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兩個現象

今天，關於我國城市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敏銳的觀察家觀察到兩個現象。

一個現象是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環首都貧困帶”。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而環繞北京的150公裡范圍內，卻分布著25個貧困縣，200多萬貧困人口。25個貧困縣的人均GDP不足北京四分之一，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不足北京十分之一。十多年過后，這個發展鴻溝仍然存在。

另一個現象則是長三角地區“富鄰居”現象。2020年長三角地區擁有全國百強縣46個，百強城市22個，萬億GDP城市8個，無錫、南京、蘇州等城市人均GDP甚至超過中心城市上海。

穿透表象向下看，這兩個區域有完全不同的城市產業分工結構。環首都帶內，北京的主導產業是金融、信息技術、科技服務、汽車、人工智能、醫藥健康等，唐山的四大支柱產業是鋼鐵、煤炭、水泥、陶瓷，保定的核心產業是機械、紡織、化工、建材，廊坊的核心產業是冶金、食品、家具制造。2018年，京津冀三地，35%的集成電路企業，50%的科技服務企業，60%的人工智能企業，都集中在北京。可以看出，北京和周邊城市產業契合度不高，產業結構存在相當程度的斷裂。

長三角地區則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可能除了金融，長三角其他重要城市與上海的產業有高度一致性。集成電路產業，上海有優勢，但無錫、蘇州、南京、合肥等四個城市也名列全國集成電路十強。醫藥制造、汽車制造是上海的核心產業，但長三角半數城市都將這兩個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產業。在長三角地區，許多城市的產業結構都已經進化到比較高級的形態，與作為中心城市的上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請讀者注意，筆者這裡用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同質化。長三角城市的產業分工，雖然表面看——從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看，似乎存在同質化問題。其實，長三角各城市產業雖屬於同一門類，但並沒有嚴重的產能過剩、惡性競爭，原因就在於長三角城市在產業鏈的垂直一體化上形成了高效的協同，包括研發-產業化的協同、整機-零配件的協同、生產-展示-銷售的協同、制造-服務的協同，許多產品和服務在長三角不同城市節點間發生著高頻互動的緊密鏈接，大家一起分享高能級產業的價值紅利。

長三角城市的普遍富裕，隻能從長三角城市產業普遍的高級化中尋找答案。應當注意到，這樣的局面不是天然的。改革開放初期，上海與周邊城市，同樣也存在相當大的發展落差。長三角地區各城市產業升級能夠發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當中有每個城市自身的努力，有長三角地區獨特的經濟地理和文化因素，有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但必須指出，在一個城市群和都市圈中，每個城市產業發展升級都不是孤立進行的。上述兩種現象的鮮明對比充分說明，作為中心城市的上海這些年來一定是做了什麼，也一定是做對了什麼，才促成了長三角地區“富鄰居”現象。

02 產業與分工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宗明義寫道：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分工是產業形成的基礎和關鍵，講產業必須講到分工。分工，既包括生產不同產品的水平分工，又包括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上下游垂直分工。分工的細化和深化，催生了產業，構成了產業鏈，形成了產業生態系統。

我們要研究的是，城市之間尤其是處於同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城市之間，產業分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中心城市在區域產業布局形成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如果這種作用的確存在的話？這樣的作用具有什麼樣的表現形式和發生機理？

我們要論証的是，在長三角區域產業布局形成中，上海作為中心城市發揮著重要的組織作用。毫無疑問，在促進長三角區域產業布局演化形成的諸多因素中，市場機制是最主要的機制，跨區域的資本投資，大公司的跨區域生產布局，現代化生產中大量存在的中間品貿易，是決定產業分工體系的最主要力量。事實上，我們是從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的維度上來談論“組織作用”的。“組織作用”只是許多因素綜合發揮作用中的一種，決不能作隨意的夸大。我們使用“組織”這個字眼，是對“輻射帶動”這個抽象概念作出的具象化表達。

為說清楚下面所要講的問題，這裡有必要簡要談論一下產業和分工的問題。

03 桑塔納、特斯拉和大飛機

桑塔納項目，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為振興汽車工業引進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項目，這個項目一舉改變了我國汽車工業的面貌並影響至今——對此存有疑義的讀者可以聯系當年蘇聯拉達轎車和今日俄羅斯汽車工業現狀，自行腦補。

1978年，桑塔納項目落戶上海嘉定。1983年，第一台以全散件形成進口組裝的桑塔納汽車下線。1986年，桑塔納開始了國產化步伐。從產業形成的角度看國產化過程，必須注意兩點。

其一，當時的上海主政者提出，桑塔納不要搞“上海牌”，而要搞“中華牌”。意即不只是在上海搞，而是放眼全國，全國招標、擇優選點。最終的結果是，桑塔納35%的縱向配套由上海大眾自己解決，65%的橫向配套由上海大眾以外的協作廠來解決。

其二，上海為支持協作廠發展真的是不遺余力。當時每賣出一台桑塔納，就提出2.8萬元利潤，組建了累計金額幾十億元的基金，用於扶持配件生產企業。同時，指導協作廠按照德國標准進行生產。因為這兩點，桑塔納的國產化，就為我國轎車工業打造了一個完整的產業共同體。今天的福耀玻璃、揚州亞普、寧波華翔、寧波均勝都受益於桑塔納共同體全方位的支持——訂單支持、技術支持、資金支持。再到后來，浙江吉利造車成功，安徽奇瑞和江蘇東風悅達起亞的發展，也都是得益於當年桑塔納共同體打下的良好產業基礎。

2017年，特斯拉超級工廠落戶上海臨港，時隔一年項目正式投產。如果說桑塔納項目助推了全國特別是長三角轎車工業的起步，那麼特斯拉項目則在新的起點上助推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汽車加速起飛。特斯拉落地，提供汽車電子的，是寧波華翔﹔提供傳感器的，是寧波均勝﹔提供主電池的，是寧德時代和LG化學在溧陽、南京的新建工廠﹔特斯拉推動了像激光雷達、毫米波雷達等關鍵部件的研發攻關。誰都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特斯拉項目的落地產生了強烈的鯰魚效應，攪動了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格局，刺激了本土自主品牌和造車新勢力的加快發展。蔚來在合肥建立生產中心，威馬在浙江建立工廠，華為在上海建立智能駕駛研發中心，恆大汽車落戶上海。特斯拉帶來的旋風，使得長三角地區迅速成為新能源汽車、智能網聯汽車的高地。

2008年，中國商飛成立。2009年，C919大型飛機立項。2017年，首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客機C919在浦東機場成功首飛。很多人置喙：商飛落戶上海是國家支持的結果。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上海在民用飛機研發上有著長期的積累，上海飛機設計研究所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致力於民用飛機研發設計，曾經設計過運10飛機，完成過支線飛機ARJ21的設計。更重要的是，C919不是上海一家獨享，而是全國產業共同體模式的新版。江西洪都航空和中航昌河，陝西的西飛，四川的成飛，東北的沈飛、哈飛都是重要的零部件供應商。筆者還想強調，商飛的落地，刺激了長三角一些城市飛機制造業零的突破，鎮江、常州、鹽城、合肥等城市圍繞大飛機項目積極展開布局。2009年鎮江啟動建設航空航天產業園，投資百億元，現有十多家大飛機協作配套重點企業。大飛機零部件有幾百萬個，需要龐大的配套產業集群為之服務——美國有4萬家航空工業配套企業。隨著大飛機投入商用，長三角飛機制造產業正蓄勢待發。

由此可見，在重大項目跨區域協同配套中，上海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其他城市相關產業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在長三角區域產業分工格局的形成中的確扮演了組織者的作用。桑塔納、特斯拉、大飛機的故事不是個案。類似的故事還有滬東中華造船廠對長三角造船工業的輻射帶動，上海電氣對長三角電氣工業發展的推動，中國寶武集團對長三角鋼鐵工業轉型升級的促進。

“肥水不流外人田”，這是幾千年封建經濟流傳下來的意識殘余。今天，依然還有人信奉“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庸俗哲學。

可喜的是，近現代以來歷經開放潮流滌蕩洗禮的上海，沒有沾染上這樣的落后習氣。遙想當年，誰都知道桑塔納配套是一個巨大的蛋糕，上海從沒打算自個兒一口吞下、讓其全部留在本地，而是堅持全國配套、帶動全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難得的胸襟和格局。一直以來，在周邊城市之間，上海並沒有筑起高壩，把水攔住。上海也沒有按上一道攔網，讓自己吃肉、別人喝湯。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周邊許多城市整齊地喊出了“對接上海、接軌上海”的口號，他們都曾經從開放包容的上海那裡得到過實惠，他們於是都選擇相信上海、依靠上海。當然，上海也從周邊城市的發展壯大中得到充分的反哺和滋養。這正是所謂“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04 超越梯度轉移

任何產業總是根據資源要素的變化動態決定自己的分布。當一地的優勢不再，資源要素成本上升到可以對沖重置成本時，產業便從該地轉移出去，這便是經濟學上的產業梯度轉移現象。產業梯度轉移，對轉入地而言，確實帶來了項目、稅收和就業，一度受到普遍歡迎。但是，現在人們也越來越認識到產業梯度轉移帶來的弊端，如果過度依賴梯度轉移，將造成轉入地產業的低端鎖定。

不可否認，上海與周邊區域之間也有產業梯度轉移。但與眾不同的是，上海的產業轉移既遵從了梯度轉移的規律，又超越了梯度轉移的一般邏輯。正是由於這種超越，不但避免了產業低端鎖定的弊端，而且促進了長三角區域各城市在承接產業轉移中不斷實現升級改造。

上海的產業轉移，不是單向的轉出，而是雙向的互動。聯合利華是國際日化品巨頭——其前身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上海的中國肥皂有限公司。1986年，聯合利華再次回到中國，在上海成立合資公司——上海利華有限公司。2002年，聯合利華關閉了在上海的7個工廠，生產體遷入合肥，此舉使其綜合成本降低42%，而合肥則利用聯合利華的品牌效應，擴大了引進外資規模。2009年，聯合利華再回上海，在滬設立全球第六個研發中心，這提升了上海的研發實力，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合肥生產體的產品線，實現了研發和產業化的良性互動。

上海的產業轉移，不是簡單的平移，而是全新的再造。上海轉移出的產業，不止是機器的搬家和廠房的遷建。在砸錠減產之后，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在江蘇大豐找到新家。在大豐上海紡織產業園內，採用了一大批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綠色化的先進制造設備，以大豐優質棉產地為起點，形成了從棉花到成衣的一條龍，形成了國家級紡織產業和產品的開發基地。大豐的上海紡織產業園，與上海原有的紡織產業比，是包括了技術、資本、品牌的全方位提升，是一種全新的再造。

上海的產業轉移，不是被動甩掉包袱，而是主動讓出空間。很多時候中心城市甚至不需要轉移產能，隻要主動讓出賽道，就更能促進周邊城市發展。歷史上，上海曾經是我國紡織工業的重鎮。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壯士斷腕，將紡織工業從250萬錠壓到5萬錠，從而給周邊城市紡織工業騰出了發展空間。從90年代起，海門的家紡市場發展起來了，吳江的紡織面料發展起來了，寧波的成衣、杭州的女裝、常州的羽絨服、桐鄉的羊毛衫、海寧的皮革城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2010年前后，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上海提出減少“四個依賴”，其中之一就是減少對重化工業的依賴，上海開始主動壓縮高橋石化、金山石化的產能，取消新建項目，直到今天產能壓縮仍在持續，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浙江寧波開始實施3500萬噸煉化一體化項目。還有，今天寧波港能夠成為全球貨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客觀上也與上海港專注於集裝箱而逐步放棄干散貨和原油有關。

今天，上海向長三角城市的產業轉移，已經從傳統產業擴散到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從傳統國企擴展到民營企業、跨國公司，從先進制造業擴展到現代服務業。這種轉移已經不再帶有“梯度”的痕跡，“走出去的”、“留下來的”不再有涇渭分明的高下之分——這正是“梯度”的本義。

現實比理論精彩一百倍。今天長三角已經跳出了教科書上的理論窠臼，上演著全新的實踐。在轉移中轉化，在轉化中賦能，在賦能中共贏，是上海超越產業梯度轉移的嶄新邏輯。上海的產業轉移從梯度出發，並最終消滅了梯度，有效避免了地區間的產業鴻溝和發展落差。今天的上海與周邊城市圍繞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正進行著日益密切的動態優化，這是“梯度轉移”的新實踐。

05 G60科創走廊

舊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是美國創新經濟最負盛名的兩個區域。相比之硅谷，波士頓128公路更是跨區域創新聯動的成功典范。近年來，伴隨著創新向都市回歸的浪潮，波士頓128公路經過短暫沉寂后再度繁榮。

當前的上海，正連同周邊城市一起，探索屬於長三角自己的創新廊道，這就是G60科創走廊。2016年，上海鬆江提出建設G60鬆江創新走廊﹔2017年，擴大為滬嘉杭G60科創走廊﹔2018年，G60科創走廊又加寫了“一撇”，這就是從鬆江到合肥的高鐵，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構成一個“人”字型，使G60科創走廊擴容為九城市。2021年，G60科創走廊寫入國家“十四五”規劃。

在這片7.62萬平方公裡土地上，聚集著全國十六分之一的市場主體、十分之一的高新技術企業、五分之一的科創板上市公司，貢獻全國了十五分之一的經濟總量和十二分之一的地方財政收入。廊道經濟超越了行政區經濟，沿著走廊，大企業更加科學地布局產業鏈，產學研更加高效地結合，研發和產業化更加精准地對接。貫穿走廊的高鐵高速，如同大樹的樹干，當養分從根部經樹干向上輸送時，每個節點和分叉都能獲取養分、自在生長。

G60科創走廊是上海著眼於區域產業合作的全新探索。過去，中心城市的作用發揮，總是脫不開雁陣模型，總是帶著由高到低、由中心到邊緣的痕跡。科創走廊則不同，它消滅了距離，它把走廊鏈接起來的城市放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它使節點上的每個城市都可以直接接入上海，借助上海的優勢實現發展的高位切入。

近期，處於九城市中最末端的浙江金華，在上海建設了跨區域產業協同創新中心——金華（上海）人才大廈，這本質上是金華在上海的“反向飛地”。依托這個中心，金華可以運用上海人才資源豐富和科技資源密集的優勢，直接在上海孵化創新項目，然后在金華產業化落地。

目前，G60科創走廊才剛剛起步，我們相信，未來它必將成為上海在區域產業發展中發揮組織作用的又一個生動寫照。

06 開放包容的平台

2018年11月，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辦。

意大利萊奧納多集團的故事耐人尋味。這家公司在進博會上展示的一款AW189型直升機，以2億元人民幣的價值成為全場最貴的焦點產品。很多人在圍觀，很多人在下單，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浙江平湖出手了。萊奧納多集團早就有意進入前景廣闊的中國市場，浙江又正在大力發展通用航空產業，雙方一拍即合。

半年時間后，萊奧納多與上海正陽合資的中意直升機生產項目落戶張江長三角科技城平湖園——這個園區的名字頗有含義，項目總投資128億元，包括總裝生產線、試驗廠房、機庫、展示展銷中心、維修服務中心、航材物流中心、通航機場等。

項目開工當天，浙江省省長出席了儀式，高興地揮動鐵鍬鏟土奠基。據浙江方面的介紹，這個重大項目的落地，還將帶動飛機起落架、飛機輪胎等許多配套產業、配套項目，一條完整的通用航空制造產業鏈呼之欲出。

對任何一家孜孜以求於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地方政府來說，這類高技術裝備制造的優質項目，足以讓其垂涎欲滴，與這樣的項目失之交臂，足以讓其捶胸頓足。據說，平湖引進萊奧納多集團，確實令上海方面艷羨不已。但故事還沒有完。在2020年第三屆進博會開幕的幾天前，傳來消息，首架在平湖試生產的意大利萊奧納多AW139型直升機完成了試飛。這又給那些曾經與這個項目擦肩而過的地方政府們心頭添了一道傷痕。

回過味的地方政府們坐不住了：原來進博會不僅是展商品、銷商品，而且還可以談項目吶！於是各地政府踴躍組團參會，招商大軍紛紛出動。樂購仕是日本一家家電連鎖零售企業，按說這樣的業態國內並不稀缺。但在2019年第二屆進博會上，該公司會見了70多個地方政府，19個地方政府向其發出到當地投資發展的邀請。要知道進博會也就5天時間，這意味著平均每天要會見14家，平均每小時要會見2家。

進博會落在上海，上海把展品變成了商品，把參展商變成了投資商。進博會從側重於進口的展會，變成了國際採購、投資促進、人文交流、開放合作的平台。作為進博會永久舉辦地的上海，通過這個平台，把中外各方組織起來，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對接，推動了區域產業的發展升級。

進博會只是一個縮影。今天，許多地方在上海定期舉辦招商洽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招商團隊常駐上海，他們奔走於上海張江、漕河涇等知名園區，他們穿梭於陸家嘴、外灘等摩天大樓之間，他們流連於在滬舉辦的陸家嘴論壇、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浦江論壇等每個重要活動現場，他們對滬上知名和不知名企業了如指掌、如數家珍。他們把中意的項目介紹到他們的家鄉，他們之間的競爭是激烈的，但每每他們都能斬獲頗豐。同時，還有許多地方在滬舉辦名特優產品展銷會，使一個個曾經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產品，包括農產品、消費品、工藝品、文創產品等，進入上海大市場。他們相信，能在上海大碼頭打開市場，進入其他地方還成問題嘛！許多產品在上海打開了銷路、形成了規模、變成了產業，其中也譜寫了對口支援脫貧攻堅的動人故事。

上海是源頭，是碼頭，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大平台。上海主政者說，上海的使命就是服務，就是發揮經濟中心城市和改革開放前沿的優勢，為各地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提供服務，使其他地方借助上海的平台、網絡和通道，更好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參與全球價值的分配。誠如斯言。

07 數字時代的新邏輯

數字時代，上海在區域產業發展中的組織作用發生分叉。一方面，延續既往的作用機理，上海繼續為其他地區提供、輸出產業項目——具有更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項目。另一方面，上海率先探索產業發展的新模式，探索技術的新應用，從而孕育並定義新的產業，引發模仿和跟隨，最終將新產業在更廣地域范圍內推廣開去。以下四個案例最具說服力。

洋山深水港四期碼頭，在全球港口行業首次實現全業務自動化和核心業務智能化。四期項目率先攻克了無人設備全域感知技術、創建了流程和數據雙驅動的信息交互平台、構建了智能作業管控系統，使得配載一艘船舶時間從4小時縮短到15分鐘，使得軌道吊操作人員從108名減少到7名，使得生產效率提高了113%，使得單體碼頭吞吐能力提高50%。如今洋山港四期的模式和技術，已經在國內外14個港口中得到全部或部分的應用。完全可以說，洋山港四期定義了全球自動化碼頭的未來。

2015年成立於上海的拼多多，以下沉市場為切入口，在激烈的競爭中開辟了電商的新藍海，實現了迅速崛起。由於拼多多的成功，傳統的電商巨頭紛紛進軍三四線城市，一時間小城青年、小鎮青年的喜怒哀樂成為電商巨頭關注的重點，這進一步提高了電商的滲透率，也提高了中國數字經濟的滲透率。今天，拼多多又開始影響制造環節，它正在試圖通過自己的平台，幫助加工企業、代工企業創造自有品牌，幫助中小制造企業提高產品附加值。完全可以說，拼多多是許多新模式的引領者。

誕生於上海的盒馬鮮生，改寫了傳統的超市。曾幾何時，生鮮產品的配送，始終打破不了24小時的魔咒，因為冷鏈倉庫必須修建在城市郊區，因為生鮮配送必須使用箱式冷藏貨車，因為城市某些區域貨車禁行。而盒馬鮮生，用社區配送、騎手、冰袋包裝的組合，就打破了這一魔咒，實現了30分鐘送達的目標。今天，從商品篩選、支付系統、店面展陳、數據分析、購物體驗等各個方面看，盒馬鮮生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新零售。盒馬的模式，從上海起步，走向全國各個大中城市。

上海的嗶哩嗶哩，是二次元的聖地，是我國動畫視頻分享頭部企業。筆者感興趣的是，它培養了一個虛擬明星偶像——洛天依。依托VR技術，洛天依連續多年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演藝中心舉辦演唱會，票價與一線明星藝人不相上下，而且萬人演唱會一票難求，這開創了文創IP開發的全新模式。據統計，我國喜愛二次元的人群高達3.5億，而且大部分都是95后、00后，隨著他們未來成為消費的主力，那麼這樣的文化消費，前景不可限量。完全可以說，嗶哩嗶哩是虛擬偶像模式的開創者。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難以一一枚舉。筆者要說的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使螃蟹成為了大家認可的美味，使養螃蟹成為賺錢的產業，這就是探索的經濟意義。在數字時代，上海率先探索應用場景，率先開展技術印証，率先形成並定義新興產業。上海自身也有足夠的技術、人才和生產生活的復雜性，使得這類嘗試成為可能。新的嘗試一旦在上海成功，也就獲得了最好的認可，向其他地區的復制推廣就有了最可靠的背書，這是本文所述組織作用在數字時代的新邏輯。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上海的創新，總是能夠很快在長三角周邊城市找到它相似的身影。筆者認為，這是數字時代周邊城市能夠始終緊跟上海步伐而從未被落下的根本原因。

行文至此，作一小結。嚴格地說，談上海對區域產業發展的組織作用，應當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行走在蘇南、浙北城市鄉村的上海“星期日工程師”，他們是那個時候上海推動長三角產業升級的自發力量。

從那之后，本文所述組織作用，適應時代變化不斷發展，表現為多種形式和多種方式：有像桑塔納那樣的產業共同體，有超越產業梯度轉移理論的產業轉移，有突破雁陣模型的廊道經濟，有依托開放平台的全球各方對接，還有數字經濟時代的新邏輯——對新模式新技術的探索、應用和定義。

筆者深知，實際生活遠比筆者理解和掌握的要豐富得多，筆者的梳理肯定不能窮盡已經發生的精彩現實，當然也更難以預見未來還將發生的諸多可能。

2018年，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明確上海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發揮龍頭帶動作用。這是對上海過去作用的肯定，更是對未來上海發揮更大作用的期許。

2020年，上海提出，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造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這是新的願景，也是上海發揮“組織作用”的更高定位。

未來的精彩值得所有人期待。

（來源：前灘綜研 海不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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