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何以复杂多元」

上观新闻：近代上海有很多标签，如“东方巴黎”“冒险家乐园”乃至“魔都”，还有很多人会想到外滩、旗袍、跑马场、歌舞厅等。近代上海何以如此复杂多元？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一直是复杂多元的存在：就城市空间而言，有“三界四方”之说；就人口结构而言，不仅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移民，还有外国侨民；就教育而言，有政府设立的官办学校和民间设立的私立学校，也有教会学校、外侨学校；就文化而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区域文化，以及欧美文化、犹太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等。中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摩登与草根，繁荣与贫困，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斑斓错杂的画卷。

因为复杂多元，不同的人看到的上海往往天差地别、褒贬互异。这种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混杂性，构成了近代上海的传奇性魔力，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试图去走近它、认识它、解读它。

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无论是“东方巴黎”，还是“冒险家乐园”，大体都是充满异域诱惑的神奇世界与声光化电的云集之所。包括外滩、旗袍、歌舞厅，或者煤气路灯、西式旅馆、电话、电车、自来水，这些元素虽然复杂多样，但都指向了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分析过的两个关键词：“感性”与“世界主义”。

近代上海的“感性”，与物质世界的浮华和炫目密不可分。这种“感性”既渗透到印刷文化、电影里面，也弥散在咖啡馆、舞厅等场所，甚至潜入作家文本与内心世界之中。

“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词，不仅因为近代上海持久而强劲的开放姿态，还因为“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是左翼和右翼文化阵营都能够接受的立场。这种开放和向外看的“世界主义”态度，跟民族主义也不冲突，因为最终目的都是想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与价值系统。

李欧梵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鲁迅和卡夫卡是同时代人，但鲁迅从来没有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鲁迅。然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卡夫卡的文学影子。

20世纪30年代上海贡献的一些现代主义的文学文本，虽然没有和欧洲同时期的现代文学进行交流，却同样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复杂多元影响，正是以如此生动有趣的方式，激发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文化活力。

上观新闻：可否说，海派文化是一种变外来为内在的文化？

周武：确实，近代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丰富形式，但也有意识地将其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包亚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是在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这使得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开放性与创新性，是海派文化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是上海自成一体的独特品位与精神气质。可以说，这体现了上海文化的主体性色彩。

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更确切地说，西方文明传入不是海派文化形成的唯一原因，海派文化的基础是江南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的开放包容基因。一方面，包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进入，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另一方面，国内大量移民的迁入，也把不同的区域文化带进上海。

多种因素的作用，使得上海得以将江南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务实致用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中心。也正是在各种文化的激荡中，海派文化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海派文化如何吐故纳新」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在孕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有代表性的人或事？

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员）：追求时尚、兼容并蓄，是海派文化孕育发展中的一条主线。它反映在建筑上，便是多样风格兼容的海派建筑；在戏曲中，既有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南派京剧，又有以机关布景为特色的海派京剧；在文学上，上海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鸳鸯蝴蝶派的活跃场所。

周武：海派文化由最初的一种艺术风格演变成为一种都市文化类型，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领军人物，如王韬、马相伯、吴昌硕、张元济等。

拿张元济来说，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大力译介西学、传播新知新学，又注重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力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他坚守民间立场，以开放包容的精神超越中西文化之争，既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特质，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海派文化在书画、戏曲领域也很突出。近代上海，集聚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他们以市场为导向，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们的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一帜，形成“海上画派”，代表者有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等。

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讲究唱腔韵味，重在听，重在欣赏。到了上海，一方面出于语言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舞台布景、服装和道具的现代化，开始重机关布景、舞台打斗。其中，周信芳以扎实的京剧功底和锐意的创新精神，独创出一种变沙哑为苍劲浑厚的独特唱腔，成为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

上观新闻：老一辈说某某人很“海派”，有这个人不太靠谱的意思？

包亚明：这也许和海派京剧有一定的关联。清末起逐渐形成的海派京剧，对于新鲜事物非常敏感，强调革新创造性，但偶尔有华而不实、追求噱头的商业化倾向。相关的一些评估，不妨视为对“华而不实，肤浅庸俗”作风的警醒。

周武：真正的海派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前进方向。这种精神特质，不仅体现于庞大的文化遗产之中，还内化于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我曾经看过一段视频，一位90多岁的上海“老克勒”居住在仅有33平方米的房子里，却能把相对逼仄的居住空间布置成舒适、高雅的居室。既愉悦自己的人生，又不妨碍他人的舒适，正是“海派”宝贵的气质和风格。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当“海派”进一步沉淀下来，打破了旧传统、建立了新传统，就是一种风格、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品质。我认为，“海派”的本源就是“承认传统—不安于传统—再造传统—成为传统”。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具体是如何吐故纳新的？

毛时安（文艺评论家）：一位知名作家讲过，上海人“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种“奇异的智慧”，表现为对吸纳各种新鲜文化要素的敏感。通过吸纳和消化，产生新的文化形态，继而从上海扩散到全国，如交响乐、芭蕾舞、油画等。

上海人对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敏感性，似乎只有新的东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由此，在上海，各个艺术门类也能互相刺激、互为营养。

周信芳就很喜欢看电影、话剧，并从中吸取了很多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然后再予以京剧化。麒派的代表作《坐楼杀惜》《徐策跑城》等，就是吸取话剧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再用戏曲的动作和方式外化出来。他的创新，反过来又影响了电影和话剧。

再来看越剧。袁雪芬曾经说过：越剧是喝着昆曲和话剧的奶长大的。越剧从昆曲中吸取传统养料，从话剧中吸取现代养料，进而形成了不同于浙江“的笃班”的新面貌。在浙江，越剧是地域戏曲；到了上海，越剧成了都市戏曲。

当然，我们对海派文化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绝对化、简单化，要做到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在我看来，“海派”不是流派，而是做派，是一种行动、行为方式，渗透到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海派文化的特点是对商业的趋从、对市民趣味的满足。然而，市民趣味、商业价值与艺术的真善美不是一直同步的，与文化的严肃性、向上性、精神性不是完全符合的。

「藏而不露中有意外惊喜」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与市民文化，有着怎样的异同？

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海派文化根植于工商业发达的都市经济，在类型上与低速率的乡土文明有明显不同。它流动性强、活跃度高，能及时反映城市居民及周边人群的生活理想、审美趣味。因此，它在很多时候确实可以被视作一种市民文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进一步来说，海派文化是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与近代市民文化激荡交互中产生的。

说它有士大夫文化的基因，是因为其更久远的上源接续近世中国繁华鼎盛的江南，传统文化的淑世情怀、务实精神与中庸性格，以及由此绽放出的精神之花。那种对中道哲学的遵奉、对诗礼风雅的传承、对书画技艺的崇尚，深深沾溉着它，并赖它得以承继。

说它有市民文化的基因，是因为唐宋以来，都市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包含因城区扩大、商市发育、市民社会形成和逸乐趣味繁兴造成的新生活方式，对它都有深远的影响。明清市民社会急剧膨胀，市民意识跟着觉醒，市民文化趋于成熟。

由此，它改化了渊乎大雅的士大夫文化，使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彼此融合，从而诞育出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它清新而又细腻、简练而能圆到、热艳中有安雅，既有不避入世的热衷，又无失守中的得体。就算当人们称其为市民文化时，也务必要认知到这种丰富多元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视为市井俚俗。

罗怀臻：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和商业化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

毛时安：海派文化是藏而不露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弄堂里最好的房子往往在弄堂最深处，必须一路走到底才能发现。藏而不露，这就是上海文化。也因为藏而不露，上海文化总是能给人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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