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关乎国民经济，也关乎家庭生计，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更承担起经济复苏的重任。全国两会期间，民营企业备受关注，感受着来自各方的阵阵暖风——“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破除各种隐性壁垒，一视同仁给予政策支持，提振民间投资信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暖风来得及时。当下，我们发展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和压力。当前如何鼓励民营企业提信心稳预期，敢闯敢干大胆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有哪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破除？近日，大江东工作室专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张军教授

大江东：民营企业在发展中有不少烦恼和担忧，比如遭遇“融资难”等现实问题，影响了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预期和信心。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军：从经济体量上看，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提供的城镇就业超过80%，经营主体占比超过90%。分类别来看，民营企业占据了制造业“半壁江山”，最具活力的平台经济、服务业等领域都活跃着民营企业的身影。民营经济已经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某些关键领域，民营经济始终占比偏低。以金融领域为例，几乎都是国有的，但在经济活动中，90%以上的经营主体都是非国有的，两者之间的结构非常不匹配。在实体经济中，金融机构倾向于认为国有企业风险小，但从效率和资产回报率来看，民营企业的整体表现是强于国企的。这说明市场机制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企和国企在银行信贷评估、风险评估体系中的不对等，导致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效率更高的民营经济主体反而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不匹配问题，需要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换句话说，需要把推进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放在优先地位，不宜再拖延。一个充分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自主地平衡风险和盈利。

大江东：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但也有不少人依旧心神不定，这是为什么？

张军：民营企业最担心什么呢？怕政策改变，担心财产得不到根本保护。

民营企业或私人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壮大的，历史较短。上世纪90年代，很多民营企业是早年乡镇集体企业实行民营化转制过来的，或者是长期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和被管理层收购而演变过来的。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转制或管理层收购中，可能存在不规范和不完善，当时结构改革迫在眉睫，来不及等规范了再改革，这就给一些民营企业留下了会被后来诟病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过几波争论和研讨，但这些问题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于是就留下了“出身”问题。

此外，早年有些民营企业在拿地、建设园区、融资等方面，涉及一些“擦边球”或所谓“变通”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法规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对早年积累的、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作出了断，通过决议或法律确定下来，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大江东：如何让民企敢闯、大胆发展？

张军：强调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让民企听了非常温暖。对“自己人”，就不应该分“三六九等”，不应该搞人为对立，对各种所有制企业而言，大家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合法的，要淡化乃至消除“企业出身论”。

现在，国有企业也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更应该打破所有制的区分和界限。说到底，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所有制对企业的经营效率和长期发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大家都可以在市场化环境中公平竞争。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有国际竞争力，关键是它也要一样面临市场上公平的生存竞争。

古人说，有恒产才有恒心。恒产就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财产，也可以理解为受保护的个人权益。如果个人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企业家就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财产安全了，投资者才安心于长期经济活动。这对于民企和外企来说都是一样重要。

还有，应当立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也要立法明确哪些干预和侵权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比如，现在不少企业经营者动辄遇到资产被随意冻结，或者限制交易，失去流动性。流动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财产权利是否安全的最重要指标。

这些年，我们非常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继而要有些实质性的措施回应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家关注的问题。我有个建议，能否成立专门受理民企案件的专业法院，让涉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案子直接到这个法院来处理，从而减少一些地方对涉及民营企业案件的干预。

大江东：政府部门如何做好预期管理，来帮助企业进一步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张军：预期其实是一个沟通的过程，政府管理部门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有充分的双向沟通。比如，要出台一项政策，计划怎么做，过程要透明，不能让市场通过坊间的猜测和揣摩获取信息，避免预期偏差。

预期管理，首先要做到相关政策制定过程是透明的，经过充分讨论的，预测是公开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重视预期管理，包括定期对各项经济指标作出预测，并向市场公布。市场上独立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发布自己的预测，不同预测之间相互影响，就是一个沟通和共识形成的过程。

未来，经济层面的政策调整，需要和市场之间有充分的事先沟通，而不是让市场处于信息劣势，去依靠小道消息。这样的话，可以让社会预期避免大起大落，在磨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

大江东：上海的民营企业发展有什么特点，如何更好发挥优势？

张军：外界长期有个看法，认为上海缺少民营企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上海的央企、跨国公司云集，有实力、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公司才可能在上海的经济矩阵中有更高的显示度，民营企业虽然可能不是那么耀眼，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在上海被孵化或成熟以后可以离开上海，却总是将企业的“大脑”留在上海。而上海也充分认识到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必要性。

实际上，上海确实聚集着一大批创新型、创业型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下沉在各个区里面，很有活力和增长潜力，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很好地让上海充当了孵化器的角色。当这些中小企业成长起来后，它们很多都会去长三角某地投资设厂，但总部还在上海，正是这样的特点，促成了长三角经济的高度一体化。我们看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强外溢模式，给今天的长三角快速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创造了机遇。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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