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浦東新區開發開放的五大基本經驗

陶希東

2020年04月17日06:54  來源:人民網-上海頻道
 

4月18日,浦東開發開放迎來30周年。短短30年的歷程,浦東從一個農田遍布的不便之地,變成了一個高樓林立、功能完善、四通八達、全球水准的現代化國際城區,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截至目前,浦東新區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7萬元,正在向2萬億大關的目標挺進。浦東開發開放的成功實踐,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更是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力量的“真實寫照”。在浦東而立之年之際,客觀理性地總結浦東開發開放的成功經驗,在日趨復雜的全球化時代,對國家、城市發展均有十分重大的參考借鑒意義。

一是,堅定信心、改革開放,轉危為機,是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座城市乃至國家謀求發展的唯一出路。如果回顧我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國情和國際關系,盡管已實行改革開放國策快十年了,但當時正處於蘇聯東歐局勢動蕩、國際封鎖制裁加劇、經濟保守傾向依然明顯的艱難時刻,正如“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有所作為”是當時鄧小平同志經常強調的論點,而1990年實施的浦東開發開放戰略,正是中央決定讓中國沖破國際封鎖、堅決奉行改革開放之路、探索市場經濟制度、全面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讓上海釋放能量帶動長三角和長江流域)的象征和標志。這告訴我們,在國家危機面前,隻有堅持解放思想、堅定信心、改革開放,才是一個國家和城市轉危為機、謀求發展的唯一出路。這一經驗對當今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不確定性日趨增加的當下,更具有借鑒價值和啟示作用。

二是,國家使命、地方擔當,是推動城市快速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的促成乃至取得如此輝煌的發展成就,既因為浦東開發開放從一開始就作為國家重大戰略,承擔著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開拓國際經濟關系、探索市場經濟體系等國家級制度創新功能,因此浦東往往成為國家重大改革、重大制度、重大項目的承載之地,產生諸多全國“第一”,包括第一個金融貿易區、第一家証券交易所、第一家外資銀行、第一家自貿試驗區、第一家跨境貿易電商平台、第一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第一家自貿試驗區新片區等,改革創新的效果比一般地區更加明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市領導班子和地方干部的使命擔當精神、不計個人得失全心真心的奉獻精神、勇猛精進的改革創新精神、精明睿智的世界發展眼光等,在浦東開發開放的始終,注入一股強大的發展動力。一件接著一件辦、一代接著一代干,最終成就了全球化的上海和浦東。這告訴我們,對一個城市或地方的發展,國家使命很重要,而擁有敢想、敢闖、敢干的領導和干部隊伍更加重要。

三是,全球標准,功能集聚,是提升全球經濟地位的重要路徑。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的核心用意還在於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加大制度創新,促進經濟增長成為浦東開發開放戰略的第一要務。但在此過程中,浦東新區並未走低水平重復的勞動密集型發展道路,而是向世界一流標准看齊,不管是城市形態規劃、重大基礎設施規劃、產業規劃、園區規劃,都強調全球標准,全球招標,包括人才引進等。更為重要的是,始終強調城市功能為引領,圍繞金融、航運、貿易、經濟、科技等核心功能來進行產業布局、制度創新,實現先進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齊頭並進,從而提升城市的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進而帶動和助推上海發展成為全球化的“五個中心”。這告訴我們,一座真正強大的城市,關鍵在於城市核心功能要強大,要對全球資源發揮集聚、配置、輻射等作用,才會扮演全球“中心”角色。

四是,經濟領先、社會跟進,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經濟增長、社會滯后,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共性問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社會發育不足反而成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而浦東新區的實踐表明,按照“生產功能、城市功能、生活功能”協調發展的視角出發,從開發開放之初,就從體制、機制、政策上,充分保障社會建設與經濟增長並重,為滿足高端產業、高端人才以及外來人口的生活發展需求,加大高質量的教育、衛生、文化、體育、養老、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社會組織等社會事業投資力度(適度引進高端國際化的教育、醫療、養老服務等),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為經濟發展配套供給高品質的社會服務保障。尤其是近年來,在重大文化藝術設施、居民休閑旅游、社區居民生活服務、生態環境綠化、城市智能化管理等方面,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品牌,公共服務品質得到“質”的提升。徹底改變了“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認識,反而在浦東新區工作居住成為人們生活品質化的象征、榮耀和追求。這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的目的是讓人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高度的社會文明、發達的社會服務、高集聚的“人氣”,才是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正確路徑。

五是,區劃保障、協同創新,是不斷激發內在活力的有效手段。事實表明,制度創新是浦東開放開放的第一法寶,其中有兩方面的制度創新尤為重要和關鍵,一方面,行政區劃制度的改革創新,從最初的“四合一”(1993年撤銷川沙縣建制度,將其與黃浦、南市、楊浦三個區的浦東部分及原上海縣的三林鄉合並成立“浦東新區”)到后來的“二合一”(南匯區正式劃入浦東新區)和鄉鎮區劃合並調整、功能區設置、開發區與鎮分工聯動等改革,最大程度地消除了分散化政區對城市功能的阻隔效應,為資源整合、功能整合、區域整合發展提供了最大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就是突出制度改革的集成創新和綜合配套,如作為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大力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實行大部門制、市場監管整合、公共服務供給、自貿試驗區等同步配套改革,增強改革創新的系統性、協同性、整體性,減少了制度摩擦,放大了綜合改革效應,激發了經濟、社會活力的共同迸發。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新時代的浦東,必將在黨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高的發展質量、更優的公共服務,創造更輝煌的未來,為上海“五個中心”和“全球卓越城市”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責編:實習生、軒召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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