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个行业的首批高级职称获得者，三成在浦东

浦东的社会工作发展一直在上海名列前茅。截至2019年底，浦东新区有常住人口555.02万人，全区持证社工人数已达到每万人15名比例。

近期，上海有10位社会工作者通过评审，成为上海市首批高级社会工作师，其中有3名来自浦东的社会组织，他们分别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的胡如意、钱燕，以及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的许艳萍。其他7名中，也有不少是从浦东走向全市的社工人才。

做社工 我不后悔

2011年，许艳萍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毕业。当时，社工并不是许艳萍工作选择的“最优解”，很多同学都考了公务员，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成为一名社工。这与她此前的经历不无关系。

在学校时，她就师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朱眉华教授深入了解社会工作。毕业后，许艳萍加入了导师朱眉华担任理事长的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一直工作至今。“说起社工师事务所也有一个小故事。”许艳萍介绍，“当时都叫服务社，有老领导问，为什么会计、律师都有事务所，社工没有呢？于是，第一家社工师事务所就从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开始了，后续，各类社工师事务所就不断涌现了出来。”

许艳萍第一次接触社工实务，是在浦东的三林镇。那个时候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刚在三林落地，而她还是个本科生。“当时三林属于外来人口、拆迁人口的聚居区。”许艳萍还记得当时去的村名叫同济村，这个村子里，本地居民大多已经搬走，留下的空房暂时没有拆迁，都被低价出租给外来打工者。

许艳萍印象中的农村，都是恬淡美丽的田园风光。而来到同济村，她被颠覆了想象——村子属于半封闭状态、仅有一条路通往这个村子，房子里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居民区里到处都是垃圾，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公共设施几乎为零，两个公共厕所因无人维护而臭气熏天。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许艳萍在同济村整整服务了3年多。“它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许艳萍回忆，“这就需要社工来帮助解决村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当时，她申请了市级公益基金，为同济村的孩子们建立了一个公益图书室，募捐了大量书籍，添置了书柜、桌椅板凳，号召村里的全职妈妈担任志愿者管理场所。孩子们放学后就能在这里安心做作业。为了给外来务工子女补习英语，她还召集志愿者每周给孩子们上课，还编排舞台剧、情景剧等，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

随后，许艳萍还参与了潍坊单亲妈妈、三林外来媳妇等项目。在这些项目中，许艳萍逐渐感受到，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重新唤起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2010年开始，许艳萍和同事开始做救助社工，关注贫困家庭关系调适、家庭生活资源链接等服务。社工们特别关注到了贫困青少年群体，注重对他们未来梦想的启迪。

此次获评高级社会工作师，让许艳萍感慨万千。“高级社会工作师让我看到了工作的价值。”许艳萍说。在美国访学的日子浮现在她眼前。“那一学期，学校为自己安排了一学年的课程，非常忙碌但也很充实。”在美国，许艳萍看到了社工职业发展的全貌。“在美国，有走‘技术派’的顶尖社工治疗师，也可以走宏观政策部门的职业发展道路。”许艳萍说，“我不是说要为社工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这个经历让自己对这个行业充满了兴趣与热爱。选择社工这个职业，我不后悔。”

社工 叫好也要叫座

做过商务部公务员、大企业的高管，鲁梅2015年出任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时，她对社会工作的了解并不深刻。乐群社工服务社2003年在浦东成立，是国内第一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但正是这样一位“半路出道”的领导者，为乐群社工服务社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

乐群的起点很高——时任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马伊里亲自筹划组织的成立，首任理事长是知名社会学家吴铎，中国社科院专家杨团教授、中国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社工专家吴水丽、钱绮莲等专家也作为理事成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而社会各界对社工的期许也非常高。2015年时，正值“豆蔻年华”的乐群却面临着成长的烦恼。“社工普遍存在着自我价值感低、归属感低、收入低的困境，”鲁梅说，“当时行业人才流动性很大，很多项目也面临着危机。”

鲁梅决定“大刀阔斧”改革，让乐群能够不再过度依赖政府的“输血”。

首先是社工由“岗位制”向“项目制”转变。“此前的制度，让一些社工安于‘钱少事少离家近’的状态，”鲁梅说，“实行项目制后，一个社工可以对应几个项目，可以最大化地发挥社工的效能。在项目运营上，乐群不再仅限于浦东的一些政府项目，逐渐向浦西等外区拓展。”

企业运营出身的鲁梅，还从做战略开始，和社工们谈使命愿景、价值观、讲团结合作，让大家用同一种理念做事，用同一种价值观共事。鲁梅充分挖掘社工的潜力，采用双轨制人才培养计划，逐渐培养出了一批骨干人才，这里面，既有不同层级的管理人才，也有走专业方向的督导人才。

与此同时，乐群社工服务社梳理总结了以往的各大项目，形成了完备的工作指南手册，并以此制作了大量培训课件。这对新进人员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年轻社工可以迅速得到成长，而对于社工服务社来说，也能在短时间内培养一个合格的社工人才。

鲁梅对服务采购方也提出了要求。“以往实行岗位制时，项目的费用基本只覆盖了人工费。项目制实行后，我们不仅要求人工费的占比，还要覆盖其他的管理费等费用。”鲁梅说，“费用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用来培养员工，提升员工的能力、加强组织的管理，并开发新的项目。只有社会组织本身发展壮大了，社工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现如今，乐群社工服务社虽然已经走出了先前的困境，但又将面临新的挑战，乐群也不断地在危机与挑战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目前乐群有员工60多名，其中，近六成员工是持证的专业社工。每年服务社承接项目金额超过千万，项目数也在50个以上。“我们服务社非常鼓励员工提升自我，不同级别的持证社工在薪酬上都有所反映。”鲁梅说。

职业评价体系完善社工发展路径

社工，到底是干什么的？社区工作者是社工吗？“社区工作者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工作者。”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胡如意表示，“但是社区工作者中，不少人持有国家级社工证书。在浦东，社会工作者分布在社区、社会组织和部分事业单位中。”

社会工作者是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技术人员，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胡如意回忆，社工在浦东最早的探索，始于1997年。浦东率先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引进了36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充实到浦东的街道和事业机关等相关工作岗位。这个探索，为浦东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9年12月，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

“20多年前，很多人从浦西拆迁过来，住到还是农村的浦东。老百姓的心理落差有点大。与此同时，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也涌入浦东。浦西居民、土著居民、外来人口……这些人在浦东产生了大量社会议题。当时政府就发觉，老百姓需要能够纾困解难、联结资源的社工。”胡如意说，浦东除了经济蓬勃发展之外，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浦东社工正是沿着浦东的发展路线一起成长的。”

“在‘十四五’规划中，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再次被提及。”胡如意说，“这对社工行业来说，是机遇、压力与挑战并存的。”在胡如意看来，高级社工师职称的评定，提升了社工专业能力的彰显度。“这张证书的颁发，让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认识到了高级社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这张证书也助推了相关部门，在人力资源体系中为社工设立高级别人才岗位，充分发挥其作用和价值。”胡如意说，“我们同样也希望，高级职称的评定能够引发更多人对社工这个职业的关注。因为营造一个扶弱济困、互助友爱、自治共治、共享共建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来源：浦东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