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此刻在书本上、建筑中看到的东西，完好地保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每逢节假日“打卡”者就成群结队的武康大楼，因国际品牌“快闪”而须排队进场的乌中菜场，作为上海客流测量“标尺”的外滩……上海从不缺引人注目的地标。互联网使其中一部分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而围绕“打卡点”产生的客流疏导、城市管理、区域历史深层次的解读，也开始引发人们思考。

这一过程中，一个细节容易被人忽略：这些地点之所以吸引人们前来，首要前提是其建筑和空间本身的特色，因为这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

10月16日下午举行的“汇讲坛”上，四位来自文学、艺术、建筑和电影领域的专家齐聚位于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的夏衍旧居，在这栋近年来向公众开放的新人文地标，讲述如何从上海丰富的历史建筑中，读懂这座城市。

先把房子修好

“在夏衍旧居，你摸着楼梯扶手，可以想象当年夏衍是否也这样摸着扶手在思考。”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沈晓明是夏衍旧居修复的总设计师。拥有另一个身份“文物责任设计师”的他，主要研究方向涵盖了文物及优秀历史建筑修缮保护设计、历史文化风貌区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建筑设计等。

在修缮夏衍旧居的过程中，他查阅大量资料找到了当时的建筑图纸，又通过研究周边同风格建筑的历史图纸、历史照片、咨询夏衍家人，逐渐还原了小楼中夏衍一家的生活面貌。开放后的夏衍旧居二楼卧室展厅，就还原了当时夏衍的生活景象，展示的家具也是夏衍在真实生活中使用过的物品。

建筑风格形态多样，是夏衍旧居所在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旧居所在的院子中，还有草婴书房、衡复艺术中心等主体建筑。沈晓明在制定设计修缮方案时没有急于动笔，而是首先从历史调研着手。

衡复艺术中心在修缮前，曾是徐汇区政协的办公地。再往前推移，这里曾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美生总会”的诞生地。于是，在修缮前期，大院里搭建的构筑物首先被全部拆除，通往院子后弄堂的区域则被打开，一片自然和人文的城市空间出现在人们眼前。紧接着是夏衍旧居花园以及衡复艺术中心的整体修缮，并确定了后者作为艺术文化活动举办地的主要功能定位。

点睛之笔则是草婴书房前的草坪，面积虽然不大，但结合书房外的门廊，形成了一片令人舒适惬意的互动空间。“整个区域的肌理通过物理空间的修缮被恢复了，这是建筑的魅力。”沈晓明说。

对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沈晓明总结了三点。“首先，修缮后的建筑一定是一座真正的历史建筑，因为历史建筑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性，如果人们到访后感觉不到历史，那修缮就失败了。”

第二是历史建筑周围需要有丰富的自然环境，因为建筑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建筑是硬件，但树木、花草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会记录它们看到、听到的一切。”沈晓明始终记得，夏衍旧居开放后，夏衍的儿子来到旧居花园，看到60多年前自己栽下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而建筑依旧，那份激动和感慨令旁人也为之动容。

第三是修缮后的建筑也要成为城市艺术、时尚、休闲和生活的空间。“历史建筑应该是能够开放、市民能感受的，否则建筑的文化、社会和艺术感染力就会下降，反而削弱了其历史价值。”

还原历史片段

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风景是人，但组成城市风貌的主体则是建筑群。

而对历史建筑来说，修缮工作具体要“复原”到哪一历史阶段，始终是须要探讨的问题。武康大楼、孙科别墅等优秀历史建筑，最终都选择恢复到其建成伊始，尽可能地还原邬达克设计建造这些作品之初的面貌。

在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看来，“阅读”建筑，尤其是历史建筑，“美”是首要前提。第二则须要引导人们阅读建筑中的人和事。第三反而是回归建筑本身，从建筑“凝固”的历史信息中，读出一个区域、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变迁。

“比如老洋房、石库门从独门独户变成‘72家房客’，背后就是深刻的时代变革和市民生活的演变。”

以夏衍旧居为例，虽然夏衍一家在乌鲁木齐南路生活的时间只有1949-1955年这6年不到的时间，但这段短暂的经历，结合当时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夏衍出生于1900年10月，1995年2月去世，人们称他为“世纪老人”，因为夏衍的一生都与整个20世纪重大的历史阶段同频共振。从青年时代五四运动爆发，到20世纪20年代官费留学至日本，结识郭沫若、戴季陶、参加革命，再到1927年回国加入中共地下党，夏衍在入党后一直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他于1935年完成的中国首部报告文学《包身工》，就是来自他长期参与群众工作所累积的生活经历。

“夏衍把自己主要的革命和文学创作生涯用一个个十年来概括，1927-1937年就被他称为自己的‘左联’十年。”王伟说。

而今，人们来到夏衍旧居参观其生平事迹展，在踏入展厅时可能尚不知晓，这位文化巨匠的活动领域涵盖了翻译、电影、戏剧、文学、文学理论等多个维度。中国第一部分镜头剧本影片《狂流》、第一部文学改编电影《春蚕》以及《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影片《风云儿女》，均由他担任编剧。

抗日战争时期，夏衍的身份还转换为了一名报人，参与创办了《救亡日报》《华商报》，并参与《新华日报》的工作，足迹遍布广州、桂林、香港、重庆，直至1949年5月来到上海，参与上海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开始在今天的乌鲁木齐南路178号居住。1955年，夏衍启程赴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

“今天我们到夏衍生活过的地方‘阅读’这栋建筑，不光是阅读老洋房本身，而是阅读曾经在建筑中生活过的人，以及‘人’身上发生过的事。”王伟说，把人和故事作为“社会阅读”的一部分，才能让今天上海所要推动的“建筑可阅读”从单纯地看建筑变成多维度的“学历史”。“阅读越深，越能感受到上海的底蕴，也越能发现这座城市让人喜爱的地方。”

阅读建筑才能读懂城市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配音演员狄菲菲来自河南郑州，但上世纪80年代末加入上海电影译制厂后，当时译制片厂所在的永嘉路383号，成为她人生中记忆最深刻的地标之一。

同一马路上的永嘉新村则令王伟印象深刻。上世纪70年代，他曾在这里上过小学，偶尔也会在附近的马路上转悠。然而，当时不仅是孩子，大人们也没有闲情雅致来欣赏城市的老建筑。“现在，人们已经有了心境，上海也开始挖掘老建筑的价值，拯救‘濒危’的建筑并且修旧如旧，这是历史建筑身上反映出的时代变化。”

画家黄石有关历史建筑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发生在他年轻时担任71路公交车售票员的时期。“当时我每天要路过外滩好几回，有一天突然看到一批工人拿着小榔头，开始一寸一寸地敲外滩建筑的花岗岩，从南苏州路一直敲到金陵东路……原来，他们是要把建筑外面涂刷的黑漆都剥掉，开始重新修缮这些老大楼，而且用最严格的标准。”

但在黄石看来，此刻的我们对历史建筑的认识，仍处在“初级阶段”。

以衡复风貌区分布最密集的老洋房为例，一方面，洋房的建筑和装饰细节非常考究，壁炉要用耐火砖铺设，壁炉上方要安装平台放置照片、钟表等摆件，一切都需要精雕细刻。另一方面，老洋房还要与周边环境相搭配，洋房与洋房之间也要形成良好的空间关联，不能你影响我的采光、我影响你的进出通道。

就连老洋房周围建筑的限高、绿化高度、花园绿地的分布也颇有讲究。“不到一定时间，周围不积累一定程度的环境特色，建筑就不会有‘历史味道’。”在黄石看来，建筑如同美术、音乐、文学，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不仅要“修房子”，还有对周边环境“察言观色”。

但在当下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完全恢复历史建筑昔日的周边氛围显然不太可能，唯有从建筑自身的功能入手进行活化利用。而建筑中“人”的活动，即建筑功能的“复原”或更新，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老洋房还是很新奇，因为洋房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消失了，不仅有‘72家房客’的关系，更关键的是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已经脱离百年前的方式。”以黑石公寓为例，今天人们统称为“客厅”的房间，当时则有家庭室（family room）、起居室（living room）等种类，前者为较私密的活动空间，后者为可对外待客的空间。“人们走进修缮后的老洋房，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这也是建筑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

对建筑修缮者来说，每一次修缮就是一次学习。2016年，沈晓明在完成徐汇区政府大院2号楼，即徐家汇大修道院旧址的修缮后，开始着手对徐汇全区的优秀历史建筑进行系统性调研。也正是这次调研让他充分意识到，唯有整区域的统筹考虑，上海市中心的历史街区才能真正激发出活力。

不久前，沈晓明刚刚参与了徐汇龙华塔前广场、龙华塔以及龙华寺的修缮设计，眼下正积极投身衡山宾馆即“毕卡第公寓”的修缮工作。“千年看龙华，百年看衡复，十年看滨江。”从1993年来到上海工作，在这位“资深新上海人”眼中，上海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可阅读”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常看常新”，总有惊喜。

“历史建筑修缮者的责任，就是把大家此刻在书本上、建筑中看到的东西，完好地保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经常去‘打卡’，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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