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揭示長三角城市復工的另一面

截至2月25日， 長三角的浙江、江蘇已有逾90%的規上企業復工，在全國GDP百強城市中，接近一半城市規上工業企業已復工逾八成，其中，長三角舟山、無錫、宿遷等城市是全面復工。但工信部同日也指出，中小企業復工隻有30%。這兩條信息表明，一方面規上企業復工情況良好，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復工遠比想象中困難。

流動人口是指人戶分離的人口（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主要從事建筑、運輸業、進城經商、辦企業、就學或從事各種第三產業勞動的外地人口。長三角流動人口幾千萬，僅安徽每年向蘇浙滬流動的人口就達上千萬。遷徙大數據提供了非常詳細的流動人口來源地比例數據，將這些數據與2017年以及與去年同期數據相比，可以看出一個城市經濟“復活”的程度。總體看來，復工易，流動人口返回不容易，“滿血”復工更不容易！

人口流動依然不足

通過選取長三角有代表性的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寧波和合肥等6個城市進行研究。可以看出：

1、城市外來人口流入地前五個集中度非常高。2017年六個主要城市主要來源地人口集中度，佔比都超過50%。以上海為例，上海是國際性大都市，其外來人口應該是五湖四海，但是，前五個城市鹽城、南通、合肥、蕪湖和泰州集中度很高，佔比達到50.02%。2020年前五城市雖然變為蘇州、南通、鹽城、阜陽和淮南，集中度降到了20.4%，比2017年下降了一半多，下降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人口流動的限制。但是對上海眾多來源地而言，集中度也不算低。可以預計，在人口流入恢復情況下，集中度還會進一步回升。合肥是另一個典型，2017年合肥的外來人口主要來源於合肥郊縣、安慶、蕪湖、亳州和銅陵五個地方，集中度達到92.72%。2020年最近一個月，六安、安慶、淮南、阜陽、滁州每天穩據前五位，僅是位次有所變化，五個城市流入了約52%的人口。

2、2020年上海蘇州互為流動人口第一來源地。2017年，蘇州和上海流動人口的第一來源地都是鹽城。上海有超過13%，蘇州有接近3成的流動人口來自鹽城。兩地前五位來源地城市中，各有兩個是來自安徽，分別是阜陽和淮南，馬鞍山和滁州，合計佔比均超過17%。2020年，本來均不在對方前五來源地的兩地，卻互為第一來源地，流入比例都接近10%。而且這個趨勢有強化跡象：1月28日，上海流入蘇州佔流出人口的11.82%，蘇州流向上海佔蘇州流出的24.93%，到2月8日分別上升到23.12%和40.53%，到27日仍然保持28.24%和30.44%。這些數據從側面反映兩地人口流入的嚴重不足。兩年多前排名第一的鹽城，今年到滬流動人口不到4%，去蘇州的也不到10%。

3、2020年省際流動比例遠小於2017年。2017年，除上海和合肥外，其余4個城市的外省來源地全部是安徽，共有8座次（亳州4、安慶2、馬鞍山、合肥），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降為5座次（上海、滁州、馬鞍山、阜陽、商丘）。削減了一半。如果除去寧波的阜陽和商丘，南京的馬鞍山和滁州僅是有跨省之名，實質一直處於南京輻射范圍內。據此推斷，2020年省際流動比例遠遠小於2017年。2017年，南京流動人口的第一來源地為馬鞍山，比例超過33%。2020年之后，第一流入城市變成了鎮江。雖然周邊的滁州和馬鞍山仍然排在來源地的前五，但是兩者加起來，隻及南京流動人口的10%，說明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未能回流。2017年蘇州的前五個城市裡有兩個是安徽的，但是2020年已經全部不在了。與之相關的是，安徽相鄰的阜陽和亳州，卻成為2020年互為第一來源地城市，兩者各自流入人口中有超過20%來自對方。浙江也有類似，2020年之后，杭州的所有流動人口均來自本省。

復工的難度還有深層原因

按照慣例，春節后返程一般有三個峰值。一是正月初三之后到初七（1月31日）假期結束，是一個非常高的峰值﹔二是初八（2月1日）到正月十五（8日）之間，又是一個峰值，第三個峰值是正月十六（9號）之后的一周，再往后就是正常的逐漸遞減的過程。今年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錯失第一和第二個高峰期。以2月22日為界，人口流出大市安徽的亳州和阜陽，人口流出略超過歷史同期水平，浙江人口流入略超歷史同期水平。而江蘇和上海，距歷史同期水平仍有不少差距，說明流入人口的缺口仍在持續加大，對復工造成重要影響。個別城市的完全復工，並不能代表“滿血”復工，流入“赤字”依然巨大。

1、距“滿血”復工的流動人口尚有很大差距。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和合肥6個主要城市人口流動，在2017年全年前五個來源地合計佔比分別是50.02%、50.7%、62.59%、53.72%、69.56%、92.72%，具有非常高的集中度，2020年第一個月猛降到20.4%、29.7%、26.4%、28.5%、19.6%、52%。2020年的比例有的達到了2017年的一半左右，有的尚未達到。即使考慮到全年數據與一個月數據的差別，這個數字仍然是嚴重偏低。流動人口返回嚴重不足，規上企業復工可能還相對容易，中小企業復工就非常困難了。印証了規上企業復工良好，中小企業復工30%左右的說法。

2、流入人口不足制約了產業鏈同步回暖。2017年，安徽外出人口流向主要集中在蘇浙滬三省市，合計為838.6萬人，佔全省流向省外人口的79.3%，流向三省市的人口分別佔29.2%、27.0%和23.1%。根據百度遷徙大數據，2020年最近一個月，安徽流向上海的人口大致為流出總人口的15%，至少還有8%左右人口沒有流出。上海作為龍頭城市，與周邊城市之間的產業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其復工與長三角城市之間休戚相關，最好是相對同步復工，一起“滿血”復工，對經濟影響才是最小。

3、“就地安置”和“舍近求遠”凸顯非常態。典型的例子是台州，2017年，台州流動人口佔到寧波的32.48%，到今年，僅剩不到5%。原先是寧波第一來源地，現在退到第3位，說明一是有相當部分人口未能流出，二是未能流出當中，應有少部分在本地就業。寧波第一流動人口來源地變成了安徽的阜陽，在2017年時阜陽還未進前五，今年卻實現逆襲。值得注意的是，寧波僅是阜陽流動人口外出的第4個去向城市，在年初時靠包車和專列等“硬核”措施，無意中成為寧波第一大來源城市。寧波肯下大力氣“舍近求遠”，進一步說明長三角大城市復工的回流情況不樂觀。復工是一回事，“滿血”復工是另一回事。中小企業“滿血”復工，才算經濟恢復了常態。

復工復產要有勞動力供給思維

復工才能復產。“滿血”復工才能恢復完全產能。因此，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既要在短期想辦法對中小企業金融紓困，又要加快流動人口返城規模，解決中小企業困境的長期問題。

1、盡快有針對性地加快流動人口回流。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復工”，兩手都要硬。採取各種措施，降低各種阻礙復工的人為因素。建議實行健康碼全國聯網，針對低風險區開放流動人口返程，對中等風險地區，加快點對點方式返程。低風險地區人員經評估后可直接上班，中風險地區人員可進一步分類，對有風險的人員，執行14天隔離。到目前為止，已復工的企業絕大多數沒有發生聚集性疫情，這說明改變工作環境和和注意生活方式，還是能夠有效阻斷疫情蔓延的。

2、金融紓困與人口回流相互配合。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生存條件異常困難，影響的波及面很大。因流動人口返回少，相關產業鏈難以緊密連接，大企業復工有難度，中小企業復工難度就更大。現有的做法是從財政、金融、社保方面給中小企業支持。但是“滿血”復工也很重要，甚至比金融紓困更為重要。因為后者僅解決暫時困難，中小企業困難的長期解決，“滿血”復工才是根本出路。

3、做好與疫情長期斗爭的准備。目前國際上疫情增長迅速，大有超過中國態勢。目前在疫苗研制出或者是天氣轉暖之前，由於國內和國際人口流動，不大可能通過短期經濟“停擺”把疫情徹底消滅干淨。因此，國家可以延長治療承諾，即設定一個規定時間，在此之前一旦確診未新冠肺炎的，給予治療費用優惠。（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錢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