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8.0版）》，并通报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典型案例（2025年）。一起来看↓

典型案例

/案例1/

明确仿冒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规则 充分保护企业知识产权

——某销售公司与某日用品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某销售公司经商标注册人授权，依法享有“CORONA”商标及“CORONA EXTRA”图文商标在中国境内的使用权。经过某销售公司不断的宣传和使用，上述商标成为具有较高显著性的商标标识，科罗娜啤酒也成为大众广泛知晓的知名商品。某日用品公司生产、销售的啤酒型沐浴露使用了与涉案商标相似的整体标识。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的

英文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

相比，均为英文字母组合，长度相近，且均使用了相同类型的艺术字体，两者在视觉上构成近似。此外，整个标贴在颜色搭配上使用了与某销售公司注册商标相同的蓝色、白色及金色，上半部分为白底蓝字及金色皇冠和动物，下半部分为蓝底白字及圆形图案，从整体布局上被控侵权标识与“CORONA EXTRA”图文商标构成近似。故某销售公司认为某日用品公司的行为构成摹仿驰名商标在不相同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侵害了某销售公司的注册商标权，请求某日用品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某销售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涉案商标的注册时间、经营和宣传推广情况、已有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涉案商标在某日用品公司实施被控侵权行为之时已构成驰名商标。即使被控侵权产品与该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在类别上不相同，但被控侵权产品的颜色、状态与外包装相结合后，整体视觉效果与瓶装啤酒相近似，再结合瓶贴上的艺术字体，会使相关消费者产生被控侵权产品是科罗娜品牌的瓶装啤酒的误认，减弱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具有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主观意图。某日用品公司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侵害了涉案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权。故判决某日用品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某销售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某日用品公司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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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品牌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市场竞争力。驰名商标在相关公众中具有比普通商标更高的知名度，但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并非“全类保护”，而是采用适度的跨类保护。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确定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关键，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本案明确了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范围的考察规则，即考虑被诉侵权人是否具有引导公众混淆和误认等不正当的主观意图，即使销售渠道不同，若构成全面仿冒，仍然应当认定构成侵权。本案体现了当前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对恶意侵权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度。本案的成功处理，对于加大知识产权赔偿力度、全面保护商标权利人合法利益具有示范性作用，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案例2/

依法审查“背靠背”条款 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某商贸公司与某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20年6月，某商贸公司与某集团公司签订《五金购销合同》，约定某商贸公司向某集团公司承建的工地送货，并约定“供应商同意某集团公司按照开发商已支付某集团公司的工程款同比例给付货款，若开发商拖欠工程款，供应商同意某集团公司变更或延迟支付货款”等。后某商贸公司履行供货义务，某集团公司支付了60%的货款。因所涉工地的开发商出现债务危机，拖欠工程款，某集团公司于2021年8月停工撤场，并起诉了开发商。现某商贸公司于2022年8月起诉某集团公司主张剩余货款。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关于付款条件的约定即案涉“背靠背”条款，不能成为某集团公司拒付工程款的正当抗辩依据。第一，该付款条件的约定属于某集团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应作对其不利的解释。即某商贸公司同意某集团公司在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下合理延迟付款，并非免除某集团公司的付款责任或同意无限期延迟支付。第二，根据合同的约定，某商贸公司应当对延迟付款的期限有一定的预期，但不能明显超过合理的期限。在完成供货近两年、暂估工期已经结束、某集团公司亦已停工撤场的情况下，可认定付款期限已经届满。第三，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兼顾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签订《五金购销合同》时，双方信息并不对称，让某商贸公司无限期等待将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据此，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改判某集团公司支付某商贸公司剩余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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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该案例涉及“背靠背”条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虽然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条款效力问题的批复》施行之前，但其蕴含的法律精神和处理原则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参考意义。若当事人争议的“背靠背”条款构成格式条款，应当依法审查提供方的提示说明义务及格式条款效力。同时，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解释、对提供方不利解释、非格式条款解释等解释规则，准确解释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本案在根据当时法律规定审查“背靠背”条款效力的同时，结合法律关于格式条款、公平原则等的规定以及案件具体情况，认定付款期限已经届满，保护了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了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案例3/

制定“四步走”审理方案 妥善化解涉“一带一路”国家企业纠纷

——俄罗斯某公司与上海某旅行社等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注册在俄罗斯的某公司与中国的上海某旅行社自2015年起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由上海某旅行社负责组织国内游客赴俄旅游，俄罗斯某公司作为地接社负责团队在俄期间的行程、食宿等事宜。2018年，双方照例开展合作，并基于信赖签订了一份极简版合同，对于服务内容、结算货币等内容约定得极为简略。当时恰逢俄罗斯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大量球迷、游客的前往带动俄罗斯旅游市场一片火热。2018年期间，俄罗斯某公司共承接上海某旅行社700余个旅行团，数量远超此前。但因缺少明确报价单，双方事后提供的己方结算依据中同一景点、同类酒店的价格差异明显，亦未获对方认可，各自计算的服务费总额差距逾千万元。经多次催促，上海某旅行社迟迟未予结算服务费，俄罗斯某公司遂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按“四步走”的审理方案，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判决，平等保护了中外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一是以双方均无异议的一份价目表作为对账的主要依据，经双方同意由俄罗斯某公司先计算账单金额再由上海某旅行社核对。二是对双方均认可的事实和计算标准予以固定，并逐一比对，提炼出35项争议项目。三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参考日常交易习惯及旅游行业惯例，对争议点逐一分析采纳的标准及理由。四是以列表统计方式将应付服务费用逐月、逐团、逐项进行梳理，在扣减已付价款后依法判令上海某旅行社支付俄罗斯某公司欠付费用400余万元及利息损失。同时考虑到俄罗斯某公司举证的现实困难，保留仍有举证可能的部分项目的诉权。该判决经二审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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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依法妥善化解涉“一带一路”建设争议，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案涉事实时间跨度长、涉及项目极为琐碎，存在合同条款约定模糊、结算标准前后不一、域外证据获取困难等难点。考虑到诉争金额较大，为稳妥化解纠纷，以“四步走”审理方案明确计算标准、固定无争议事实、缩小争议焦点，加快案件审理节奏。同时，对案件审理期间因受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仍有部分证据位于境外导致举证困难的项目，保留俄罗斯某公司诉权，平等保护了本国企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企业的合法权益。案件生效后，俄罗斯某公司送来感谢信及锦旗，感谢中国法院为案件的妥善审结所付出的心血。

/案例4/

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 维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某贸易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13年9月，某贸易公司法国总部与其他法国、比利时投资人共同在上海设立某贸易公司。后江某担任某贸易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工作。2017年9月，某贸易公司与案外人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案外人对其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某装饰工程公司替代案外人进场施工，某贸易公司向某装饰工程公司支付装修款150万余元。某装饰工程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该公司99%股权，江某未向某贸易公司报告该情况。某贸易公司认为江某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隐瞒自己与钟某及某装饰工程公司的关联关系，违法委托某装饰工程公司承揽某贸易公司办公场所装饰装修工程，牟取高额利润损害公司利益，故诉请江某与某装饰工程公司、钟某将其违法所得归入某贸易公司。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在公司章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主动向公司报告交易相对方系其关联人直接控制的公司而促成双方交易的，构成公司法上的自我交易，交易所得中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部分应当归入公司，该归还责任由该高级管理人员、其关联人及关联人直接控制的公司共同承担。遂判决江某与某装饰工程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万余元归入某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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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经营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该案对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级管理人员本人扩大解释至其近亲属或其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该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体现。

/案例5/

以先行判决之快解决小微企业恢复经营之急

——某娱乐公司与丁某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21年5月，某娱乐公司与丁某签订《承包合作协议》，约定某娱乐公司将项目交由丁某承包经营，丁某应按期支付承包费；如丁某逾期付款超过30日或逾期超过3次，某娱乐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协议解除时，丁某应将项目公章、经营场所等交还某娱乐公司。嗣后，某娱乐公司项目由丁某实际承包经营。2021年9月至同年10月期间，某娱乐公司多次催促丁某支付承包费。2022年3月，某娱乐公司致函丁某，表示其拖欠款项350万余元，逾期远超30日属严重违约，通知丁某2022年3月18日解除协议，要求丁某交还经营场所、财务资料等。后丁某未作履行，某娱乐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案涉协议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丁某交还经营场所并支付承包费等。

审理中，丁某认可案涉协议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但以款项存在争议为由拒绝交还经营场所。某娱乐公司认为，丁某无理占用经营场所一年多，致使某娱乐公司无法使用该场所，亦未收到承包费，还须向场所出租方支付租金，损失不断扩大；该场所租赁期限将至，若丁某不尽早返还，将对续租事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故请求先行判决确认案涉协议解除、丁某立即交还经营场所。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确认案涉协议已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丁某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将经营场所交还某娱乐公司，先行判决诉请的相关事实已经清楚。某娱乐公司的其余诉请涉及违约情况、费用金额等，分歧较大，尚需补证查实，如待全案事实查明后一并判决，将导致某娱乐公司损失持续扩大，而丁某继续从不当行为中获益亦有悖诚信，故先行判决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另外，先行判决的诉请不受其他诉请影响，具有可分性，满足先行判决的条件，应予准许。据此，法院判决确认《承包合作协议》于2022年3月18日解除，丁某向某娱乐公司交还经营场所。宣判后，丁某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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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是准确适用先行判决，及时回应小微企业恢复经营诉求，充分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在与先行判决诉请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明，但尚不满足全案判决条件时，考虑到案涉先行判决诉请具有相当紧迫性、必要性，且先行判决诉请与其他诉请之间相互独立，因此通过探寻立法目的、合理解释法律规定、综合分析案件情况，打破传统审判思路，适用先行判决机制，让当事人最为迫切的诉求得到高效公正的解决，助力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同时，及时制止破坏市场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行为，着力构建诚信经营、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案例6/

建立“建议+回访”工作机制 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规范经营

——某甲保险公司与高某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20年4月，高某驾驶苏K车牌的车辆与案外人曾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导致曾某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当晚，高某离开事故现场，未及时报警，次日曾某发现车辆受损后自行报警处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查，曾某车辆在某甲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苏K车牌车辆登记类型为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为高某之父，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高某为苏K车辆在某货运平台注册，并长期、高频次从事拉货营运。事故发生时，苏K车牌车辆不处于接单拉货状态。苏K车辆在某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保单载明机动车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

事发后，某甲保险公司将曾某车辆维修损失金额核定为6万余元，并支付上述车辆维修费用。曾某出具《权益转让书》，某甲保险公司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并基于侵权和保险法律关系，向高某、某乙保险公司进行追偿。某甲保险公司同时主张，某货运平台是共同承运人，并且未对车辆是否为营运性质及是否投保营运险进行审核，亦未对高某是否具有运输从业资格证进行审核，故应对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高某事发后未依法采取措施即离开现场，并且苏K车辆长期、高频次在某货运平台上接单，客观上长期用于营运，超出了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某乙保险公司有权据此免赔。案涉车辆系小型普通客车，其未经行政许可用于货运系违反相关禁止性规定，但本案事故发生时，车辆并非处于营运接单状态，事故并非是因为高某在某货运平台拉货营运所致，某货运平台不应对相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针对某货运平台在承运资格审查、货运流程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瑕疵，法院向该平台发送健全平台运营管理的司法建议，收到积极反馈。最终法院判决高某应赔偿某甲保险公司损失6万余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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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划定货运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并明确平台资质审核义务范围，厘清货运车辆驾驶员、保险公司和平台经营者的权责范围和责任形态，为经营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指引。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货运服务平台在格式条款设置、承运主体资格审查、货运流程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法院依托上海法院数字经济司法研究及实践（嘉定）基地建立的“司法建议+跟踪回访”工作机制，先行发送司法建议，督促货运平台运用高科技技术手段，从健全资质审核、完善数据治理、落实主体责任等方面，加强用户规范管理及运营安全防范。后又跟踪回访，定期对货运平台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了解，为平台量身定制规范经营的提示，实现“制度规范+技术规范”的突破，提升助力平台规范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案例7/

“执行担保+执行异议”组合发力 彰显善意文明执行

——文某等与某自动化公司劳动合同纠纷系列执行案

案情简介

某自动化公司因未按生效仲裁调解书约定向职工支付工资报酬，文某等9名职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查询、冻结某自动化公司银行账户，并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陆某采取了失信、限高措施。陆某主动来院表示，某自动化公司的三位法人股东甲、乙、丙公司互有矛盾，导致股东会决策机制长期失灵，公章、证照由甲公司掌控，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目前某自动化公司尚未亏损，但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将使公司彻底失去经营自救能力。同时，由陆某任法定代表人的乙公司亦为法人股东之一，本案限高措施将同时影响乙公司正常经营。陆某另表示，法人股东乙公司愿意在其认缴注册资本范围内对某自动化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但希望承担的该部分责任能由法院认定为系在履行股东出资义务。

裁判结果

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法院与各方当事人沟通联络，释明“执行担保”“执行异议”等制度，乙公司自愿缴纳足额保证金为债权执行提供担保，同时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全部强制执行措施，双方从而达成执行和解，保障了公司经营造血。另外，经引导申请执行人提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异议程序，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追加股东甲、乙、丙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由三股东在各自未足额出资范围内对某自动化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法院迅速恢复执行，将乙公司缴纳的保证金转为执行款依法发还申请人，并向乙公司出具书面材料证明其出资义务的部分履行。至此，文某等9人的执行案件全部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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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理念，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涉企执行采用“执行担保+执行异议”创新组合模式，为同类案件化解纠纷、助力企业复产经营提供了范例。一是巧用执行担保制度，由公司股东支付保证金作为履约保证，促成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后同意解除执行措施。此举既考虑到申请人的合理顾虑，又兼顾企业的经营难处，扭“双输”局面为“双赢”。二是通过执异之诉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保障股东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规范化、合法化，充分维护法人股东出资权益。同时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压缩执行、执裁、诉讼流转处置周期，促成批量案件快执快结，实现了保障申请人胜诉利益、帮助被执行人经营延续、及兼顾法人股东出资义务扣减的三重效果。

/案例8/

将河道治理费用列入破产共益债务 维护长三角生态绿色环境

——某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

案情简介

某置业公司为某大型房地产集团下属企业，开发位于上海市淀山湖大道某小区楼盘，居住人数超过2500人。2023年5月，经债权人申请，法院依法裁定受理某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依法指定管理人。涉案小区紧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中的淀山湖湖畔，淀山湖分支河道贯穿小区。2023年7月，相关执法单位对河道巡查中发现小区内某桥东侧存在河道残坝，随即发出《告知单》，要求对遗留施工坝基进行清理。经管理人调查，如不对残留施工坝基及时清理，易造成河道堵塞、水质污染，存在防洪和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影响周边群众生活安全。

为保障区域内河流环境生态安全，积极承担破产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维护小区宜居环境，管理人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开展河道整治和清淤疏浚工作。经比价后，管理人委托上海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后通过竣工验收并由河道执法单位确认整改完毕，相关工程费用作为共益债务从破产财产中支取。另，本案借鉴重整中做法，引入投资人与优先债权人联合成立项目公司，盘活区域内商业资产，有效提升资产市场价值，并推动破产前因查封等原因未能过户的住宅集中办证交付，保障了民生并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裁定认可《某置业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宣告某置业公司破产，后于2024年10月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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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及生态文明思想，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价体系中的“环境可持续”要求，积极延伸司法职能，指导管理人代表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依法清除侵占河道的残留施工坝基等阻水障碍，畅通行洪通道，切实维护重点河湖流域水环境安全。本案不仅解决了河道污染隐患这一关乎生态与民生的问题，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也为商业尾盘资产升值为优质资产创造了条件，提升了债权清偿率，确保了小区住宅房及时办证过户。相关河道整治费用作为共益债务从破产财产中随时清偿，体现了环境债权的优先清偿地位。本案为企业破产过程中修复对水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生态环境，维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范例。

/案例9/

审结首例认可与协助日本破产程序案 推动跨境破产司法协作

——某株式会社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裁定案

案情简介

某株式会社于1993年6月在日本东京注册成立，总部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注册资本4.9亿日元，共有五名中国国内股东，在上海另设办事处。2019年7月，某株式会社陷入债务危机，于2019年9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启动民事再生程序，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2019年（再）第44号监督命令决定，指令由近藤丸人法律事务所的近藤丸人律师对某株式会社进行监督。同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2019年（再）第44号启动民事再生程序的决定，正式启动某株式会社民事再生程序。

2021年9月，某株式会社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称，日本民事再生程序共涉及7名中国境内债权人，该等债权在日本民事再生程序中均得到确认，并按照再生计划清偿。鉴于某株式会社在上海持有房产、上市公司股票等大量财产，为便于日本民事再生程序顺利推进，最大程度维护国内外债权人以及股东利益，申请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上述监督命令决定和民事再生程序决定。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3年9月作出裁定，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19年（再）第44号启动某株式会社民事再生程序的决定，即承认某株式会社日本民事再生程序；承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19年（再）第44号指定监督委员的决定，即承认近藤丸人律师作为某株式会社监督委员的身份；允许某株式会社监督委员近藤丸人律师在中国境内监督某株式会社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但当实施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境内财产处分行为时，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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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是我国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同时参考跨境破产国际通行规则，承认与协助日本破产程序首例案例。首先，基于日本民事再生程序的集体性且由主要利益中心地法院启动，由此属于我国法院可以承认的外国破产程序。其次，明确跨境破产互惠关系认定应有别于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日本法律，我国破产裁定得到日本法院承认不存在法律障碍，进而以法律互惠原则认定本案存在互惠关系。最后，通过外国法查明与比较分析，确认日本监督委员与我国破产管理人名称虽不相同，但其身份职责与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重整制度中的管理人实质相似，由此承认日本监督委员身份并给予履职协助。该案反映出我国法院依法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积极参与跨境破产司法协作的开放态度。

/案例10/

调处首例涉科创板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 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投服中心与某科技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

某科技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2023年4月，该公司因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虚假内容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后12名投资者共同起诉某科技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高管、中介机构等。同年7月，中证投服中心接受58名权利人特别授权，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申请追加两名被告。法院发布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并同意追加两名被告。根据“默示加入、明示退出”规则，最终形成共有7196名投资者的原告名单。

考虑涉案事实认定相对清晰，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符合当事人预期，各责任主体有一定偿付能力且均有积极赔付意愿，法院决定组织各方开展调解，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经法院主持调解，2023年12月，中证投服中心代表全体原告投资者与各被告共同签署调解协议草案并提交制作民事调解书的申请。法院向全体原告投资者发出通知，召开调解协议草案异议听证会。综合考虑各方意见、案件所涉法律和事实情况、草案的合法性、适当性和可行性等因素，法院决定制作民事调解书，并准许一名异议投资者退出。

裁判结果

根据调解协议，各被告确认须向全体原告投资者承担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其中发行人某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主要责任，某科技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参照第三方机构协助测算的损失金额，各方形成款项支付方案。通过本次调解，7195名投资者获得全额赔付，实际参与调解的投资者人数占全体适格原告投资者的比例达到99.6％。其中，单个投资者最高获赔500万余元，人均获赔3.89万元。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各被告均依约履行。法院划拨赔付款项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赔偿款项自动分配机制发放至各原告投资者证券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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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首例涉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也是中国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入选中国证监会“十大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本案首次引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作为特别代表人诉讼原告确立方式，旨在通过人民法院主导无限扩大诉讼容量，实现一次性终局化解纠纷。同时，秉持“惩治首恶”和“实质解纷”并重的原则，组织各方达成调解，明确上市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积极推动投保机构有效履职，引导各方责任主体各担其责。本案作为全国首例以和解方式审结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和有效控制证券市场风险之间达成平衡，有利于维护证券交易市场健康秩序，也为常态化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纠纷化解、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资料：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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