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本文照片均为 新民晚报记者陈梦泽 摄

赵坚医生牺牲时，进藏仅16天。

今年2月25日，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赵坚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名单上，名字外的黑框，让妻子泪如泉涌。

进藏第4天，赵坚就接下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留下的线索，为一位藏族小女孩的先天性心脏病奔波。谁能想到，治疗方案最终确定时，噩耗也突然传来——2019年7月30日，进藏后一直没有好好休整的他，因强烈高反诱发疾病，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上海，平均海拔4米；西藏日喀则，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1千倍高度攀升，26年接力奔赴，有一群人，始终用奉献诠释信仰与忠诚。“100-1”没有让上海援藏干部退缩。他们也会担心，他们相互激励，他们更加明白，什么是援藏精神。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远赴日喀则，走近那些“缺氧不缺精神”的上海援藏干部。

图说：上海医生援藏

一、“辫子”医生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台旁，制氧机接出两根软管，一根连着病人，另一根却是给医生用的。

援藏两年多来，乐飞医生已经习惯了做手术时，和躺在台上的病人同时吸氧。“有一次接急诊，走快了没拿氧气管，结果正常情况下半小时可以完成的手术，愣是做了一个半小时，反应力判断力都受到影响。从那以后，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每次做手术都要吸氧。”说话间，浅绿色的软管垂在乐飞的脑后，一动一晃，“当地人叫我们‘辫子医生’。”

2019年7月，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进藏。来自瑞金医院的外科医生乐飞，是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副领队，派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没有进过藏的人，单凭文字描述，很难理解高原反应的那种痛苦：喘不过气，心跳加速，口干舌燥，伴随着头疼欲裂，甚至恶心干呕……

上海援藏医生何大可刚上班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脓毒症的濒危患儿。小女孩只有1岁多，当时她的父亲已经同意放弃抢救，何大可坚持要再试一下。奋力抢救4小时后，孩子最终还是离开了。精疲力竭的何大可却突发心律失常，不得不住院治疗。

坐在记者面前时，口罩后的何大可面带微笑，很难想象当初他血脉偾张的样子。只有当他讲起那次抢救时，那始终充满遗憾惋惜的语气，才让人感受到他的一丝执著。

“如果这里有儿童ICU，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这一点何大可反复提起。“所以我一直在推动这边建立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不行的话，至少也要有儿童重症监护系统。不过，现在还在努力。”

藏语里，“安吉”是医生的意思，“拉”表示尊敬。在日喀则，像赵坚、乐飞、何大可这样，一批批有“辫子”的安吉拉们从上海远道而来，宛如身披白袍的战士，忘我救治病人，也将先进技术和治疗理念留在当地。

乐飞告诉记者，他至今记得，进藏第4天，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领队、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万兴旺带着他与赵坚，去看望当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形。

“我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的房子，是用土堆成的，墙上还糊着牛粪。”在那座房子里，父亲尼玛顿珠和女儿小卓玛都患有心脏病。尼玛顿珠曾经做过开胸手术，至今需要持续用药。孩子这么小，受得住吗？小卓玛的家人满心担忧。赵坚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他反复奔波，先后3次诊疗，为小卓玛制定了最好的救治方案：通过腿部微创修复心脏瓣膜。

小卓玛一家万分欣喜。谁能料想，没过几天，赵坚就因为剧烈的高原反应殉职了。身边同伴突然离开，震惊与悲伤之后，追思会上，大家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把赵坚医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做下去，就从小卓玛开始。那年10月，小卓玛在上海成功得到救治。

“安吉拉！”前些天，乐飞和记者来到小卓玛家中探望，小姑娘一见乐飞就露出灿烂的笑容，已经彻底摆脱先心病阴影的她能跑能跳，与健康孩子别无二致。

有一个细节，乐飞始终难忘。那是此前他带着小卓玛在上海参加慈善晚会，“当时现场摆着赵坚的照片，她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个叔叔，其实孩子与赵坚只见过3面。”当天，小卓玛要走了乐飞的党员徽章，开心地别在胸前，向大家炫耀。“年幼的她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她只知道，那些帮助她的叔叔阿姨们，都别着这枚徽章——刚刚修复好的幼小心脏里，已经埋下了这样的种子。”

直到今天，乐飞和小卓玛的父亲，始终保持着密切沟通。每天早晨，乐飞收到的第一条微信总是来自尼玛顿珠。“我就像他的家庭医生，他每天给我发血压计照片，我帮他精准调节用药剂量。”聊天记录里，接近800张图片，无声见证着两个男人间的一段友谊。

赵坚医生牺牲两年后，今年7月31日一早，尼玛顿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他在上海治疗时的照片。他的汉语不好，这是一条没有文字的朋友圈，但是乐飞看懂了，也在第一时间转给了能看懂的所有人。

有牺牲，更有传承。“援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接力。”乐飞这样描述，“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接力，一个团队和一个团队的接力，一批人和一批人的接力。”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工作了18年的当地医生王豆对此深有感触。曾到上海进修过两次的她，亲身体验了临床专家手把手教导的“特殊待遇”，也经历了医院内镜中心从无到有的变化。

有一回凌晨3时接到急诊，她习惯性向“师傅”、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队员张震求助。“其实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只不过心里没底。我告诉她，你放心地做，我这就过来。”赶到医院的张震没有进手术室，而是坐在楼下静静等待，王豆也没有再联系他。差不多接近6时，张震给她打了电话。

“王豆说，张老师，我以为你睡着了。”如张震预料的那样，手术一切顺利。“这样特别好。”

8月15日，张震这批援藏医生返回上海，但“组团式”医疗援藏依然继续。“我和下一批进藏的医生交接过了，需要带什么设备，这次攻克什么难题。”张震说，“这是一茬接着一茬要干下去的事。”

今天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推动下，中国胸壁外科联盟西藏地区联盟、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先后揭牌。今年公布的2019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考核结果中，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在全国排名上升了225名，在西藏自治区1+7“组团式”援藏医院中名列第二。

图说： 今年8月，精心设计的“雪域高原英雄笔”面世

二、创业“英雄”

一支钢笔，两个笔头。一只书写汉字，一只书写藏文，汉藏文化元素的融合，可谓匠心独运。

8月17日，在西藏拉萨的拉萨饭店。这款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寓意“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篇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一经亮相，吸引了众人目光。

日喀则，江孜县，创客咖啡馆。40岁的藏族妇女德吉坐在椅子上，有些局促和沉默。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对汉语只能听不能说，需要靠翻译才能与记者交流。

但当讲起“雪域高原英雄笔”诞生背后“英雄惜英雄”的故事时，她的眼睛亮了，语速也快了，藏语中夹杂着汉语发音，听得出“援藏干部”“上海”等字眼。

钢笔的故事，就是德吉的故事，也是上海援藏干部想方设法带领藏族青年创业的故事。

德吉的人生堪称励志。她从小家境贫寒，没上过什么学，曾是当地一名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找不到什么正式工作，她四处打工，还给人当过保姆。

令人钦佩的是，生活没有压垮这位坚韧的女性。德吉用打工攒的钱，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因为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她的创业都与文化有关。开书店、卖文具，钱还没挣到多少，她就开始资助贫困学生，为大学生解决就业岗位。最艰难时，她不惜抵押房子，借钱发工资。

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援藏干部的帮助下，江孜县成立了农牧民合作社协会、农牧民合作社指导服务中心和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三块牌子，一个办公地址，当地人称之为“两中心一协会”。

“当时听说这个消息，感到像乌云里看到了太阳。”正处于创业瓶颈的德吉上门求助，找到了负责人央吉。听完了德吉的故事，尤其是听说她自己创业艰难，却先后给贫困学生捐款近37万元时，央吉动容了。

33岁的央吉是江孜县团委书记，特别重视青年创业的她，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也搬到了“两中心一协会”，成了带领大家创业的“头雁”。2020年6月19日，是“两中心一协会”成立的日子，也是央吉的生日。“定在这一天，是希望今后每个生日，都和创业者们一起度过。”

中心成立不久，上海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前来调研。听了德吉的故事，孟文海十分感动，他告诉大家，上海著名民族品牌英雄钢笔的创始人中也有一位女性，同样文化程度不高，但却用努力奋斗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从英雄笔，聊到“英雄城”。众所周知，190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江孜人民浴血卫国，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江孜从此以“英雄城”闻名中外。聊着聊着，对创业者的激励，变成了对创业的头脑风暴，一个“金点子”跳了出来——上海有英雄笔，江孜是英雄城，有没有可能合作？

孟文海马上牵线搭桥，促成了上海英雄金笔厂和江孜县措吉百玛文化有限公司的合作，后者就是德吉的创业公司。

点子好，要落地并不容易。央吉带着德吉来到上海，与英雄金笔厂对接。藏文笔的笔尖是有讲究的，要有倾斜度，而且宽度也不尽相同，仅学生用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宽度都不一样，如何设计颇费心思。

央吉和德吉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关键时候，又是援藏干部们帮忙，找到上海共康学校的藏文老师，前往英雄金笔厂协助藏文笔的笔尖设计。此后，在各方帮助下，央吉和德吉又请到西藏文化协会副会长丹增一同前往上海，参与设计研发。

一次次对接中，德吉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各方对她的无私帮助。“特别温暖，特别感动。”德吉记得，第一次去英雄金笔厂时，她连英雄笔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她专门跑到南京路，想买一支英雄钢笔研究一下。

基本不会说汉语的她，硬着头皮找到街边的一位女民警求助，女民警非常热情，连比划带猜，竟然弄懂了德吉的意思，带着她一连跑了好几家店，最终帮她买到了笔，完成了任务。

今年8月，精心设计的“雪域高原英雄笔”终于面世。70周年纪念的图案，通过独特的压制方式精刻在笔头上，凸显纪念主题；笔帽采用吉祥结图案，寓意西藏人民解放后生活吉祥如意；笔夹镌刻五角星和青稞麦穗，顶端呈箭矢形，寓意举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在上海援藏联络组等各方努力下，这支“英雄们”携手打造的“雪域高原英雄笔”成为大庆专用笔。

“这是亿万分之一的机会，却落到了我的身上。”德吉一直用这句话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感激。虽然直到今天，德吉还叫不出孟文海的名字，但她始终记得，那位花白头发的领导对她的关心帮助，“就像是上天把他派到了我的身边。”

德吉不止一次向记者回忆上海出差时，她和央吉从酒店24楼往下望的情形。从来没有住过这么高楼层的她一直感叹：上海太大了。其实，上海面积可能还比不上日喀则下面的一个县，但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胸襟，令她震撼。

“央吉对我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要当大老板了。但我知道，不管未来能走多远，我都不会忘记上海援藏的帮助，也不会忘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常务副书记张毅告诉记者，后脱贫攻坚时代，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尤其是激发当地百姓的内生动力，从扶贫到扶智，一直是上海援藏干部思考的问题。

据张毅介绍，在援藏干部牵线搭桥下，除了德吉的措吉百玛公司，今年7月底，创业基地孵化的多个项目如创客咖啡、鲲鹏广告、塔匹园林等，都在上海与多家企业签约达成了合作协议。

图说：十辆上海捐赠的房车错落排列在房车营地

三、珠峰小镇

从日喀则定日县城到扎西宗乡，1个多小时的山路，不仅要跨越海拔5200多米的山口，还要经受“珠峰108道拐”的“催吐”考验。

在加吾拉山口观景台，可以看到108道拐的全貌——全是回头弯，呈螺旋式整齐排列，老司机都会看得头皮发麻。都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108道拐算是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8月初，记者前往扎西宗乡采访。一路上汽车在弯道上颠来倒去，让人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器官在左、身体在右”。这样的路，上海援藏干部两三天就要走一次，只因路的那头有一座上海援建的“珠峰小镇”。

初到“珠峰小镇”，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委常务副书记李肖辉作为“导游”，一开口说的竟然是“垃圾分类”，让人不禁感叹：上海人连援藏都自带上海风。

李肖辉将记者带到一处即将竣工的建筑前，告诉记者，这是“珠峰小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中转处理项目。而在小镇的另一端，一个污水处理厂也正在建设。

据李肖辉介绍，扎西宗乡有7500多藏民定居，珠峰每年的游客也不断攀升，已经突破12万人，这都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西藏来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切都需要把生态环保放在第一位。”

站在“珠峰小镇”入口处，一条笔直的大道将小镇一分为二，右边是上海援建的小镇主体，包括商业街广场、登山体验馆、自驾游房车营地、酒店等，大多已经竣工开始内部装修。

左边则是当地村民自己修建的房屋、商铺。李肖辉告诉记者，村民们起初对“珠峰小镇”项目并不热衷，等到建设初具规模后，才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当地统一规划下，大家蜂拥而上，日夜加班，进度反而赶到了援建项目的前头。

上海援藏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座“珠峰小镇”？李肖辉介绍，这与上海第九批援藏确立的“文旅先导、三产融合、乡村振兴、智慧赋能”工作思路有关。

李肖辉告诉记者，“珠峰小镇”距离珠峰只有49公里，是通往珠峰、洛子峰和“世界十大景观”之一的“珠峰东坡—嘎玛沟”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路，每年都有众多的旅游观光、登山探险和科学考察者经过，旅游资源优势突出。

“珠峰天气多变，如果不是专业登山者，一般游客如果错过了一睹世界之巅真容的机会，可能只能无奈离开。而‘珠峰小镇’建成后，现代化的设施和住宿条件，将给游人多一个选择。”

据李肖辉介绍，219国道建成后，与318国道一起，将上海援建的日喀则五县连缀成环。“我们决定紧紧抓住这些以珠峰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资源，打造‘环珠峰生态文化旅游圈’，全力带动高原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珠峰小镇”是否真能留客？记者现场做了一番体验。在小镇上的平措康桑酒店，融合民族风和现代感的设计，一下抓住了人心。内部装修简洁而时尚，温馨的地暖，舒适的席梦思，卫洗丽的马桶，弥散式的供氧装置，连镜子都自带“屏下”感应灯，可谓十分贴心。在房车营地，十辆上海地产集团捐赠的房车错落排列，外观各有主题，其中五辆以五岳命名，另五辆则以西藏五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命名，体现出汉藏融合一家亲的主题。

在珠峰小镇环保车换乘点，记者与司机拉曲扎西聊了起来。说起“珠峰小镇”，37岁的他充满期待。“感谢援藏，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小镇建好，收入肯定还会增加。”

拉曲扎西告诉记者，以前扎西宗乡很穷，为了生活，他靠马拉车带人去大本营，一趟3小时，来回6小时，拉4个人，最多也就赚100块钱。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拉曲扎西当上了环保车司机，每个月工资就有四五千。赚钱后，他在老街开了个店面卖杂货，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2000多块进账。“我家买了两辆车，一辆小轿车，一辆130（货车），忙不过来，还雇了个人看店。”

拉曲扎西说，现在村里都在盼着“珠峰小镇”建成。“那么好的路，那么干净的镇子，看着就舒心。”

“文旅先导”的指引下，上海援建的五县都在挖掘自身优势。在拉孜县，上海援藏干部、拉孜县委常务副书记谭铭将记者带到318国道5000公里处。

这里也是小康示范村强公村所在。村文化广场中央立着一块由上海市第七批援藏拉孜小组援建的5000公里纪念碑。自驾游客到此，纷纷停车打卡，其中不少是上海口音。

据谭铭介绍，上海援藏干部对强公村进行了水景水系、文化长廊、藏式连廊和综合服务区建设，并修缮了56栋民房。村容村貌的改善，使这里成为318国道上的特色旅游景点之一。

纪念碑周围，不少村民们摆起小摊。村民旺姆笑着告诉记者，自己主要卖一些食品饮料和手工艺品，光这一块的收入，每个月就有几千块进账。

广场上，一个名叫南加拉姆的女孩正带着弟弟玩。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上大一的她告诉记者，以前村里连路灯都没有，一到晚上漆黑一片。“没出去前没感觉，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再回到自己家乡真有些不适应。”拉姆说，多亏了上海援藏，不但为村里修房子修路，还修了大家最喜欢的广场，让这里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图说：援藏26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援藏精神

上海到西藏日喀则，是真正的万里之遥。

那里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吗？为什么一波又一波的援藏干部，不计一切奔向那里？生活在繁华的超大城市上海，呼吸着充足而湿润的空气，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珠峰脚下，记者和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建设局副局长张志华说起这个话题，他很激动。在张志华看来，援藏背后是深厚的家国情怀。“藏族同胞们在这里定居，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国家守牢了边疆，守住了国土。边疆无忧，才有大城市的繁华。”

张志华承认，刚进藏时，赵坚的牺牲对自己的冲击是巨大的。“难免会想，他是在日喀则，定日的海拔还要高得多，我能扛得住吗？”但真正开展起工作，经历了地震、泥石流等生死考验，缺氧、高反似乎变得很平常。

“有次在吃早饭，房子一下就摇了起来，3位援藏干部一下子跑到院子里，过了半天，才看到当地的厨师慢悠悠地走出来。”张志华告诉记者，当地人都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这是当地人的乐观，也说明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不易。

据说，当年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95年11月，亚东、定日全县及江孜县的部分乡镇遭受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雪灾，厚一米多的积雪让全县交通断绝、通信瘫痪、供电中断。

当时，上海援藏干部、亚东县县长张兆田和县委副书记钟杰带领一支工作队，每人身背几十斤重的干粮饮料和防身武器，在积雪中徒步4天，穿越了几十处雪崩危险区域，行走72公里，赶到全县灾情最严重的康布乡，送医送药，指挥抗灾。

援藏干部在雪地里走到后来，饿得实在走不动，有很长一段路都是爬过去的。当地干部群众感动地说：“张县长是康布乡历史上第一个用双腿从雪地里走过来的县长。”

援藏26年，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苦始终不会变。援藏干部李肖辉告诉记者，进藏后，大家都成了“药罐子”，每天要吃六七种药，安眠药是每天吃的最后一种。因为睡眠不好，体重也一再降低，很多人一下子瘦了20多斤。

但在上海援藏人才干部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看来，吃苦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关键还是要干事创业。“既然来了，就要做出点事来，让西藏因你而发生改变。”

刚到西藏时，孟文海遭遇的危险其实一点不下于赵坚医生。当时，因为第八批援藏干部已经在藏延迟工作1个多月，为了加紧工作交接，孟文海几乎没有休整。进藏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后，他感到身体非常不适，一看手指甲上多了一块斑，后来知道那就是“紫绀”，说明毛细血管破裂了。回到房间量了一下血氧饱和度，只有47，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赵坚医生牺牲后，孟文海召集全体援藏干部悼念，同时号召大家开展“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的思考和讨论，向“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汲取力量，感悟“比珠峰更高的信仰”。

当时，第九批援藏干部中，来自杨浦区市东医院的张舟医生，也成为激励大家的榜样。因为他是第二次援藏。

世界屋脊，一去已是艰难，何况二上高原，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张舟告诉记者，二次进藏，使命不同。近年来，他参与了上海市东医院的管理工作和等级评定事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希望能给当地的医疗管理带来改变。

到达当地后，张舟对援建的拉孜县人民医院整体运营、财务管理、人员结构、医疗技术、科研能力等进行了全面调研和优化提升。去年9月，拉孜医院成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26年来，援藏干部们把足迹和感动写满雪域高原。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闪耀着“比高原更高”的援藏精神。

新民晚报记者 潘高峰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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