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見証抗疫史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畫，昭陵博物館藏。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來，墓室壁畫中，宮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著一圈長絲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衛生防護功能。

　　睡虎地秦簡，湖北省博物館藏，1975年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竹簡記載，若發現有人感染瘟疫，必須主動保持距離並第一時間向官府報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確診后，會被強制隔離，關進特殊的地方，稱之為“癘遷所”。

　　西漢鎏銀騎獸人物博山爐，河北博物館藏。1968年，河北滿城陵山二號漢墓發掘出土。在西漢，人們喜愛焚香熏煙，來驅瘟防疫，養生祛病。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甘肅省圖書館藏。《黃帝內經》提出對瘟疫要早發現早治療，治療后防止復發。

　　清代口罩類絲織品，新疆輪台縣博物館藏。

　　敦煌莫高窟壁畫——擲象：為了防止瘟疫，太子悉達多把死去的大象舉起丟到城外。

　　關於瘟疫，中國古籍早有記載。《周禮·天官·塚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古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

　　幾千年來，人們對瘟疫的抗擊始終沒有間斷。隔離傳染源、施以有效藥物、保持環境衛生、佩戴口罩等，是歷代總結出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都能在文物中反映出來。可以說，這些文物見証了古人防疫的歷史，承載著先人防疫治病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對於今天，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舍空邸第”，強制隔離

　　隔離是阻斷疫情擴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秦朝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根據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某裡典甲詣裡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訊丙，辭曰：‘以三歲時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無它坐。’令醫丁診之。”就是說，鄉裡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當於現在的鄉長）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根據疫情派醫生檢查治療，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忽視，並對相關人員採取隔離措施。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中，首次出現“癘所”一詞。“癘所”就是隔離區。《睡虎地秦簡·毒言》還記載，知情者和家人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漢代，隔離治療更加完善，《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南北朝時期，則成制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盛唐時期，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都是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

　　一旦出現疫死者，尸體作為主要傳染源，該何處理呢？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尸體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體的做法，以防止疾疫傳染。

　　“濃煮熱呷”，藥物救治

　　面對疫情，藥物必不可少。

　　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一書，載方113個。該書對於后世方劑學的發展，諸如藥物配伍及加減變化的原則等都有著深遠影響。其中許多著名方劑在現代衛生保健中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虫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疽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治療冠心病心絞痛的栝萎薤白白酒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書中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藥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的方劑。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史書、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還有不少。

　　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

　　“洒掃火燎”，環境淨化

　　保持環境衛生，對於防疫至關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寇掃”（大掃除）的記載。《禮記》《治家格言》《周書秘奧造冊經》中均強調了保持居室清潔衛生的習慣，同時指出屋宇干淨就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

　　我國古代傳統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煙蒸洗。《周禮·秋官》記載有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蠱防病的方法：“凡驅蠱，則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根據出土的竹簡我們可以看到，秦時期，凡入城，其車乘和馬具都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著一幅“殷人洒掃火燎防疫圖”，描述了殷商時代以火燎、煙熏方法來殺虫、防疫的情景。兩漢時期是古代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博物志》中特別講到有一次長安大疫，宮中皆疫病，漢武帝焚燒弱水西國所貢香丸一枚“以辟疫氣”，“長安中百裡咸聞香氣，芳積九月余日，香由不歇”。《傷寒雜病論》中詳細論述了多種傳染性疾病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治療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種防抗和輔助療法。

　　使用具有芳香氣味的中藥組方，以求達到預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宮廷還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種史料和醫藥典籍中最為常見的驅瘟防疫有效方法。

　　空氣消毒藥方的出現在晉代。葛洪認為，通過熏燒藥物的方式，可以預防疫病。他在《肘后備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氣消毒法：“用以雄黃、雌黃、朱砂等為主的空氣消毒藥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頭殺鬼方等預防傳染病的方劑……”其后，唐代孫思邈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防疫方法。明代李時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這個方法在清代也有記載，賈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諸方》說：“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恐氣觸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擋細菌、病毒、灰塵和有害氣體侵害與傳染，而且簡便易行，是防疫中的重要物資。古時候，宮廷裡的人為了防止粉塵和口氣污染而用絲巾遮蓋口鼻，“掩口，恐氣觸人”。《孟子·離婁》記：“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衛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來有人就用一塊絹布來蒙口鼻。

　　3—8世紀時流行一種出行帽子，主要用來遮蔽容貌及身體，以避免路人窺視，文字記載最早出現於晉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時主要為婦女使用。唐代從武則天時期開始，婦人出行開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輕便的特點，長僅至頸部，面部也能稍微顯露，帷帽的帽裙由紗網制成，也具有透視的功能。它們的功能是遮陽蔽沙，也具有一定的衛生防護效果。

　　宋代宋慈《洗冤集錄》記載：用麻油涂鼻，或作紙攄子油，塞兩鼻孔﹔仍以生姜小塊置口內。遇檢，切用猛閉口。恐穢氣沖入。這是講驗尸官驗尸時必須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與現代醫用口罩防護觀念相同。

　　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一書中記有這樣一條：“在元朝宮殿裡，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這樣蒙口鼻的絹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有人考証說那塊布不簡單，是用蠶絲與黃金線織成。

　　明代醫學家萬全在《萬氏醫書》中提出，用雄黃點入鼻竅，阻隔疫病於口鼻之外。這不是口罩，但意識到了呼吸傳染。明末大鼠疫中，吳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雜氣（戾氣）致病說。他提出戾氣自口鼻進入人體，對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規范。

　　1910年—1911年，我國東北大鼠疫中，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堅持認為這場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過呼吸傳染，人際傳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規模開展了隔離防疫，並且強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兩層紗布包裹著一塊長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顯。

　　（作者為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