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新高地，近年来上海扩大开放动作频频。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提出，“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面向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目标，上海需要把握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顺应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拓展的趋势，持续厚植开放优势，打造持久的城市核心竞争力。

一、制度型开放形塑城市功能优势

制度创新敢为人先，创造全球城市非凡业绩。从1990年成功打出浦东开发开放王牌，2002年率先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2013年建立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到近年来中央不断赋予上海进博会主办地、浦东新区引领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上海的敢为人先战略举措无一不在强化上海的开放优势。在一系列制度创新的加持下，上海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带来的成效凸显。2021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机场年货邮吞吐量达436.6万吨，同比增长8.47%，一跃超过2017年423万吨的历史高点，在逆势中刷新上海航空货运枢纽保障能级的新记录。吨位决定地位，对外开放的流量使得上海成为国内外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内功持续提升，上海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制度型开放为关键，做强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新变局下创造新奇迹需要上海顺应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新趋势，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强化上海开放门户功能。所谓“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由以往“边境开放”逐步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延伸，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有效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高质量安全有序融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在制度型开放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创新，但距离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仍有较大差距，在国有企业、补贴政策等“边境后”领域以及数字贸易等新兴经贸合作领域与国际接轨程度不高，以开放促改革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上海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率先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开放领域从制造、商贸等传统领域拓展至服务贸易、数字产品、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开放内容从传统的关税、配额、许可证等边境开放措施向以政府采购、补贴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的“边境后”规则改革，发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枢纽作用，加快形成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优势，实现上海从量的发展到能级提升的阶段跨越。

二、步稳蹄疾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在落实国家战略中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海的发展是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的发展，新时代上海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争创经济竞争新优势，需要处理好国家战略与上海发展的关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的关系，稳步扎实推进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重大战略载体建设，通过差异化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形成错落有致、相互协同的制度型开放高地，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制度型开放策源地。

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重点领域机制创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需要抓住重点领域、关键机制，实现“小切口”下的大突破。比如，上海可以率先开展服务贸易“边境后”规则的改革试验，聚焦跨境金融服务、跨境数字流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核心议题大胆先行先试，充分集成上海经济的独特优势和国际最高标准的合理因素，探索形成高水平的新型经贸规则。与此同时，上海还可以率先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依托浦东打造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区的重要行动要求，参考CAI中方具体承诺的产业开放要求，在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生物资源科技研发的投资、市场调研和管理咨询领域开放先试先行。

主动对接国际最高标准经贸新规则。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集成式改革，面对全球经贸大趋势，系统集成的改革既要对内符合中国国情，也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不断优化提升，努力形成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在率先推进制度型开放进程中，一方面，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最高标准规则相衔接。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标世界先进自贸区的最佳实践，建立系统推进与国际最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改革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对接经贸谈判，参与相关国际贸易投资制定或修改，努力向世界推出更多“中国规则”和“上海方案”，把握国际规则竞争的主动权。

全面构建制度型开放安全保障机制。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任务。要树牢底线思维，在金融风险防控、公共卫生应急、城市安全以及生产等重点领域建立起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逐步改变以限制乃至禁止对外开放合作以维护经济安全的传统做法，有效提升安全维护机制的精准性；充分发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机制的防火墙功能，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围绕核心基础技术、关键基础材料等薄弱环节，多渠道加大支持力度，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短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产供应体系。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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