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上海仍是一個“步行城市”。《海關十年報告》中寫到，19世紀的上海仍處在“每個人了解它的鄰居”的社會發展階段。20世紀初，電車、汽車等機動車引入上海，迅速淘汰了西式馬車，成為新一代公共交通工具。機械動力的出現與電力的應用，標志上海城市公共交通進入了“電車時代”。

上海修筑電車路線的提議很早，可追溯到1881年7月，然而實際落地卻已在25年之后。1906年3月15日，公共租界電車專營權在幾經流轉、幾番波折之后，最終被英商上海電氣建設公司獲得。1906年4月24日，英商哈潑兄弟公司在楊樹浦、外灘、南京路、靜安寺等處同時破土掘路。第一輪建設，所有軌道折合單行軌，約有42公裡之長。1907年10月1日，英商上海電車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Ltd, Shanghai Tramway，簡稱“英商電車”）在外白渡橋北堍的北蘇州路（今蘇州北路）2號成立。

近代上海一市三界，一直存在四個較為獨立的行政實體，這造成公共交通事業長期存在各自經營的弊端，嚴重影響市民出行的便利。稍晚於公共租界，上海法商電車電燈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 Tramways at d’Eclairage Electriques de Shanghai，簡稱“法電公司”) 獲得了它法租界經營電氣及水道事業的專營權，設總公司於巴黎，其初資本320萬法郎，嗣增至800萬法郎，營業辦事處設在上海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盧家灣）。1908年5月6日，法電公司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通車營業﹔1912年2月，上海華商電車有限公司成立，翌年8月在華界南市地區經辦有軌電車營運，第一條線路從小東門至高昌廟（今高雄路），線長4.97公裡。

1914年11月，英商電車開辟上海第一條無軌電車線路，南起鄭家木橋（今福建中路延安東路），北至老閘橋南堍（今福建中路北京東路），線長1.1公裡。1926年，法電公司也開辟無軌電車線路，大多數與英商電車聯營合駛。至1927年末，上海市區內共辟有有軌電車、無軌電車線路22條，擁有各類電車354輛，日均運客達到48.6萬次，初步形成了公共電車交通網。

上海公共汽車的起步遠遲於電車發展。1922年8月13日，華商董杏生經營的公利汽車公司開辟上海市區首條公共汽車線路，形成靜安寺——曹家渡——兆豐花園(今中山公園)——愚園路——靜安寺的環線，沿途不設固定車站，乘客招手上車，拉鈴下車，但后來在與外國同行激烈競爭和租界當局高額稅收的雙重壓力下，該線路於1924年10月最終被迫停止運行。此后，獲准在公共租界經營公共汽車事業的是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1924年10月9日，該公司的第一條線路——9路公共汽車正式通車，自靜安寺開始，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愛多亞路至洋涇浜外灘。配車6輛，票價高於電車。公共汽車的運營雖然分流了電車的部分客流。但是由於電車主要行駛於公共租界人口集中、商業繁盛的區域，而且營運線路更長，營業車輛的投入更多，因而一直是上海市民的首要公共交通工具。

長途客運企業出現於1921年，首辦企業是華商滬太長途汽車股份公司。隨后，上海鄰近各縣相繼成立民營公共汽車企業。至抗日戰爭前夕，上海地區公共交通企業經營范圍較大的有10余家。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后，日本軍國主義入侵摧殘與破壞了初具規模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事業。孤島時期，上海除英商電車、法電公司部分線路仍在營業外，其余城市公共交通幾乎均被侵華日軍霸佔。其壟斷經營的主體是1938年11月成立的由日軍管理的華中都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上海市公用局建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籌備委員會，企望復業。然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很快發動了不得人心的內戰，通貨惡性膨脹，人民怨聲載道，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復業進程也受到嚴重影響，進展異常緩慢。

解放前夕，上海市區公共交通線路共計44條，其中有軌電車12條，總長度69公裡﹔無軌電車9條，總長度42.8公裡﹔公共汽車（市內）23條，總長度138.6公裡。另有近郊及長途汽車23條，總長度為799.2公裡。1949年末，上海市以英商電車、法商電車、公交公司3個主干企業統計：共有電車常3座，公共汽車場2座，修理廠3座，電車整流站8座﹔員工共計有8311人﹔營業車輛934輛﹔線網密度每平方公裡0.5公裡﹔全年總載客量2.4億人次，日均載客量65萬人次。上海公交仍處於各自為政，經營混亂的局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公交。1952年11月，上海市軍管會征用英商電車，12月成立上海市電車公司。1953年11月，市政府代管法商電車，成立上海市滬南水電交通公司。1958年7月，上海市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合並，成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上海公交事業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中。

（一）英商上海電車公司遺址（今靜安嘉裡中心）

英商上海電車公司建設車棧於靜安寺與提籃橋二處。靜安寺車棧座落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號，現為靜安嘉裡中心。靜安寺車棧內有鋼柱支撐的波形鐵皮頂廠房一座，面積6412平方米。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正式通車營業。清晨5點30分，第一輛電車從靜安寺車棧出發，沿愚園路、赫德路、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向東行駛，穿過公共租界主要商業大街——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沿著外灘，到上海總會(今廣東路外灘)，這標志著上海城市公共交通開始進入了一個機械化的全新時代。英商上海電車公司靜安寺車棧作為上海“電車時代”的起點，獲得了永恆的歷史意義。

隨著英商電車的開辦，上海公共交通工人隊伍也開始逐步形成。工人進英商電車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資方公開招考。當時前來報考者甚多，排成長隊，由英國老板逐一挑選身材魁梧，面目清秀，健壯有力者應招﹔二是通過私人關系介紹進英商電車。凡進英商電車工作的工人，都要簽訂保單。英商電車職工除了3名電話接線員是女性外，其余全是男性。

英商電車公司有英籍30人，掌握公司的主要經營和管理大權，歷屆總經理全部由英國人擔任。另外，公司雇佣許多白俄、印度、朝鮮、日本、葡萄牙等不同國籍的僑民，擔任稽查或主管，監督駕駛員、售票員和車間工人。企業內部等級森嚴，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英國人地位最高，而中國工人則處於最低層。這從工資制度可以十分明顯看出，英商電車工資共為四等：英國人最高，每月工資數百元，甚至上千元﹔其次為歐美白人﹔再下為其他國籍滬上僑民，工資一般比同等職務的華人高出一倍﹔最低為中國工人。

英商電車工人有著光榮和悠久的斗爭歷史。早在五四運動期間，英商電車工人就參加上海市的愛國大罷工，聲援北京學生。

1925年下半年，英商電車成立第一個黨支部——惠民路機務部黨支部，俞福生任黨支部書記，受中共楊樹浦部委領導。繼而，車務部又成立黨支部，王有為為書記，受中共曹家渡部委領導。在黨的領導下，英商電車工人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重大斗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黨的隊伍也有了發展。大革命時期，英商電車黨員已達22人之多。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黨員隊伍變化也很大。1929年8月和1931年5月，金伯棠和喬生發先后在罷工斗爭中被捕。方秀岩也在1931年時脫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種種原因，英商電車僅存劉金海、王寶奎2名黨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上級黨組織和英商電車恢復聯系，幫助公司重建黨的組織，發展黨的力量。1937年底至1938年下半年，中共江蘇省委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劉長勝派韓念龍領導和聯系英商電車的地下工作。在抗戰最為艱難時期，黨的組織仍有新的發展。1940年3月至1944年3月期間，英商電車地下黨在陳良同志推動下，相繼建立過兩個黨支部：一是司機黨支部，書記為郭安之﹔二是售票黨支部，由鄭志剛負責。1944年下半年，建立查票黨支部，書記為李定勇。抗戰期間，英商電車共發展中共黨員27人。

解放戰爭時期，英商電車的黨組織發展得到不斷鞏固和發展。1945年8月，公司建立查票、橋路和機務部黨支部，分別由肖志華、游家全和畢玉泉負責。9月，上級黨組織決定楊春霖為英商電車地下黨的負責人。1946年6月，成立英商電車工會黨團，楊春霖任書記。是年底，成立司機黨總支，楊春霖任總支書記，兼任靜安寺車棧和匯山車棧的司機黨支部書記。1946年下半年，建立軌道黨支部，周長福任黨支部書記。

1948年3月20日，中共上海工委委員王中一遭國民黨當局逮捕。敵人搜到了部分黨員名冊，其中包括英商電車黨員編制名單。國民黨當局按照名單，立即採取逮捕行動，密令警察局在英電人事科抄錄了他們掌握的英電黨員的住址，以警察局為主，並調配了警備司令部和國民黨中統特務，自3月23日晚開始，向英商電車地下黨襲來。徐發達等18名黨員先后被捕，史稱“三•二〇”事件。此時，英商電車黨正在籌建黨總支過程中，“三•二〇”事件使英商電車黨組織受到嚴重損失。

黑暗的境遇持續了近一年時光。直到1948年底，英商電車黨組織建立黨總支和工會黨團。為保護好工廠，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4月10日，英商電車建立上海工人協會英電支會，並成立工協黨團。在工協黨團基礎上，同年5月組建人民保安隊，把原來發展的糾察隊員和工協會員都統一轉為人民保安隊隊員。英商電車人民保安隊被列為上海市人民保安隊第八區隊。這支隊伍在解放上海時，對保護工廠，維護社會治安發揮積極作用。

在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4個歷史時期中，我黨的機構和領導成員不斷更迭和調整，英商電車黨的隊伍在復雜斗爭和變化多端的環境中，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克服了種種困難，不斷發展壯大。截至上海解放為止，英商電車實有中共黨員數為121名。

（二）上海法電公司工人革命斗爭遺址（今重慶南路275號）

法電公司不僅經營電車業務，還是上海法租界公用事業的托拉斯。由於它壟斷性質，以故利潤豐厚，法電公司通過逐年增添設備，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興土木，修建新廠房，規模越來越大。至1933年，包括辦公大樓、引擎間、水塔，電車場及修理廠等的盧家灣新廠全部建成，職工人數逐漸增至1800余人。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很快被納粹德國佔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沒有進佔上海法租界。日本投降之后，法電公司得以迅速恢復規模，甚至增添許多設備與人員。1947年，法電公司資本總值高達3.75億法郎，為開辦時300萬法郎的126倍。至上海解放前夕，法電公司的職工總數共達3100余人。

法電公司從其營業性質來說，分為交通、電燈、自來水三大部分﹔從其管理系統及生產部門來說，則在總管理處（工人稱之為大寫字間）之下分為二大部門，即車務部與機務部，其下再分設若干車間與部門。車務部專管交通營業，包括管理處（工人稱之為小寫字間），票箱間及電車、公共汽車各線路。職工有稽查、查票、寫票、司機、賣票等。機務部則負責給水、供電及各項車輛與水電設備之修理，主要車間包括老車間（有軌電車）、新車間（無軌電車和汽車）和自來水間、董家渡水廠以及發電引擎間、電燈間等，職工絕大多數為技術工人。公司最高負責人為大班和二班，其次為車、機二部的正副總管，再次為各車間的主管人，層層控制，十分嚴密。

除了近代外資企業中慣行之民族歧視政策外，法電公司資本家對職工管理之嚴厲苛刻，在上海同期企業中非常突出。除了御用的教會團體和流氓幫會團體外，資方決不允許職工有任何組織，連參加外面的同鄉會都被禁止。廠內經常有公董局的巡捕和包探，來監視和壓制職工的活動。每個職工在公司內都有一張“生死卡”，卡上詳細地記載著其入廠介紹人、工資、職別、平日活動、參加罷工次數及受處分情形等。遇到什麼事，就翻出有關職工的卡片來算老帳，常常加重處分以至開除。凡是資方認為犯了過錯的工人，就要被叫去“吃大菜”（問話），每天往往有數十人之多。如果被問話的人“禮貌不周”，或是與洋人爭論，輕則遭到一頓痛罵，重則甚至毒打，然后加重處罰。

法電公司屬於壟斷性市政企業，加之剝削壓迫嚴重、工人十分集中，以故，該公司工人運動風起雲涌，在上海工運史上佔有極為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08年法電公司工人就自發地進行過罷工斗爭，五四時期還參加了愛國大罷工。這些都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注意，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派黨員進法電開辟工作，並於1926年建立了黨的支部。從此，法電工人便在黨的直接領導下，與外國帝國主義、外國資本家、國民黨政府進行了長期的、持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第一屆法電工會領導法電工人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成為上海南區工人武裝的主力軍。起義勝利時，公司有黨員13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黨的組織遭到極大破壞，但在徐阿梅等黨員堅持下，通過地下總工會於1928年5月再度找到上級黨組織，迅速恢復法電黨的活動，由徐阿梅任黨支部書記。1930年5月，徐阿梅根據上級布置，發動法電工人以怠工方式參加市政工人紅五月同盟罷工，因感到條件不成熟，便及時主動結束斗爭，卻因此受到錯誤處理，於是年5月21日被開除黨籍，法電黨支部改由戴幼敏負責。1931年夏，陳德輝被捕犧牲，沈克明撤離法電，法電黨組織再度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在逆境中，周國強等少數幾個黨員仍然堅持斗爭，開展了結拜弟兄、組織讀書會等活動，進行艱苦的群眾工作，為抗戰初期公司重建黨組織，奠定良好基礎。

法電公司多年數次成功開展了怠工、罷工斗爭，這些工人運動的成功，引起資方對工人領袖徐阿梅的嫉恨和陷害。1931年9月，徐阿梅被捕，判處有期徒刑13年，關押5年后，於抗日戰爭前夕出獄。經中共江蘇省委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批准，徐阿梅恢復黨籍。后來，徐阿梅在滬西擬籌建水電交通工會，再度引起日偽政權注意，不幸在1939年12月29日被汪偽特務殺害。

在徐阿梅入獄期間，法電公司仍然堅持革命斗爭。1935年“一二•九”運動掀起全國抗日愛國熱潮。法電車務部職員王中一（又名王烈帆）參加上海職業界救國會。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重建，下設工人運動委員會，領導上海工廠裡的黨組織，設立職員運動委員會，領導店職員中的地下組織。1937年8月，王中一入黨，積極發展黨員，重新建立了法電公司黨支部。

1940年4月，為了適應當時復雜形勢，法電公司黨組織一分為二，建立了機務部和車務部兩個平行支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形勢日趨惡化。黨組織為了保存力量，於1941年至1942年間，決定讓王中一等一大批黨員相繼撤離法電公司。王中一等人撤離后，在江蘇省委委員兼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劉寧一領導下，由欽家俊聯系法電黨組織，欽家俊於1942年6月被捕后，由中共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派陳公琪接替欽的工作。1944年9月，王中一回滬后，擔任中共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仍由王中一領導法電公司黨組織。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國民黨當局重新掌握上海政權后，隨即宣布公用事業中的罷工和怠工皆系非法。為了得到資方發放年賞的保証，法電公司技工部工人想出了一種新方法開展斗爭。法電公司的司機仍然開車，但售票員則停止售票，乘客們又驚又喜。不僅如此，每到一個站頭，當上車乘客摸出錢來買票時，售票員都會笑臉相迎，並說：“各位請隨便，今天乘車免費。”與此同時，技工們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在車廂上張貼標語，解釋工人們要求增加補貼的理由。這種抗議方式當時稱為“大請客”，很快在普通市民中流傳開來。一般罷工，對於公司而言最多是沒有進賬，而在“大請客”中，資方不但要支付各種成本，還要納稅。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資方不得不答應工人發放年賞、補發罷工期間工資的要求。很快，同樣的斗爭方式在上海市的酒菜業、沐浴業和理發業也開展起來。“大請客”取得勝利后，法電公司機務、車務兩部都成立了中共支部，中共黨員增加了兩倍，從20人增加到60人，這使法電公司又一次走在了上海工人運動的最前線。1947年春，法電公司全體雇員2400人向上海市社會局請願，表示其對政府凍結生活指數的不滿。繼而，公司又和英商電車等其他公共交通陣線的同志們聯合發動總罷工，抗議富通事件。

1948年3月，長期領導法電公司黨組織的王中一被捕，因此牽連公司中共黨員多達30多名，其中15人旋即遭到逮捕，法電公司的工人運動再遭嚴重挫折。然而，野火燒不盡，1949年時，法電公司共產黨員的數量仍然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37人。當解放軍於是年春天逼近上海時，法電公司成立了上海工人協會法電支會，同時建立一支700多人人民保安隊，維持秩序，巡邏廠區，保護公司財產不被轉移到海外去。上海解放后不過兩個月，法電公司工人就成立了上海市第一個新工會。

為紀念在革命斗爭中犧牲的法電公司烈士，在公司原址建立了法電烈士紀念堂。紀念堂現坐落於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裙樓一號樓，保存了大量法電公司時期的珍貴照片資料、手稿文件、工作物件等。

（三）公交三烈士紀念堂和塑像（今淞行路377號）

1949年初，中共中央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號召。國民黨當局作南逃的准備，將其行政院遷至廣州，並要求各地作好應變工作，“中央”政府公務員於1月份領到了應變費，每個人拿薪津3個月另加23000元。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亦表示“上海應變辦法是怎麼變就怎麼應”。中國共產黨巧妙利用這一口號，發動各行各業職工要求發“應變費”“應變米”，上海公交工人爆發大罷工，成為當時上海規模最大的一場斗爭。

當時局勢一日數變，物價漲勢如脫缰之馬，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49年2月1日白米早晨價格2200元一擔，到傍晚飛漲到3000元一擔，2月15日更是飆漲到8500元一擔，至於市面其他物品價格也跟著扶搖直上。上海公交工人以物價飛漲、難度時日為由，爭取應變費等相關補助。

1949年2月16日，楓林橋的工人當得知公司拒絕發給應變費的消息后，異常氣憤，決定在交通車上醞釀“吃粥” 。交通車一進保養場，人們就不約而同地齊呼：“吃粥！吃粥!”，車子停在場內不動。公平路的公交工人在得知楓林橋保養場已罷工的消息后，立即響應罷工，已經出廠部分車輛就在各線的終點站停駛。修造廠的職工也都關掉馬達，停止工作投入斗爭。在員工福利會（即工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鐘泉周、常務理事王元、理事顧伯康3位同志帶領下，上海公交工人舉行了大罷工。

上海公交工人的罷工，使上海市政府驚恐萬分，吳國楨獲悉后，立即下令警察局、警備司令部速派出軍警前往鎮壓。2月16日晚9時半左右，國民黨當局軍警分為幾路，同時逮捕了鐘泉周、王元、顧伯康、沈鵬杰、張家培、王長明、王秋平，徐夔俊、俞勤學等人。在逮捕進步職工同時，軍警伙同裝甲車包圍、進駐公司兩個營業所和保養場，荷槍實彈、氣勢洶洶地監視著進出廠門的工人。次日，上海市政府貼出登記復工通告，強迫公交工人開出車輛。

鐘泉周等9位遭逮捕的進步工人，2月16日夜被關押在福州路警察局，17日凌晨被押送到警備司令部。敵人對被捕工人進行威脅、恐嚇，鐘泉周等人大義凜然，毫不畏懼。在審訊時，鐘泉周嚴正駁斥說：“我是全廠職工選出來的，我為工人謀福利有何罪?!”王元用關心和愛護的口吻鼓勵大家說：“不要怕，牙齒要咬咬緊，要經得起考驗。” 顧伯康激昂地說：“我為大家謀福利，應變費6石米是我先提出的，這是工人一致的要求，你們以為捕我就可鎮壓工潮，簡直是做夢！一個人被捕，千萬個人會站起來的！” 17日當天，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就悍然下令，將鐘泉周、王元和顧伯康3人押赴江灣刑場槍決。同時，判決王秋平、張家培、沈鵬杰、徐夔俊、王長明，俞勤學等6人三到五年徒刑不等。

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暴行所釀成的“二•一七”血案，激起上海公交職工和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公交黨支部為悼念三位烈士決定組織瞻仰鐘泉周、王元，顧伯康三烈士遺容，進一步激發全體職工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號召大家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人群眾的憤怒情緒引導到積極准備護廠迎解放的行動上來。

“二•一七”血案的消息傳到解放區后，1949年2月23日，北平《人民日報》根據新華社陝北2月22日電，以《警告殺人犯》為題發表新華社短評：“本月17日，在國民黨的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的主持下，國民黨偽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又下令屠殺了上海交通汽車公司三個領導反飢餓罷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與此同時，萬惡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緊逮捕和屠殺革命份子。”短評最后警告，國民黨反動派和劊子手決不能逃避他們的罪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追尋這些殺人犯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戰爭罪犯必須嚴懲，殺人者必須償命，血債必須付出加倍的利息。短評發表后，全國各界人民義憤填膺，並通過開會聲討國民黨，寫信慰問烈士家屬等方式對公交工人的斗爭給予支持。

1950年2月17日，上海公交工人舉行“公交三烈士”殉難一周年大會。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為大會題詞：“為中國人民事業而犧牲，永遠為人民所紀念。”上海市人民政府專門在四平路1230號（原公交汽車一場停車場）修建“三烈士”塑像和“三烈士”事跡陳列室。上海市政工會公交分會出版《鐘王顧三烈士殉難周年紀念特刊》，制作“公交二•一七紀念章”，贈發給參加大會的代表。

隨著上海的城市發展，因巴士一汽公司搬遷至國江路停車場，上海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對鐘泉周、王元、顧伯康“三烈士”塑像進行重新塑造，並於2009年2月17日——英雄犧牲60周年之際，隆重舉行“公交三烈士逝世六十周年紀念大會暨新塑像落成儀式”，正式列為上海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參考書目：

1， 沈以行等主編：《上海工人運動史》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沈以行等主編：《上海工人運動史》下，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英電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英電工人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

4， 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5， 上海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法電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法電工人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6，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全10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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