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上海評出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大江東工作室採訪了其中三位科研事業的“鋪路”人何祖華、孫立軍和王文濤，且聽他們如何甘為人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他人的科研鋪路，為科研“大廈”打牢地基。

何祖華：抗病救稻，建立共享的高抗水稻基因組文庫

何祖華研究員在上海鬆江五厙農場實驗田查看稻株。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供圖

悶熱的黃梅天，上海鬆江的太陽雨，像白開水一樣熾熱。

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研究員何祖華頭頂大草帽，帶學生們在五厙農場試驗田分拔稻秧、移栽秧苗，衣服濕了干、干了濕，他渾然不覺。本應四月初播種的早稻，因疫情耽擱了，他們要搶回科研的農時。

從1983年讀研開始，他就一直研究稻瘟病等，尋找水稻廣譜抗病基因，揭示植物免疫機制，為育出抗病且穩產的水稻良種提供理論與技術支撐。當時跟著導師申宗坦教授到浙江桐廬山坳裡採樣，所見至今難忘：整片稻田感染了“水稻癌症”稻瘟病，顆粒無收，農民捧著枯萎的秸稈，滿臉愁容，懇求專家想想辦法。那一刻，何祖華體會到糧食於民於國，都是天大的事，下定決心，這輩子“死磕”稻瘟病。

“中國人的飯碗要裝自己的糧食，不僅要吃飽，還要吃好。”為了解決這個困擾水稻育種界多年的難題，從2002年起，他廣泛和育種家和病理學家合作，帶學生跑遍全國主要水稻種植區，篩選廣譜持久的抗病基因。

他想，如果建一個水稻基因庫來集合這些基因，讓科研人員共享共用，也有利於發掘更多抗病基因。然而，很少有人願做這件費時又費力的基礎性工作。

何祖華主動牽頭，帶領團隊建立高抗水稻基因組文庫，花了兩年篩選幾萬個基因組克隆。2006年，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幾乎能對抗稻瘟病所有變異病菌的基因位點。而后又花了10年弄清這個“基因克星”如何與稻瘟病菌“纏斗”。

2009年至2014年間，何祖華團隊沒在國際頂尖科學期刊發表成果。壓力襲來，他仍堅信，“基礎科研有自身規律，不能彎道超車，需要沉心靜氣”。

“基礎研究要奔著解決問題，問題沒解決，我就要堅持不懈追下去。”終於，在2017年，何祖華團隊撞線了，解析出水稻廣譜持久抗病與產量平衡的遺傳與表觀調控機制，文章發表於《科學》雜志，成果獲評2017年年度中國生命科學十大進展。由何祖華發掘的水稻廣譜抗病基因，被國內40多家種子公司和育種單位應用於水稻抗病分子育種，累計推廣至全國幾千萬畝的水稻種植上。

如今，何祖華還會和學生們一起下地播種、插秧、病害鑒定和收割。他說，水稻研究是一項大田裡的科研，好的論文隻能寫在大地上。“我國很多農業專家80歲、90歲了還會到地裡干活，我希望像他們一樣。”

孫立軍：跑盡萬裡路，鋪就更耐用更暢通的路

孫立軍教授在查閱研究資料。同濟大學供圖

“我們做道路工程研究的經常跑現場，一段時間不去，感覺像沒做什麼事一樣。”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授孫立軍說這番話時，距他第一次跑現場已經過去了30多年。

作為我國首個道路工程專業博士，他於1989年在同濟大學獲博士學位后留校任職，27歲晉升副教授，30歲破格升為教授，31歲成為博士生導師，是同濟當時最年輕的教授和博導。

讀博期間，孫立軍的研究重點是道路設施運維管理數字化轉型，要求以大量數據為支撐，數據採集，主要靠勤快的雙腳，他跟著導師到道路現場作業調查，“跑”出來一個個數據，足跡遍布數萬公裡道路，收集到超過100萬個現場的一手調查數據。有一次，在調查現場，孫立軍隨口就准確說出各條路況，一位隨行的北京交通部門負責人感嘆：“你對北京的道路比我還熟！”

“現場調查是個考驗，理論說得頭頭是道，但真正接觸實際，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實地調查給科研推進打下堅實基礎，基於100多萬個調查數據，他提出破解重載道路結構國際難題的解決方案，成果被編入國家道路設計規范，成為我國數十萬公裡高速、高等級道路結構設計的技術依據，使道路壽命躍升3至5倍，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取得了重大理論突破和工程成效。

現在，即使沒有研究任務，他仍保持常去道路現場看看的習慣。

孫立軍出了名的嚴謹。世紀之交，他作為技術負責人參加上海市交通擁堵收費政策項目研究，“項目本質上是使用經濟杠杆來管理城市交通，當時國內沒有先例，國際上能借鑒的案例也很少。”

項目受到包括孫立軍在內絕大多數行業專家質疑。盡管不看好，他還是放棄春節假日，從調研、建模到定量分析，從核心技術、系統管理、配套設施到政策影響，進行全面透徹的分析論証。三個月的分析，結果出乎預料，“相比純行政手段，以收費手段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是很好的技術經濟方案，有更多彈性和科學性”。不過，當時上海很多規劃的工程正在建設，交通流的分布並不穩定，實施收費降堵方案，變數很大。

孫立軍反復權衡，冷靜思考了一個月，最終在可行性報告中給出“不支持”的意見，“做研究應該實事求是，科學論証。一味迎合決策者意圖，不負責任，要讓決策建立在科學基礎上。”

經過答辯、討論，上海市政府接受了孫立軍和團隊的建議，“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最好的決策建議報告！”

不能以經濟手段疏解擁堵，就需要通過新興技術尋找疏堵之路。上海道路網絡極為龐雜，孫立軍帶領團隊，經過數年努力，建成我國首個城市快速路智能交通管理系統，使高架道路每天處理和服務交通的能力提高約61%，並推廣到全國約150個城市，用科研攻堅為人們鋪出快捷之路。

王文濤：追逐“夢之束”，研制小型化的科研工具

王文濤研究員在實驗室。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供圖

2019年1月11日凌晨3點，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一間板房，一束期盼已久的光從裝置中穿梭而出。為了追這束來之不易的光，王文濤研究員和團隊坐了8年“冷板凳”。

2004年，美、法、英等國科學家在實驗中取得激光尾波場電子加速的重要突破，成果被《自然》（Nature）雜志以“夢之束”標題刊發。此后，利用激光尾波場加速器驅動的小型化自由電子激光，特別是X射線波段的自由電子激光，成為該領域科學家共同追求的前沿。

6年后，剛從上海光機所博士畢業的王文濤，響應實驗室發展需求，將研究方向轉到基於強激光的超高梯度電子加速技術。此前，國內相關研究遠遠落后。從零開始，他卻很樂觀，“我是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

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是當前最先進的研究工具之一，在超快化學、結構生物學等研究中有廣泛應用前景，是鋪路式的基礎研究。目前世界上有8台X射線自由電子激光裝置正在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耗資高昂，長度可達公裡級，限制了進一步推廣。

對“夢之束”的研究，就是希望給龐然大物“瘦身”，讓電子束坐上“高鐵”，將“旅行”距離從千米量級縮短至十米量級，卻能保持同樣加速度。

2013年，王文濤在實驗室挂標語，“加班奮戰三百天，不見出光誓不還！”實驗中的電子束品質距離實現夢想，相差千倍以上，“這注定是一條崎嶇坎坷、充滿艱辛的追光之旅”。

“追光之旅”，從經過嚴謹推算和充分論証的初始方案開始。三年裡，不管如何調試就是測不到信號，那束光遲遲不肯露面。2017年，初始方案被宣告無效，一切推倒重來，此時，距項目結題不到一年。

王文濤陷入深深的挫敗感。“向世界証明方案不可行，也是一種成功。”項目負責人李儒新院士的鼓勵，讓他走出迷茫。

“追光逐夢，眼裡要有‘光’，這代表希望。”平均年齡不到35歲的團隊，相互鼓氣，繼續嘗試第四種、第五種方案……

終於，2019年初的一個深夜，激光加速器得到的“夢之束”，變為台式化自由電子激光的“現實之光”。王文濤團隊在國際上率先完成台式化自由電子激光原理的實驗驗証，成果登上2021年7月22日國際頂刊《自然》封面——那束夢幻的光格外耀眼，仿佛對王文濤和團隊十年奮戰的表彰。國際同行評價，“該成果是激光尾波場領域自2004年‘夢之束’報道以來又一裡程碑式成果，將對同行科研人員產生重大影響，是一項重大突破、巨大進步！”

“自主創新之路充滿艱辛，卻有獨特魅力，我們願做開拓者。”王文濤開啟了新的追光旅程，和團隊一起繼續提升自由電子激光的輸出功率和光子能量，為科學研究提供開放共享。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