個典型。這個項目是當時美國在上海投資額最大的工業性項目，既是高科技的技術密集型，也是資本密集型。這個項目談了五年，因為涉及3000萬美元的外匯平衡問題，當時國家外匯緊張，有關部門審批時，都不敢輕易拍板。江澤民同志到上海后，在他的直接關心下，在當時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的協調下，這個問題得到順利解決。1989年施樂項目建成投產，很快有了顯著的經濟效益，促進了國內電照行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也由於要為該項目配套，帶動了國內一百多個項目的升級換代與經濟效益的提升。

還有1994年的意大利不凡帝項目進區。外方老板到閔行開發區實地考察，發現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落戶，向隨行人員表示這裡投資環境肯定比別的地方優越，當場決定落戶閔行。事實証明這個外方老板是有遠見的。現在不凡帝項目效益十分良好，產品供不應求，投資規模一再擴大，外方十分滿意。開發區作為“引進外資的基地”的功能十分明顯，發揮了重要作用。如開發區的分子篩公司是一個高科技項目，外方是著名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這個項目當年建成投產，當年就出口，第二年產品供不應求，外商投資很快就收回了，他們很滿意。在市外經貿委組團去美國考察及上海投資環境介紹會上，他們主動幫我們作宣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們的成績引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每年方方面面的接待從基層到中央，國賓到外賓，參觀者絡繹不絕。1989年5月18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與夫人賴莎在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及朱镕基市長陪同下，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到開發區來考察訪問。這是開發區接待的第一位國家元首級客人。聽完情況介紹后，戈爾巴喬夫說，你們對外開放比我們早十年，已經有經驗了，我們是來學習的。我們提供了譯成俄文的投資指南，並對所提問題一一作答，他們非常滿意。10月，老撾部長會議主席凱山·馮維漢率領代表團來訪。聽完介紹以后，凱山說，你們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搞開發區很成功，你們不光引進了外資，還引進了技術，提高了質量，學習了管理，解決了就業，解決了出口，增加了稅收。他希望我們去幫他們搞開發。說明國外也很重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究竟怎麼樣，都要親自來考察了解。

功夫不負有心人，對開發區創建六年的最好總結，就是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全國開發區小平同志隻去過兩個，一個是天津開發區，還有就是閔行開發區。

1992年2月12日，小平南方談話最后一站就是閔行開發區，恰逢我們開發區批准成立六年。那天，小平同志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陪同下來到開發區的紫藤賓館聽匯報。當時考慮到他已經八十八歲高齡，隻安排20分鐘的時間匯報，實際卻用了40分鐘時間。在20分鐘匯報中，我們圍繞“開發區是改革開放的窗口、引進外資的基地”這一主題，著重匯報了兩個問題：一是開發區實踐証明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二是引進外資，外方得益，中方也沒有吃虧，比外方得益更多。我們以開發區實際數據証明了這一點。例如：我們基礎設施花下去1個億，通過稅收收回的是2.8個億，是2.8倍。我們不光得到了技術，提高了質量，打開了出口渠道，有了出口創匯，還解決了勞動力就業，培養了干部，拿到了稅收，因此得到的比外商多。開發區六年實踐証明，黨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建立開發區的決策是成功的，是正確的。

由於小平同志對開發區跨國公司情況感興趣，吳邦國書記叫我們再作補充介紹，這樣又花了20分鐘。匯報結束，本來小平同志起身要走了，可老人家又坐下去，講了20分鐘，這20分鐘是“計劃外”的講話，成為“南方談話”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講道，你這2.8倍，這不是有利於我們社會主義嗎？那些方面實際上是最有利於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大原則問題。看到好啊，姓“社”不姓“資”。這就是事實說話，議論太多並沒有什麼必要，實踐會証明的。現在把投資全部收回來，還增加了2.8倍。這是實踐來回答了。難道這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成十成百的事實來說明了，是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而不是有利於“資”。

小平同志視察閔行開發區的消息和講話的內容很快就傳開了，開發區的許多外商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傳送給各自總部，大家都很振奮。可以說，在閔行開發區初創階段，不可避免地會面臨人們思想認識上的不統一，對改革開改政策的不理解，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探索，到1990年代浦東開發開放時，尤其是經過小平“南方談話”的思想解放后，人們開始有了全新的理解。記得在1990年中央宣傳開發開放浦東時，香港文匯報有篇報導，說“站在南浦大橋遙望浦東，人們感到閔行開發區的今天，也將是浦東的明天”，對閔行開發區的示范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

“騰籠換鳥”二次創業讓老園區迸發新勢能

閔行開發區是全國工業性開發區中面積最小的，單位產出效益名列同類開發區前茅。但到了2000年左右，經過幾十年的引進外資和產業更新，閔行開發區3.5平方公裡的土地都已經滿了，因此，我們一直不斷在思考和實踐如何騰籠換鳥轉型升級，對土地進行二次開發。

土地二次開發的第一階段，大致在1999－2008年，特別是2002－2005年之間。在此階段，閔行開發區土地已開發完，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隻有二次開發是較好解決此矛盾的手段。我們開始通過“騰籠換鳥”的方式，把有限的土地資源向具有技術優勢、市場優勢、品牌優勢的國際跨國公司傾斜。

富士施樂復印機就是具有這三大優勢的優質項目。2002年該公司需要在原址擴大並增資10億日元建設第二工廠。為了滿足該企業擴張需求，開發區通過補貼資金，動遷和置換了周邊效益不理想的５家企業，為富士施樂公司提供了8000平方米的土地和1.3萬平方米的廠房，使該公司的生產能力從9萬台躍升至30萬台。通過置換，富士施樂公司的土地資源隻增加了約50%，但其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卻增長了3倍以上。而對開發區來講卻不止3倍，因為轉移出去的公司之前的產能加在一起也隻有幾千萬。到2006年前后，國家開始對開發區有所限制，但是誰也沒料到的是，就在那年的2月，國務院在沒有批准全國其他開發區擴區的情況下，卻批准閔行開發區擴建臨港園區，擴區面積13.3平方公裡。可以這麼說，閔行開發區是在沒有想要申請擴區的情況下，被批准擴區的。究其原因，就在於閔行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水平一直比較高。在擴區之前，國土資源部等三部委來閔行開發區考察，對閔行開發區的土地集約利用表示高度肯定，很快就批准了擴區。吳儀總理也明確表態，除閔行開發區外，全國開發區不再審批擴區。

擴區的成功，拉開了閔行開發區新一輪開發建設的序幕。我們主動調整機電、醫藥、輕工等三個產業齊頭並進的態勢，將新材料逐步取代輕工。這幾年，又從生產基地開始向兩端延伸，前端就是研發、總部。

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現貌。

能夠做好這些業態調整的一個很大的前提，就是閔行開發區制造業的基礎很扎實。因為這些向兩端延伸的項目，從前端來說，特別是研發，相關的稅收和產出多不會很大。而閔行開發區之前制造業的基礎，能夠支撐我們來消化這些。比如說在產業轉型的時候，把一些業態轉移出去，它原來的經濟量可能會有一個空缺，而閔行開發區其他的業態基礎能夠把它補充進去，就不怕再引進一些研發中心和管理性總部。閔行開發區的研發中心有一個最大的亮點，就是大多數都是企業自發需要產生的。比如說強生在園區有六個項目，它后來設立的研發中心就是為這些項目服務和提升的。我們統計了一下，目前引進了5家世界級的獨立研發中心，還有18家我們叫研發技術中心，它不是獨立的，而是為它的集團服務的。我們規劃還要引進4到5家世界級的研發中心。前端的研發引進后，我們還要引進一些總部，這樣還能把后端的銷售等拉進來。今年11月，亨斯邁的投資性總部就要在閔行開發區落地，之后能給地區帶來大量的貢獻，因為它所有的結算都在這裡，這是我們當前一個重點的工作。這樣向兩端延伸，無論是從轉型升級的要求，還是制造業對區域的貢獻度及未來發展潛力而言，都是有益的。

在閔行開發區二次開發的過程中，我們在與外資企業的合作中，積累了很多經驗，更新了很多理念，並且建立和健全了機制。

比如，2008年吉田拉鏈（YKK）看中我們兩棟樓的標准廠房和一個倉庫，但要求我們全部拆掉后再賣給他們去造房子。當時領導的決策很艱難，光拆掉舊廠房就要1000萬左右，而且國有資產拆掉了就沒了，我們要承擔很大風險，最終我們還是頂著壓力拍了板。就這樣，吉田拉鏈在拆除后的場地上，按照自己的標准重新建造，不另外新增土地的情況下興建了7000平方米的廠房，容積率從原來的0.6提高到0.72。事實証明，吉田拉鏈生產擴大后的貢獻是很大的，每年都有3-4個億的稅收。這家企業給我們提供了土地利用績效的優秀案例。

過去我們的環保理念遠遠落后於這些外商投資企業。我們最初的環保意識，僅僅在開發區最早設立的時候，出於保護黃浦江水源的原因，在開發區不能引進電鍍行業和印染行業。但是園區內土地二次開發利用，用過的土地給新的企業用，除了土地交易之外還存在環保問題，格雷斯（中國）最早給了我們這種啟發。格蕾斯（中國）1986年進駐園區的時候，是中國首家外商獨資企業。它當時在美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知名化工企業了，主要是做罐頭密封膠的。這個項目引進的時候，目的就是以產頂進，以在國內生產頂替進口。2006年，這家企業最早提出項目擴大的問題。我們當時花了很大力氣把格雷斯旁邊的一家汽車修理廠關掉，然后把這塊地給格雷斯用作擴大項目。格雷斯這家企業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廠，環保上自然也有很多經驗，它首先就花了很多資金找境外機構來檢測土壤。檢測完了之后，發現土地有油污，提出要開發區處理。我們之前沒有碰到過這個情況，談判的時候我們反復強調，我們認可你們的檢測，萬一以后國家政策有變化，或者有新的環保的政策出來，開發區來承擔責任。給我們的時候隻要不再增加污染，我們就不追究你們企業的責任。但是格雷斯不接受，堅持要開發區處理，並且提出處理的辦法——換土。這個要求讓我們目瞪口呆，甚至有點無從下手。但是為了支持這樣一個優勢企業，做好開發區的土地二次利用，我們開發區咬牙拿出了大量的資金，幫他們換了土。換土的過程可謂是一波三折，不是我們簡單地想想，隨便拉點土進來換掉就好了。這其中有一個完整的跟蹤流程，新換的土從哪裡來，運輸中有沒有污染，進來之后有沒有問題，運出去的土又怎麼處理，統統都有跟蹤報告。而在換土的現場，就有他們請來的權威的國外檢測機構實時監測。根據初始的場地評估報告，預計地下儲油罐周圍的污染范圍在地面以下1.3米到1.5米，但實際上挖下去到2米以后還是有問題，然后就繼續挖，一直挖到他們說OK才停。

后來博朗在2008年擴大項目的時候也遇到這個問題。博朗旁邊原來是一家做電蚊香的外資企業，這家企業已經搬走，隻留廠房空在那裡。在土地交易前，他們也堅持要做測地監測。這些與外商投資企業溝通合作的案例，讓我們有了與國際標准更加貼合的理念。經歷了兩個項目二次開發時的土地檢測之后，在國家關於土壤監測還沒有法規的情況下，我們就將土壤檢測報告作為場地使用合同的附件。等到后來國家相關政策出台時，我們發現，跟當年外資企業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新政策新法規對我們來說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我們和企業早已有了這種環保合作的范式。不僅如此，上海現有的很多環保方面的規定，也都是從閔行開發區的實踐總結而來的。比如環科院給市裡面提報告，都是根據閔行開發區的東西來制定的。再比如現在全市實行的工業企業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是市有關部門到閔行開發區作調研后在上海試行后全面推廣的。

除了與國際接軌的環保理念外，引進外資企業也帶給我們先進的合作理念，比如我們和ABB的談判。這家企業在閔行開發區都是定制廠房，他提供設計、提供思路，我們來投資。完全按照他們的要求造好房子以后，再租給他。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簽合同的時候，我們的標准很少的，文本很少，但是他們回過來的合同卻是很厚的一本，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很細，包括使用的材料等等。一開始我們很不習慣，因為消化合同就要花費好多時間。現在來看，在履行合同的時間裡，雙方就顯得很輕鬆，所有的應對都找得到的，所有的責任也都有對應，合作起來非常順利。我們跟他們第一輪的合同已經到期，那第二輪續簽12年，按照原來的合同復制就完全沒有問題。因為這麼長時間合作下來，對環保的理念，對法律文本的理解，管理的好辦法都不斷在消化。

當然，在開發區的硬件建設上，我們近些年在改善生態環境的同時，還投入對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們在高壓走廊下不能興建廠房的情況下，興建了一個生態公園，免費供周邊居民使用，當年五號線開通的時候，規劃隻到東川路，不到我們閔行開發區。那時的黃融總經理主張再加兩個站進來，兩個站的投資由閔行開發區承擔，大概3個億左右，設立了閔行開發區站，投完之后我們就沒有多余的錢了。不過，以園區來命名的地鐵站恐怕以后再也不會有了。軌交建成之后，對園區交通的幫助很大，對周邊居民的出行也提供了便利。后來我們把這段輕軌無償交給申通公司使用。

多年來，我們一直延續土地節約利用方面的優勢，實現了100％的土地開發，100％是外資企業，100％是制造業。目前，開發區內最好的前20%企業佔據著開發區約50%的土地，實現了土地向優質企業集聚的目標。截至2017年，我們的銷售收入大概在600億。按照淨土地來計算，就是240億每平方公裡。這個水平在全國的國家級開發區裡面名列前茅。土地的二次開發，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是重復利用過了，一遍兩遍三遍反復利用。從園區累計引進企業179家，調整到現在的70家，其中有100家企業是來了之后又出去的，這樣留下來的廠房和土地資源就重復利用。在開發區土地面積不增加的基礎上，開發區從1995年銷售額100多個億到現在的600億，就是在有限的土地裡不斷盤活。

30年來，閔行開發區積極發揮改革開放試驗田的作用，成為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體制改革的實驗基地，為上海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做了重要貢獻。新時代，閔行開發區將保持原來的優勢，為上海再做新貢獻。

【口述人簡介】

魯又鳴，1934年出生，2016年2月28日辭世。1983年5月至1984年4月，先后任上海建筑機械廠技術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上海冶金礦山機械公司副經理兼總工程師、上海市經委副秘書長兼綜合規劃辦公室主任。1985年3月至1999年10月，任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上海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黨委(黨組)書記兼董事長、總經理。

蔣建忠，1964年3月出生。1989年7月來到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現任上海地產閔虹（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吳凡音，1964年5月出生。1985年7月來到上海閔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工作。曾任上海閔行聯合發展有限公司招商中心副總經理。 

（來源：澎湃新聞 發表於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