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变化那叫一个翻天覆地，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都不敢相信。”周阿姨今年75岁，她所居住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桑城居民区彩砖铺地、路灯明亮、还实现了“电梯梦”。

“我女儿总想让我搬去和她那儿住，我可舍不得走，哪里都没有这儿住着舒服。”谁能想到，就在2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路口垃圾不入箱，路灯不亮隐患多，阴沟堵塞积污水，流浪猫狗汇聚，倒粪站敞开的“垃圾弄”。桑城居民区的焕新，得益于“三会”制度，这里，也见证了这项重要制度的萌芽。

时针拨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商品房经济的兴起，上海开始出现“小区”这一概念，生活在小区的人们开始面对各种问题，尤其是产生纠纷与冲突时，如何合理处置能让人心服口服，成了居委会的大问题。居委会完成工作后，如何通过公平评议来推动自治工作的良性循环也是问题。

1997年，亲身经历上海基层社区变迁的社区工作者魏桂花，从五里桥街道桥二居委会调任至桑城居委会，书记主任双肩挑。迎接她的是比以往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挑战。

早些年，居委会想组织社区做什么事情，很容易就能“一呼百应”，居民都非常支持，参与热情也高。但慢慢地她发现，情况变了，居委会想组织居民做什么事，老百姓不一定愿意，特别是政府为社区排定了很多实事项目，本来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好事，但有时却因为老百姓不满意，导致项目推进不下去。即使实事项目最终落成，老百姓也会对居委会工作表达强烈的不满。这让居委工作人员既感到委屈，又深感无奈。

如何有效破解“政府买单办实事，老百姓却不买账”这一难题，在将好事办好、实事做实的同时，又让老百姓心服口服，成为魏桂花心中的第一大困惑。

商品房小区的居民们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面对各种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安全问题、物业服务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以及宠物管理问题等，引来了各种矛盾纠纷……就这样，居委会成了矛盾的聚集地，居民有矛盾就进入居委会让居委来评理。

“居委会工作人员整天被这些矛盾裹挟着进退维谷，不能当裁判员判各方各50大板，也不能做偏心眼偏袒任何一方，一不小心表述不当还会招来居民的谩骂。因此，居民争论不休的时候，居委会只能处于失语状态眼巴巴地看着，导致居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越吵越凶，甚至动手摔居委会的东西。”魏桂花回忆道。

何时能解决这些矛盾，将居委会从矛盾纠纷中解脱出来，还社区一片祥和安宁？成为魏桂花心中的又一大问号。

往常，到了年底，居委会都要邀请居民对“七所八所”的工作做出评价：派出所工作是否到位，房管所是否关心百姓……

然而，居民作为评论方实话实说，和盘托出，把各个所批地一无是处，各个所作为被评议方，只能目瞪口呆，没有解释的余地。年度总结大会屡屡开成了年度批斗大会。

如何举社区居民之力，通过公平评议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良性循环？成了魏桂花心中的第三大问题。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魏桂花所在的桑城居委会提出了上海市内最早的“三会”制度。

“三会”制度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街道、区有关职能部门支持下，由居委会主持召集的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即“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议”。

“一句话，为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解决自己，自己管好自己。”这成为魏桂花着力探索的重要方向，并将其投入到实践工作中，也成为“三会”制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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