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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战疫·江桥镇|“城中村”里的“追阳人”

2022年05月01日1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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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是一个“城中村”,村中建厂,厂中有厂,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聚。自此轮上海疫情暴发以来,因历史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让这个平静的村庄,逐渐成为了“风暴点”。

这个仅有0.8平方公里的行政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和39家企业,共9000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7900人,占总人口的88%。本轮疫情暴发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最高单天确诊病例106例。这让12名在各处“救火”的基层干部,在经历了50多天超负荷工作后,逐渐难以招架。

与此同时,一场拔点攻坚行动也在嘉定全区同时展开,一群由江桥镇党委组织的“追阳人”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奔赴“点位”。

挺过这个极限,就是胜利的终点

4月18日晚,五四村得到了多方支持,以点位指挥长张国民等5人组成工作组,从增建村紧急驰援五四村。

“18日,增建村连续2天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意味着我们结束了连续25天的驻点工作。当天晚上19点左右,接到镇党委书记电话,说要紧急驰援五四村。”张国民说,“当时大家的身体和心理其实都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江桥是我们的家乡,江桥人义不容辞。”

仅仅30分钟,张国民和同事们就直奔五四村。随后的几天里,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这一系列的增援动作,给五四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带去了强烈的信心。

当晚,五四村一位年轻的干部在汇报工作的最后,哽咽着说道,“我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睡觉,清晨5点就要准备新一轮的核酸检测。做了那么多,换来的却是不断增加的阳性病例和村民的不理解……”50多天的连续高强度作战,让这位年轻的村干部,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张国民看来,村干部的体能与信心已经到了极点,50多天满负荷、超负荷,几乎24小时连轴转工作。作为点位指挥长,他必须要给战友们鼓劲加油,给他们信心,才能激励他们。所以,张国民用自身跑马拉松的经历,来鼓励自己的战友:“撞墙期”后就是胜利的冲线。

“我是一个跑马拉松的,我深深知道目前五四村的疫情,就好像在跑一场全程马拉松。现在已经到了马拉松最艰难的35公里‘撞墙期’了。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和我的团队,顶一顶,再顶一顶,挺过这个极限,42.195公里的终点就在眼前了,胜利就在眼前了。如果顶不过去,就会前功尽弃。”张国民说,“我们努力拼命工作,村民们看在眼里。我们每天在重灾区走街串巷时,一直在给村民们信心,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摸清底数,用数据说话

“配药难、就医难、保供难……大量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一个行政村的能力极限。每天村委会的电话24小时都有人拨打,还有很多电话根本打不进来。”江桥镇五四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顾华杰介绍说,“每一个村干部都在一线,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难题。”

好在拔点攻坚工作组进驻后,人手方面的捉襟见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们驻点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数据分析组,排摸全村信息,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张国民说,“与增建村等纯农村不同,这里是江桥镇最大的城中村,村里有大量的企业厂房,厂房里还有宿舍。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本地人和租客,人员结构复杂。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掌握‘火点’,及时作出有效的应对。”

为此,工作组调配了熟悉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对于每天的动态信息制作日报。在第一份日报出炉后,根据实际情况,工作组将所有工作细分成了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11个工作组,并推出12条“最严公约”,开展村级防疫工作。

“抓好数据分析,对于研判疫情走向非常重要。每天进行数据分析,疫情的趋势、病例出现在哪里、出现的原因、漏洞在哪里,从而寻求补救的措施。”张国民介绍,11个工作组每天会在吃早饭或是晚上贴核酸码时碰头,交流工作得失,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工作方式的改变,让五四村有了新变化

随着工作组的驻点,时间和经验上的累积,让五四村正常运转逐步有了新秩序。

作为物资组组长的徐超,每天睁开眼睛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保供。在他的工作手机上,一连串的数字就是他每天所需的物资“耗材”,小到消毒片和棉签,大到帐篷和支架,他就是五四村的物资“大总管”。

“我原来是从事纪检工作的,第一次负责防疫工作,一上来是有些生疏,因为从来没有调配那么多的物资的经历。”徐超说,“工作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和知识领域,都在竭尽全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特别是徐超和同事们重新调整后的采样路线和流动采样方式,将厂区分为四个板块并分组采样。4月27日,五四村全员完成检测时间缩短了3个小时。很多村民在采样中说,“今天的排队时间变短了。”

而在顾华杰看来,城中村最大的困难在于基础设施陈旧。这里80%的村民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也是共用的。全村一共设有5个公共厕所,平日里供村民使用。

但是疫情在五四村暴发后,公厕成为了人员最为集中的场所。“工作组驻点后,我们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厕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比如,每家发放塑料马桶、分时段使用、安排志愿者全天候消杀等等。”顾华杰介绍说,最终,村里决定采用最严密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宅内5个公共厕所,每一个公厕安排2人24小时看守,对上厕所的每一个人进和出两次消毒,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虽然这样十分繁琐。但是,在当下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管理方式。”顾华杰说,“通过和村民的沟通,这样的方式也缓解了村民心中对于病毒传播不确定因素的焦虑。”

此外,工作组出台的12条“最严公约”,严格消毒消杀,每天上下午各4次对村宅大环境大规模消杀。在转运相关人员之后,专业消杀队进楼道进房间消杀。每家每户分发一个喷壶和一瓶消毒片,指导村民自行随时消杀;在垃圾管理方面,村宅内清洁工每天2次道路清扫,4次垃圾清运,并做好生活垃圾消杀工作;部分点位发放塑料马桶、垃圾袋,防止粪便传播;下水道、污水道及时疏通并消杀等。

让熟悉村情的干部腾出双手

在工作组的牵头之下,几项原本村干部根本没精力做的事情又重新提上了议程。

“比如与村民的信息沟通,协调重点区域的消杀和垃圾的清运,给不愿转运离村的村民做思想工作……”顾华杰说,“村民的不配合源于对于未知的焦虑、恐慌和不解。明确人员分工细化后,基层干部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对老百姓做工作。”

在顾华杰看来,1000个人就有1000个家庭的故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如何让这些故事不再因为疫情变成“事故”,关键在于沟通。

让顾华杰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被封控在村宅内,父母则封控在自己所在社区中,不巧的是,这对老人相继确诊阳性,留下这个未成年孩子为密接,因为担心孩子,老人们坚持不肯前往方舱。为此,他前后联系了孩子的父母、所在社区和定点医院,一切安顿好后,这才成功劝说两位老人前往方舱。

“在工作组下沉之前,我们每一个村干部都是超负荷工作,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实在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顾华杰说,“工作组下沉后,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让我们坚持到了现在,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截至记者发稿前,江桥镇共计安排5个“拔点”工作组、32名区、镇两级下沉干部,先后深入五四村、星火村、富友嘉园、江桥二村和大宅风范城,与村居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一点一策”强力推进“两村三居”的拔点工作。

(来源:上海江桥)

(责编:唐小丽、轩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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