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陈凯先院士,头发浓密、白发很少。一次座谈会上,这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各种追问,他礼貌而平淡地说“我没什么秘诀”,就把话题引回新药研发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很惭愧,我做的工作很少、贡献不大。很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今年正逢建党百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倍感振奋。”作为“百年初心奋斗者”典型接受采访,他这样开头——没有自矜自许,只见自谦与不安,讲述自己时语调平板、神情严肃,仿若旁观;提起国家发展、科研需求,才略见一丝激动。
记者们为他满满的日程惊讶,何以同时承担诸多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他朴素地说:“也许是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能吃苦吧!”
冷静理性,是一位优秀科学家的特性;以国家需要为先,以人民为中心,为科技报国忘我工作,是一位党员对初心与使命的坚守。
“科普”陈凯先:中国药物研究,一个不能不说的名字
陈凯先是谁?药物研发界人人熟知、科学圈以外却鲜为人知。
大江东先抄个“词条”,为这个名字做点“科普”——
陈凯先,药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博导,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监事长,《药学进展》和《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主编。
他曾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科协主席、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上海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获法国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863”计划个人突出贡献奖、国家发明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科技奖励;是上海市“科技精英”、劳动模范;2018年获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
在2020年11月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作为推动浦东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建设的代表性人物,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发言。
图书馆中的陈凯先
奋勇攀登不惧难,“祖国需要,便是我的努力方向”
“陈凯先院士是我敬佩的身边榜样。”与其共亊多年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沈竞康说,“最敬佩的,是他学习和研究方向一再调整,只要国家需要,他都会迎难而上,出色完成。”
陈凯先出生于1945年8月,父亲为庆祝抗战胜利取名“凯先”。他从小痴迷物理。“读小学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欣欣向荣。我们想的就是学好功课,建设祖国。”
1962年,17岁的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录取,却意外被分到放射化学专业。有人担心影响健康而要求转系,而陈凯先想的是,“我是团员、学生干部,国家需要就去做”。“误打误撞”进入化学领域,确定了他一生的努力方向。
陈凯先毕业时赶上“文革”,先在安徽军垦农场锻炼,两年后被分配到湖南中南制药厂,被派到资水边上看水泵。日子寂寥无望,他却想:国家发展总离不开科技,而英语是科技的重要工具。找出一本《化学专业英语文选》,伴着水泵轰鸣声,他孜孜不倦自学英语。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他一步步从工人、子弟学校教师,变成湖南医工所技术员,入了药学门径;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他以优秀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成为著名药物学家嵇汝运先生“文革”后第一位研究生。
他的科研之路,注定一转再转。嵇先生敏锐注意到,国际上新药发现正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专业诞生。1978年秋,他将陈凯先派到吉林大学学习量子化学。从上海到长春,生活上的困难自不待言,数学、物理、计算机等专业基础不够更让他心急:“第一节课,老师走进教室一句话没说,用英文在黑板上出了一道线性代数题测验。我连题目也看不懂,只写了名字就交上去,十分尴尬。”一下课,他就去买了本线性代数,白天上群论新课,晚上自学,迅速追赶。
1985年,陈凯先获博士学位,当年3月即被公派法国留学,学习用理论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来不及法语培训便出发,40岁的陈凯先又一次“重起炉灶”:“法国实验室聚集了各国研究人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决不给中国人丢脸。”
留法第二年,凭借扎实的专业实力和研究成果,陈凯先获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颁发的度尼纳·舒可伦奖——该奖项首次颁给外国学者。3年后,他婉拒法方的留任邀请。离法前,中国驻法大使馆请他为留学生谈谈“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他说:“没什么艰难选择,学成回国再自然不过。”“痛感中国药物研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为了改变,我们要竭尽全力!”
“不管如何困难,始终刻苦钻研。科技报国,是我一生努力的动力。”他说。
与药物所工作人员交谈
从“重大专项”到“东进张江”,一位战略科学家的使命担当
“他是很好的科学领导者、好党员,没有豪言壮语,却改变了很多事。他对人的关心润物无声,对研究所吸引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同在药物所工作的岳建民院士说。
留法归来,陈凯先最大的“行李”,是一台省吃俭用给所里购买的计算机。从助理研究员做起,逐步成为研究员、博导,并成长为药物所领导。
作为药物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两件大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不能仿制国外专利药物,我国药物研发面临严峻挑战。陈凯先认识到,加强自主创新是当务之急。1996年,他主动联系科技部,推动申报中国创新药物第一个国家层面基础研究项目“攀登计划”;1997年,他牵头的药物研究课题从200多个项目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准立项的10个国家“973”项目之一,后来又成功立项了第二个,促进了中国新药研究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陈凯先带领生物医药领域科研人员极力争取把新药研究纳入新设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沈竞康研究员回忆,有些专家质疑,“大飞机、探月工程列入国家重大专项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小药片、小药丸能有多大作用?”陈凯先认定,新药研发涉及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人民福祉,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他牵头撰写报告并联合100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提出把“重大新药创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最终得到采纳。推动我国新药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近10多年发展速度前所未有。
“这几年中国这么多创新药进入三期临床甚至成功上市,正是多年前决策落地的结果。”不止一位药物研发界人士告诉大江东。
具有前瞻眼光的陈凯先,带领上海药物所率先规划和实施了药物创新体系建设。1997年,在张江建起国内最先进的新药筛选中心,成为张江“拓荒者”。此后,国家药物代谢研究中心、中药创新中心、模式动物中心等次第开建,张江生物医药创新研发技术链逐步成型,我国药物研究有了从仿制为主到创新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深入,上海和科技部等部委共建张江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希望药物所搬到浦东。当时,社会上尚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科研人员担心搬离中科院上海分院各兄弟院所,对科研发展不利。陈凯先和领导班子从我国创新药物发展战略和研究所使命定位出发,一次次召开座谈会,耐心做思想工作,终于在2003年完成大搬迁。第一家整建制搬迁至张江的国家级生物医药核心研究机构,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如今,张江成为国际知名“药谷”,药物所也快速发展,当初的质疑变成了欣羡。
陈凯先在办公室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个党员都该尽好应尽的使命“
“他永远很忙,总是利用深夜和周末做PPT、修改报告,非常辛苦。但年轻人申请重要项目做汇报答辩、海归科学家回国找职位、课题组立项遇到困难,他总是不厌其烦指导,也总能提出很好的建议。”陈凯先的学生、药物所研究员柳红说。
张江科学城发展事务协商促进会秘书长丁邵琼,说起陈院士对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的贡献:“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遇到瓶颈,我们找到陈院士,他到企业调研之后,写了如何解决的报告报送上级,还推动企业参政议政。我们成立生物医药产业联盟,请他来做了多次专业交流……”
2005年,两任所长届满卸任的陈凯先,被任命为中医药大学校长,又一次“跨界”。“压力很大,我对中医100%不懂、对中药90%不懂。有关领导指出,派我去,是要我努力推动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教育的结合。我就去了。”
去了,便全心投入,探索和推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科技优势互补之路,深化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改革,使学校走在全国中医药院校前列。
他担任上海市第九届科协主席,充分发挥科协高端人才库优势,推动上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
1983年12月入党至今,几十年来,研究方向、工作角色几经转变,他始终牢记入党初衷,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只要是工作需要就积极承担,不分份内、份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个党员都要尽好应尽的使命;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才能迎来中国更辉煌的新时代。”语调平和,却是一位党员科学家的郑重承诺。
陈凯先院士走在他熟悉的中科院药物所的路上
(本文图片均由中科院药物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