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萬人、1.46億隻，一座城和她的口罩故事

口罩，作為一件必需品，已經陪伴人們度過3個多月的特殊時期。如今在上海，口罩供應已基本充裕，但很多人回憶起最初那段時間裡，圍著一隻隻口罩想盡辦法的故事，仿佛就在昨天。

五隻口罩的48小時

口罩內側墊塊紗布，是71歲的費立煌琢磨出來的辦法。在自家社區門口當志願者時，他總戴著比別人“厚一層”的口罩。

距離戶外似能摘口罩的日子已經不遠時，費立煌也攢下十幾隻口罩，但他仍舍不得放開手腳用，就像年輕時穿“假領頭”一樣，硬是把一次性口罩用成了“可更換型”。

費老的節省和疫情初期的經歷有關。春節前，他曾騎自行車空跑過五家藥店，曾在寒風中排隊1個半小時買到10隻口罩，也曾收到女婿送來的20隻高價日本進口貨。所有口罩中，他最珍惜的還是2月7日第一次接到居委會電話通知，在社區旁邊華氏藥房康健店買到的5隻，隻需9塊9，也沒怎麼排隊。

從春節前疫情警報拉響開始，截至目前，上海市政府已通過各種方式，累計向市民緊急供應了約1.46億隻口罩。許多市民和費立煌一樣，為了小小口罩歷經搶購、排隊、登記，有過恐慌和焦慮，直到2月初按社區通知買到5隻預約口罩時，緊張的心情才開始安定起來。

5隻口罩雖然用不了多久，但信號傳遞開來：這座2400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經有了覆蓋全體市民的穩定的口罩供給方式。

費老的那5隻口罩早已丟棄，但在藥房裡，記者仍找到了關於它們的記錄，並循著線索發現更多軌跡：2月5日這五隻口罩在鬆江區一家名叫大勝的民營口罩廠下線﹔當天，它們由市商務委征用，送到百聯集團旗下的鬆江總倉﹔根據事先路線設計，進入百色路上一家華氏藥房大店集中﹔2月6日晚，華氏康健店店長打車到百色路店提貨，連夜拆分包裝。

而在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后台大數據系統時刻監控著每批口罩的動向。大約48小時，五隻口罩來到費立煌手中，藥房當天再將出貨情況上傳到市級系統平台。

通過這些口罩，回溯各個環節的細節，可以看到上海這座城市，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中，究竟如何運轉。

難解之渴

華氏藥房康健店店長李壽君翻開2月初的記錄：費立煌2月7日購得的第一批五隻預約登記口罩，產自大勝口罩公司。在此之前的2月3日至2月6日，該藥房向居民出售的口罩均來自美迪康公司。

短短五行記錄，反映著疫情最緊張階段，上海口罩供應的分秒變化。

1月23日，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收到消息：鬆江區美迪康公司，有一大批口罩庫存。

上海大勝衛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加班趕制口罩，為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提供保障。新華社

美迪康是滬上最大的口罩生產企業，上海市經信委防疫物資保障組搜尋本地口罩企業時，網上第一個出現的便是它。這家港資企業總部在加拿大，除了上海鬆江車墩鎮的工廠，在浙江還有兩家工廠，均做口罩出口。

連夜，根據市人大立法，上海市政府發出疫情緊急狀態下的第一份征用單。“1月24日凌晨兩時，領導打電話叫醒我。早上9時半，我和同事肖剛拿著調令趕到美迪康。”上海市商務委市場秩序管理處處長劉煒說，他所在的商務委，牽頭組織疫情中的全市口罩銷售。

因為太過焦急，期間還鬧了烏龍：最早報到市政府的美迪康庫存數是1億隻，現場核實，發現隻有2400萬隻。原來“1億”的單位是“元”，層層通報時誤把年銷售額當成了庫存數。“真有1億隻，就不慌了。不過2400萬隻，當時覺得也能頂一陣子。”政府工作人員說。

在企業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下，2400萬隻口罩全部征用。1月24日早上6時半，總經理王麗花和生產質量部負責人張青春就趕過來，忙到晚上9時，一天發出500萬隻口罩。

“5000隻一箱，整整1000箱，政府調來幾十輛車來廠門口，集卡不夠，還用上冷鏈小車，排了一長排。”張青春回憶當時場景，他看上司一天沒吃東西，晚上就叫朋友幫忙捎來肯德基。

華氏康健店賬本中，2月3日至6日的第一批居民預約登記口罩，便是來自美迪康年前的2400萬隻庫存。

“我們感覺就像在沙漠裡，找到了水。”劉煒說。當時，上海市場上口罩供應已經開始緊張，各大電商平台一出貨就秒殺，線下渠道也基本斷貨。節前盤點本地政府儲備中，隻有40萬隻。上海東浩蘭生、東方國際等大型貿易企業已開始利用全球資源，採購口罩和其他防護物資，但進口口罩普遍價格較高，貨源也遠遠不夠。

1月24日至26日，上海市商務委邊征收庫存，邊緊急投放。三天裡通過全市9大藥房3000多個網點，投放了300萬隻口罩。

疫情下的特大城市，一大罐水還是解不了渴。那兩天藥房一開門，一刻鐘、十分鐘，新到貨的口罩就一售而空。“數以百萬計的口罩，一投下去就沒了。”劉煒說，連上級領導也吃驚地問他，投了那麼多，為什麼市場上還是買不到。

此后三天裡，每天投放量增加到300萬隻，但1月29日，全市藥房排隊搶購口罩的情況還是成為網絡熱點，12345市民熱線接到大量與此相關的來電。2400萬隻庫存已經告急，買不到口罩的焦慮繼續蔓延，長時間排隊聚集又增加感染風險，上海果斷選擇了暫停，決定改變口罩銷售方式。

疫情發生前，上海全市日均口罩銷量在8000隻左右，誰也算不出2400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在疫情中到底需要多少隻口罩。“我們也沒見過這樣的應急狀態，隻有試了才知道。”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事后表示。

奉賢區的上海遠欽淨化科技有限公司內一片繁忙，員工在清點制作好的口罩。新華社

轉起來的鏈條

年初二，庫存清空的美迪康招回留在上海的僅有三名工人，口罩車間再次隆隆作響。產能從每天20萬隻開始，逐步攀升，直到最多日產180萬隻，遠超往常的120萬隻，成為疫情期間全上海最大的口罩生產基地。

但有人比美迪康反應更快。早在1月22日，疫情警報拉響不久，同在鬆江的大勝口罩公司董事長吳勝榮就帶著自己的夫人、女兒，以及擔任總經理的女婿，全家人齊上陣，重新開動設備。這是疫情下，上海最早自發投入口罩應急生產的企業之一。

上海大勝衛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員工將制作好的口罩裝箱。新華社

“短期靠庫存，長期看產能”，疫情初期，上海市政府部門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大家都知道，面對2400多萬人口對口罩的急迫需求，再多庫存都不夠用，求人不若求己，隻有把“上海制造”這台大機器開起來，才能解決后續問題。

最初十天裡，吳勝榮一直守在生產線上，廠裡留守的司機、廚師經過短暫培訓后也來幫忙。1月29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來到大勝公司察看口罩生產情況時，吳勝榮向他介紹，公司口罩原來出口72個國家，現在全部轉為保障上海供應，並且一分錢不漲價。

費立煌登記預約買到的第一批口罩，便是吳勝榮帶著全家人所造。美迪康節前口罩庫存盡數投放后，新下線的大勝口罩馬上補位。盡管當時日產僅10萬隻，但在春節缺人缺物最困難時，有機器動起來，有新口罩造出來，就能給萬分焦慮中的市民帶來信心。“你們確保口罩生產，也是在與時間賽跑、與病毒斗爭。”大勝生產車間裡，李強對吳勝榮和員工們說。

“應急響應最開始時，上海日產口罩約40萬隻，基本都是郊區的民營企業家，喊上留守工人一塊干出來的。”市經信委防疫物資保障組組長李甲告訴記者，20天后，全上海產能增加到400萬隻，“那天是2月14日，情人節，我記得很清楚”。

李甲所在的市經信委，負責組織全市口罩生產。他們總共排摸到18家上海本地口罩生產企業，征收了100條原有生產線和100條新建、改建的產線產能，每家企業都派專人駐廠。

這些企業中，專業口罩公司基本都位於郊區，從事外貿出口﹔也有部分企業從紙尿褲、襪子生產臨時轉戰口罩。比如做紙尿褲的上海盈茲，聯系了設備供應商改造工藝，做出一分鐘產500片口罩的高速機，而通常口罩機生產速率隻有60片/分鐘。“上海不是沒有‘半路出家’的故事，隻不過郊區的本地民營企業家比較低調。”李甲說。

疫情期間的上海，口罩生產很少聽到轟轟烈烈的故事，似乎沒有什麼奇跡，但在政府和企業緊密配合下，各個生產環節嚴絲合縫，像齒輪一樣順滑轉動，整個鏈條越轉越快。

熔噴布漲價、斷供，是疫情后期全國性難題。上海口罩企業也承受著價格壓力，但全市熔噴布供應始終保持基本穩定。初期，熔噴布供應商普遍在外地，一些上海企業就跟對方約定“交換”，除了正常價格進貨外，還以部分口罩換熔噴布。2月中旬開始，政府臨時補貼推動下，市內多家大型汽車零部件企業通過應急改造，轉產熔噴布，很快補上了原材料缺口。

“2月8日，我們做出了上海口罩原材料供應的第一張‘推演圖’。”李甲介紹，市經信委團隊根據產能增加趨勢評估原材料缺口，制定政策，引導企業增加投入。這是經信委工作人員的“老本行”，平時調整產業結構，調配峰谷用電，都需要做的“推演”，應急情況下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條戰線上的磨合

還是年初二，華氏康健店正要開門迎客，李壽君一看門口排隊形勢不對，立刻和店員一起把卷帘門放下來，隻開了一個24小時的售藥小窗，專門用來出售口罩。

口罩廠之外，藥房和社區是另一條戰線。春節頭幾天，由於藥房是唯一的口罩銷售渠道，大批市民先是滯留在各家門店內，恐慌下還出現一些不理智行為。“不少門店都無奈拉下了卷帘門，但門外排起長隊，很多人天沒亮就趕來了。”華氏大藥房助理總經理劉繼川說。

零售一線出現緊急情況，直接導致上海叫停原有口罩銷售方式。政府部門意識到，此時的口罩問題，已經不止是防疫問題，還涉及必須遏制的社會恐慌。1月底，上海市領導有一天連續開了5次會，反復研究防疫物資保障和市場保供工作。

1月31日，上海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採用“社區預約登記，藥店憑証購買”的方式向市民供應口罩。

新辦法一出爐，就成了社會焦點。一方面得到廣泛認可，同時也伴隨著不小爭議。那時人們把一個集中的意見編成段子：“去居委會和藥房排隊兩次，買到五個口罩前，就先損失了兩個。”

“我當時也想不通，但現在回想，這或許不是最好的辦法，卻是當時情況下最合適的法子。”費立煌的看法，和記者採訪中許多市民的心路歷程相似。有人認為，這是政府和群眾的一次磨合。大家為了解決同一個問題，在磨合中試錯、改進，一同發揮智慧，增進理解。

費立煌所在的長虹坊小區是典型的上海老舊小區，60歲以上老年人佔到了總人數的1/3，很多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社區採取線上微信通知、線下張貼告示、門口志願者口頭告知三種渠道，通知次日上午開放預約，並特意提醒錯峰登記。

最初社區居委採用純手工、對人頭的辦法，現場核驗居民身份証、戶口本或租賃合同。2月2日上午7時，居委會門口擺起登記攤位，放上音響、小黑板，十幾個居委干部嚴陣以待，一旦察覺隊伍變長，就先發號碼紙，讓居民先去別處晃一圈再來。當天，在上海不少社區，居民“北歐式排隊法”登記預約的視頻登上微博熱搜。

很快，市內一些智慧化程度高的社區開始嘗試在線預約。靜安臨汾路街道是最早轉線上的社區之一，通過街道緊急定制的微信小程序，上線5分鐘就有1200人完成預約。街道還招募一批青年志願者，為老人、盲人及其他自行登記有困難的居民提供代預約服務。

幾天后，線上預約方式被廣泛應用。2月7日，徐匯區“看家護院、鄰裡互助”疫情防控系統上線，通過名為“匯治理”的微信小程序，居民可進行線上口罩預約登記。徐匯區大數據中心主任宋開成介紹，徐匯區在全市率先把口罩預約信息與人口庫、房屋庫信息進行智能比對，信息匹配率達90%以上，減少基層居委干部工作量，也降低現場審核的交叉感染風險。費立煌說，他的小區第一輪登記是逐步從線下轉為線上，第二輪開始全部轉到線上。

華氏康健店桌子一角上，還堆放著幾大捆對口社區的預約憑証。“一直留著，不敢丟。”店長李壽君介紹，從第二輪開始，居民到藥房后隻需出示二維碼或身份証，工作人員就能准確核對購買資格，不用再手忙腳亂“對人頭”了。

有的小區並未照搬線上方式。鬆江區新橋鎮春申居委會書記袁慧虹有自己的考慮：春申社區規模很大，由5個小區組成，大量是原住居民，多為老年人，文化水平有限，弄不來智能化。

不過，如果線下預約，鄰裡間又有聚集聊天的習慣，交叉感染幾率太大。考慮再三，袁慧虹在防疫群中提議，讓志願者上門登記、送口罩，得到一致認可。而最棘手的問題是登記順序如何排列，討論后，大家認為就按照門牌號排列。於是她緊急發動志願者，將居民區分成了27個小組，每組由2名志願者上門，2月2日中午就完成第一輪預約登記。

“一些從不過問社區事務的年輕人，這次都搶著加入，自願負責小區門衛站崗，騎電動車、拿小喇叭走街串巷。”

藏在幕后的大數據

上海市商務委市場秩序處辦公室裡，一塊碩大的LED屏，實時更新著全市銷售終端口罩數據變化。進貨、庫存、預約戶數、實際買到數、銷售比例……包含16個區、1182家藥房、6077個居村委的8組動態數據，一目了然。這裡每天制訂著上海社區口罩銷售計劃，既是銷售調度、信息流轉的指揮中心，也是質量保障和服務中心，是一個“口罩指揮部”。

上海解決市民口罩問題，很多人印象中是依靠居委會登記的“土辦法”。鮮為人知的是，其背后還有一套復雜而精巧的大數據系統作為支撐。

“居村委會預約登記+指定藥店購買”投放方案確定后，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就提出，上海新的口罩銷售辦法，將涉及生產、配送、銷售等各個環節，面向商務委、民政機構、醫保、生產企業、物流企業、零售藥店、街道、居委等多個主體，僅靠傳統人工填報方式，是不可能完成的。“隻有借助大數據，建立口罩預約配售管理系統，才能將各個環節串聯起來。”

不謀而合的是，一直在關注疫情的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羅力，1月28日就聯系了市商務委，提議開發一套信息管理系統，統籌全市各藥店口罩余額信息，從而引導公眾有序購買。羅力長期從事健康大數據研究，有一支比較成熟的技術團隊，為上海市醫保局和商務委開發過類似的信息管理系統。

技術團隊負責人是羅力教授的博士生張天天。市商務委決策之后，復旦公共衛生學院學生承擔投放藥店規劃和藥店配額測算等醫療資源配置工作，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和軟件學院學生將這些規劃做成系統性網站。

14名分散在各地的復旦學生遠程通宵作戰，從2月2日下午拿到第一輪預約數據開始，僅用了16個小時，這群“90后”就做出了一套供全市藥房使用的在線填報系統。此后逐日完善。到了第二輪口罩預約首日，團隊為居村委開發的新填報系統模塊同步上線。第三輪口罩預約，系統已經比較完善，預約、調配、結算、可視化呈現，井井有條，大數據在展示威力。

記者看到，這套數據系統追蹤著口罩流通全流程，一個區數十萬隻配額中，幾隻口罩的損耗也在線記錄。“有的耳帶斷了，有的有污染，緊急情況下難免有瑕疵產品，但我們要上報每一隻口罩的正常與非正常去向。”藥房工作人員說。

大數據系統完全建成前，物流也曾是大麻煩。2月2日中午，58家藥房連鎖企業的駕駛員已抵達位於鬆江和閔行的倉庫，准備提貨，卻一直忍飢挨餓，等到天黑。

晚上8時，配額終於公布，所有人一擁而上爭著提貨。眼看交叉感染風險上升，負責現場調度協調的市商務委調研員應順寶當即安撫大家的情緒，維持秩序。晚上11時，提貨完畢，司機們又抓緊配送到各藥店，藥店員工還要繼續分拆，忙完已是次日凌晨兩三點……

百聯集團旗下第一醫藥副總經理林峰介紹，疫情期間，百聯的多家物流公司共同承擔全市民用口罩批發和運輸任務，每天從上海郊區十幾個口罩廠運送300萬至500萬隻口罩到倉庫，再將所有口罩分發給58家企業，工作量巨大。為確保提貨環節不出錯，每位提貨司機還要固定人選，市商務委還要現場調度協調工作人員負責為司機登記、拍照等。

大數據系統上線並逐漸完善后，市商務委市場秩序處根據每個社區登記數量、各倉庫庫存量，通過大數據精准確定每天配額，據此制定每天的配貨計劃。配貨計劃、提貨單、倉庫、物流配送、藥房門店、政府監管部門之間，建立起實時聯動監測和全過程監管。各種信息加快跑路，物流效率大幅提升。

“從2月3號開始，我們採取發號、排隊、限制進場貨車數量等方式，進一步規范提貨秩序，后來基本能在每天傍晚6時前完成。從第三輪預約開始，因為通過大數據對供應量有了更好的把握，提貨便改為兩天一次。” 應順寶介紹說。

“兩張網”的有機融合

4月，上海進行第六輪口罩預約登記，費立煌又一次收到了購買通知。此時上海市民通過電商平台、藥房購買口罩，已開始變得方便，但對上了年紀的市民來說，多備一點總令人更心安。

華氏康健店裡，其他常規藥品的生意多了起來，口罩不再是唯一的工作重心。一些預約過的居民甚至“懶得”特地跑來買口罩。

隨著疫情形勢變化，國內口罩供應穩定，大勝公司恢復了口罩出口，在政府部門組織下，繼續加快生產，為全球抗疫貢獻產能。

4月8日上海發布《關於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提出強化物資保障，重點是堅持平戰結合、採儲結合，加強應急物資和生產能力儲備。

與記者一同復盤時，許多人也開始仔細思考這段時間來的種種細節，總結解決問題的方式，分析特大城市在應急狀態下，究竟還能怎樣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

“我們在外省市也有許多網點，很難比較各地哪種口罩供應方式最好。但在我們觀察中，上海確確實實找到了一個‘有用的辦法’。”華氏公大藥房劉繼川認為，互聯網是解決難題的重要工具，但僅靠網絡，在社區封閉、物流困難的情況下，很難打通疫情下特大城市的“神經末梢”。事實上，一家滬上頗有名氣的互聯網藥店平台，就因擔心完成不了配送任務，放棄加入上海口罩應急銷售渠道。

劉繼川表示，應急狀態下，上海政府主導、社區基層發力，專業的市場力量也沒有缺位。58家售藥企業、上千家藥房門店，發揮物流、清點、結算、信息溝通等專業服務能力。“外省市也有案例，市場化企業介入，與官方機構形成合作后，防疫物資供給分配效率就明顯提升。”

羅力評價此次上海的口罩保障模式有兩大特點：一是政府決策層面，快速確定公平原則，不漏一人，平價供應，保障了社會弱勢群體﹔二是具體實施過程中，總體平穩有序，通過居委的統籌安排，減少了人群聚集，同時又讓居民獲得了緊缺的口罩，溫暖人心。

“之所以能夠實現這個方案，與政府從上到下強而有力的組織體系、基層干部的高素質和責任感，以及老百姓的自律性緊密相關。”羅力表示，當時討論過上海是否也採取網上搖號方式，但考慮到很多老人操作不來，最需要口罩的人也容易被搖號耽誤獲得口罩，在人群防控上會出現盲區。上海的做法既運用了現代信息技術的成果，又借助了強大的社會組織力量，既有高屋建瓴的魄力決策，又有貫徹落實的細致操作。

“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備一些應急庫存，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應急的生產能力。”李甲認為，這次疫情給城市的產業發展提了個醒，口罩廠、防護服公司這樣的企業，單位產出、稅收貢獻可能不突出，但危急時刻，卻能發揮關鍵作用。

“我們發現，能留在上海的口罩公司，雖然算不上高新技術企業，但他們的管理、質量都十分出色，這也是市場選擇的結果。”李甲認為，上海可以保留一部分這樣的制造業，為其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上海是全國藥品零售網點密度最高的城市。此次口罩保障中，我們始終抓住了這個優勢。”劉煒拿出一本2018年市商務委規劃編制的《上海市藥品零售網點空間布局指引》，對記者介紹，過去一年多裡上海調整布局，基本形成一家藥房可對應6個居民區的科學格局，覆蓋每個街鎮。此次政府部門精准實現社區與零售藥店網點配對，並根據預約數，測算社區民用口罩需求與藥店精准銷售配額，使得居民少跑路、少排隊，口罩能及時高效地進入千家萬戶。

“這次疫情給城市治理帶來很大啟發，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如何做到像繡花針一樣的精細化管理。”劉煒認為，通過大數據，將“社區網絡”和“市場網絡”兩張網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是應急狀態下的成功經驗，也可以成為未來城市精細化管理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