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洋房裡的“短租房”，疫情后能否繼續？

編者按：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堅守一線，在65萬個城鄉社區從事著疫情監測、出入管理、宣傳教育、環境整治、困難幫扶等工作。對於上海這樣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會治理工作如何從疫情防控中積累經驗、整合資源，從而推動社區工作的全面進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數據能否成為治理能力？未來如何做社會動員？鄰裡守望可持續嗎？……自6月1日至5日，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欄目攜手人民網上海頻道、上海大調研、上觀思想匯等媒體推出系列節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大討論，“面對突發事件”，五裡橋、花木、虹橋、天平街道和吳涇鎮率先交出答卷，為未來社區治理提供新方法。

位於衡復風貌保護區的天平路街道，面積2.69平方公裡，梧桐樹下藏著許多精致的老洋房，民宿文化也在這兒生根發芽。然而，也有一些“網紅民宿”成了附近居民的“吐槽焦點”，野蠻改造、噪音擾民，還有消防、衛生等問題接踵而來。疫情爆發后，部分民宿被外籍人士租來當居家隔離點。民宿引起“民訴”，那麼，天平街道轄區內的334戶互聯網短租房，要怎麼破？該怎麼管？

民宿何以引起“民訴”，讓大家“心慌慌”

“老洋房的改造一直是天平街道老大難的問題，往往需要大刀闊斧地整修,和房子的結構、基地做斗爭。”討論會上，天平綜治中心副主任黃宇剛談到民宿引起“民訴”的一大問題在於安全隱患。

民宿還有一大問題是擾民。“我調研過很多的民宿，有的一群孩子要看足球賽，在家裡不能鬧騰，就租一個民宿。在民宿裡吵鬧，最后球輸了還要發泄，在牆上涂鴉，涂完了第二天拜拜。”上海市浩信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天平街道法律顧問楊波指出當前民宿存在的另一個問題。

上海市人大代表許麗萍也說：“有很多市民寫信到市人大來，反映的第一問題就是擾民，有的老房子走路吱嘎吱嘎響的，你半夜裡十二點鐘回來我要不要睡﹔第二是居民擔心有一個人住進來了，這個人是誰，他是干什麼的。”

“疫情期間大家對這個事情最關注，居民擔心租房者是不是從哪個重點地區來的，搞得大家心慌慌。”許麗萍說。

這次疫情中，建新居民區黨總支書記萬莉娜說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當時有一個從德國來的小伙子從網上訂了一間舊式裡弄的短租房，作為居家隔離點。當時正嚴防境外輸入，樓下幾層鄰居反應特別激烈，說什麼也不讓他進樓。由於當時沒有明文限制民宿經營，我們隻能前去跟居民做解釋工作。最后，德國小伙子“裡三層外三層”包好，防護服、口罩、鞋套、甚至雨衣，全副武裝！在他上樓經過的煤衛公用區，做了非常細致的消毒工作。

“這個事情我記憶也很深刻，后來我們是居委會和平安辦老師去跟居民做解釋工作，一樓二樓的居民一家一家做工作，同意了理解了才罷休。從凌晨三四點一直忙到中午十一點。”天平街道平安辦主任陳立明說。

都市民宿如何走出“野蠻”，走出“三難”

民宿在管理、安全、衛生等方面還存在諸多隱患，統一管理面臨一定難度，即“三難”：房子難，人難、管查難。如何走出這“三難”，真正地實現都市民宿的優化管理呢？

天平街道黨工委副書記張華介紹，天平街道開發了一個小程序，就是為了解決“三難”問題。“我們這個小程序裡有三個功能，一是通過源頭管理，對房源進行一個風險評估﹔二是可以對入住租客掃碼信息實時採集登記﹔三是人聲核驗，掃碼以后手機裡面有人臉識別，與之前輸進去的身份信息進行比對，如果比對成功會直接由小程序發送房屋密碼。

“要對民宿進行登記備案，對於不合格的房源他們會在這個小程序中點‘不同意’，就直接不能備案。“天平綜治中心副主任黃宇剛舉了個例子，在評估中目前有16套房屋通過風險評估，但有一套小巷的房子不合格。房主人把廚房外面的小天井搭成房屋，這存在安全隱患。”

黃曉春建議：“愛彼迎最早出來的特色是雙向評價，現在很重要的商業模式就是評分，可以把評分作為重要的選擇依據。這樣，無論是房主還是房客，隻要有不合規的行為，就會被市場自動淘汰。”

黃宇剛介紹，現在天平街道也有類似積分一樣的制度，現在隻要在半年之內收到三次及以上的投訴，經核查屬實的，就會被認定為房源不適宜做民宿。

民宿行業成為新的市場熱點，不過，中心城區民宿的界定卻很模糊。對這些民宿，政府怎麼定位？怎麼管？

今年，許麗萍又提交了一份關於規范“市區民宿”管理的建議：開展城區民宿情況系統排摸，逐步構建底數清單。實施分類管理，設置剛性底線要求。鑒於中心城區居住密度大、新舊房屋結構類型差異大、房屋屬性不同，如不設置底限要求，民宿擾民、房屋安全、消防安全等會阻礙新業態的良性發展。

許麗萍還建議，依托互聯網平台系統和基層自治，實施精細化管理。同時制定本市城區民宿管理的管理性文件，明確定義、適用的范圍﹔進一步明晰政府相關部門的管理邊界與協同機制，明晰管理責任主體。

老洋房裡的網紅民宿，能否繼續？

討論現場：天平街道鄰裡匯·66梧桐院 （王文娟/攝）

“像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都市民宿發展速度很快，很多外國年輕朋友們過來更喜歡住民宿。”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馬馳說。

民宿愛好者韓羿潔說：“我比較喜歡體驗新型居住方式，以前出去旅游選擇住酒店，現在我們年輕人基本上都比較喜歡在愛彼迎APP上面訂購民宿，比較有特色。”

然而，是否所有的建筑都可發展為都市民宿？作為旅游住宿行業的有效補充形式，是否對於老洋房裡的民宿有什麼門檻？

中心城區的民宿業態，是簡單取締關停，還是引導其規范發展？在許麗萍看來，這涉及城市管理者的理念，政府要積極引導，避免簡單取締、關停。她認為，簡單的“堵”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民宿是基於互聯網平台的共享經濟和傳統的面對面租賃情況不同。許麗萍認為，

一方面政府監管要跟上﹔另一方面互聯網平台企業也應有行業自律，對平台上相關日租短租信息要負審核的責任﹔再加上物業、居委會以及居民自治，多方力量形成合力。

途家網政府合作副總裁朱建剛說：“對於民宿，我們其實更提倡的一個說法是‘共享住宿’，滴滴之類的共享經濟已經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共享住宿也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黃曉春教授認為，民宿問題不單有經濟形態，本質上跟社區治理密切聯系在一起。我們居住在社區的人要考慮鄰居，因為天天住在這裡﹔但租住民宿的人作為一個“外來客”，會突然覺得很自由，有可能會大半夜看球賽之類。所以游客行為的個性化跟社區性就產生了沖突，我們需要一套好的治理模式解決這個問題。

“將來民宿發展下去，大概率需要強有力的社區支持體系和治理模式在后面支撐。” 黃曉春說：“天平街道是一面鏡子，折射出這樣一套社區支持和社區治理模式。”（除署名外，圖片均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