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好自己和儿子的行李在家等待转运时，赵梦“竟然感到了一丝‘悲壮’”——5天后，上海中考即将举行，儿子耀耀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场大考。全家人为了这场考试准备良久，却在临考前突然接到通知：因为耀耀的同班同学小美确诊了新冠肺炎，全班同学和老师作为密接人员，必须去酒店集中隔离一周，直至中考结束。

毕业班时间宝贵，一旁的耀耀还在上网课。平常上课，同学们总会在课堂上@老师，提问题、交作业，而此时，发言板上接连出现@老师的留言却变成了：“***申请下线，将被转运。”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气氛逐渐蔓延，最后被这些留言击穿。赵梦隔着屏幕听见，有家长啜泣的声音。

老师停止讲课，说：“我的转运车还没有来，只要我还没被转运走，我就会在直播间坚守到最后一刻，陪着大家。”

一场疫情，让上海的2022届初三和高三毕业生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夏，上海的中考和高考也受疫情影响，延期一个月举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想到，自己在种种变化和挑战中闯关通过后，大考前的“临门一脚”又突遭变数：有的班级像耀耀所在的班级一样，因为有学生确诊新冠，考前一周全班被集中隔离；有的班级因为被判定为次密接，家长无法送考，开考前跟着转运车跟了一路；有的学生在高考前夜接到通知，第二天要临时更换考场；有的学生经历了考场里只有自己一人的高考……

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在大考结束铃声响起的那一刻，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三年中学时光和2022年上海疫情下备考数月的甘苦，终于画上句号。一场疫情下的特殊考试，更让经过这场洗礼的孩子们明白，人生的挑战才刚刚开场。“人生的路太长了，任何波折都会碰到。就像这场考试。”家长何平说。

延迟一月的考试。   雷册渊 摄

考前一周，全班集中隔离

真实的焦虑是从中考的前两周开始的。

6月底，普陀区出现新一轮疫情，让毕业班家长们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按计划，考前一周，初三的孩子是要去学校上课的。但7月4日晚上，老师在群里通知，第二天改为线上上课。我们就很紧张了，担心疫情影响中考。”赵梦回忆，“7月5日下午，更坏的消息传来——学校有‘阳’（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了。过了半个小时，方方又告诉我，阳性孩子就在我儿子班里。”

赵梦的儿子耀耀是普陀区一所初中的初三学生，好友方方的儿子俊俊也在同一所学校读初三，和耀耀分属不同的班级。大考前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她们的神经。因为初三学生每天上午都要在学校做一次核酸，7月4日学校出现核酸结果异常，病例经过复核、流调后确诊。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方方从街道得知了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赵梦。

“家长肯定‘崩溃’了啊。学校再三强调，毕业班学生要‘学校—家里’两点一线，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为什么那个孩子还去夜店？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家长？”方方说，电话里，一向斯文的赵梦飙了好几句脏话。

晚上8点后，耀耀班的家长群“炸”了。陆续有家长接到疾控的电话，说孩子是密接者，要转运隔离，甚至有的转运车已经开到了楼下。“我们接到了不同街道的电话，孩子要被送去不同的酒店隔离，而且不能有家长陪同。但考前几天那么关键，孩子在酒店吃不好怎么办？谁给他们洗衣服？课本和资料都在学校怎么办？”赵梦说。有家长拉了个没有老师的家长群商量对策，这还是三年来的第一次。

“大家都说，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家长们有人打电话申诉、有人写投诉信、有人复印复习资料……”“统一战线”后的家长，给老师发去信息：“孩子的人生只有一次，不可以重来。我们所有家长都竭尽所能了，希望学校也尽力。”

第二天上午，学校召开线上家长会。校长告诉大家，学校连夜启动了应急预案，经过一个通宵的努力协调，争取到班里40个孩子和9个老师可以去同一个酒店集中隔离，每个孩子有一位家长陪同，学校还会派专人为孩子们送去复习资料，保障大家隔离期间的各种需求。

“虽然很多人说，风雨之后见彩虹。但‘风雨’真正来临的时候，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轻松。”赵梦说。

考生由专车送入考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疫情同样波及到了方方儿子所在的班级。由于确诊女生小美和俊俊班里及另一个班的3个女生一起吃过饭，所以这2个班的同学也均被判为次密接人员，需要在家隔离。孩子们中考的考场也从常规考场转到应急隔离考点，家长不能送考。

7月8日下午是俊俊的最后一堂线上课，方方推开儿子房门时，惊讶地发现他正在哭，“哭得很伤心，眼泪鼻涕都在脸上”。儿子长大后，很少这样哭过，这让方方十分紧张，“是不是挨批评了？”俊俊不说话，只让妈妈出去。

后来方方才知道，那堂课的末尾，每位任课老师都上线，来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别。“老师哭了，很多小孩子也哭了，大家非常不舍。”方方说，“此前小朋友们都想好了，毕业典礼要表演哪些节目，要怎么跟老师和同学告别。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方方给儿子准备的“战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突然更换的考场

当中考的孩子们还在经历疫情带来的各种变故时，比他们年长3岁的高考生们正在考场上，书写着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考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想到，自己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为疫情改变赶考的轨迹。

高考前，张枫崟家附近突然出现了新冠阳性病例，因为担心小区封闭管理影响考试，张枫崟和妈妈前往考场附近提前订好的酒店备考。可两人还没走远，就收到了小区有阳性病例、被划为高风险地区的消息。她们不敢回小区，又不确定是否会变更考场，只好在家附近的酒店住下等消息，张枫崟的父亲则在家里负责跟社区、学校沟通。

按照规定，张枫崟要到隔离考点考试，并由疾控部门的专车接送，父母不能送考，两场考试的间隙她也不能离开考点。

“其实我刚得知这个消息时，只是有点遗憾。但考完看到新闻，大家都有父母和老师送考、接考，还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张枫崟说。

7月7日早晨7点，担心堵车的司机提前到达张枫崟入住的酒店接她。20分钟后，张枫崟走进了位于市北职高的考点。迎接她的是站在门口的两位穿着防护服的“大白”老师。他们一人领着张枫崟上楼，一人拿着消毒水喷壶跟着她喷了一路。“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就很认真地执行防疫要求。当时我回头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很可爱。”张枫崟笑着说。

但她没有想到，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因为这个临时启用的隔离考点只有她和另外一名考生，所以她得到了单人考场的“殊荣”。偌大的教室空空荡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两位监考老师的注视之下，加上高考本身的压力，让张枫崟手心冒汗，十分紧张。

好在开考前，一位老师告诉她，如果空调热了或冷了，可以及时让他们调节。原本一句稀松平常的提示，在这个被疫情升级的严肃氛围里，让张枫崟备感温暖，“好像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紫竹园中学隔离考场，只有一位高考考生。   赖鑫琳 摄

今年，上海全市共有约5万名考生参加高考，19个考区，共设105个考点，2200多个考场。“针对届时考生可能出现的尚在集中隔离治疗或核酸异常等特殊情况，会专设应急考点、集中隔离考点，设置不同类型专用考场，提前组建闭环转运队伍，确保‘应考尽考’。”在两个月前的新冠疫情发布会上，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如是说。

“应考尽考”成为本次疫情下考试工作安排的“指挥棒”，更是保障考生考试权益和家长们的“定心丸”，但疫情对考生和家长带来的影响却在所难免。

在张枫崟走进考场的同一天，西南位育中学门外，刚刚送完儿子的芮刚终于可以坐回车里休息片刻。由于到得早，他抢到了校门正对面的车位。“变动太临时了，我们没有提前踩点，又怕路上堵车，就早早出发了。9点开考，我们7点20分就到了。”天气炎热，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浸湿了衬衣。

芮刚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教书育人几十年，送毕业生参加高考对他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可偏偏今年轮到自己儿子考试，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前一天下午4点左右，芮刚接到街道通知，他所在的小区因为有密接人员，成了管控小区。他立刻向儿子的学校上海中学报备，学校启动了应急预案。

一开始，学校和街道的说法都是孩子可以正常考试。晚些时候，芮刚又接到电话说，儿子只能由疾控的车接送，家长不能送考。挂了电话，芮刚看出，一向沉稳内敛的儿子情绪有些波动。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高中老师，他深知考生考前心态平稳的重要性，立刻安慰儿子：“专车接送参加高考，你以后又多了一个吹牛的资本，多好！”

后面的电话沟通，芮刚刻意避开了儿子，只挑一些轻松的事情告诉他。儿子不知道的是，直到高考前一晚9点，才确定考场从华理附中变为西南位育中学，并且家长可以点对点接送。

“这孩子一向很稳，没让我们操什么心，考前的这次小波折，我们也尽量把对他的影响降到最小。”儿子的成绩在上海中学一直名列前茅，进考场前，芮刚只对他说：“问题不大，正常发挥就好。”

西南位育中学考点门口，停满了送考家长的车。按照规定，他们可以点对点接送孩子。   雷册渊 摄

疫情下的中学时光

疫情的影响，远不止考前这些令人措手不及的“变故”。

5月7日，上海宣布，本市高考和中考均推迟一个月举行。考试倒计时突然加了30天，“临上战场的将士们”心情复杂。

“其实大多数师生对考试延期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当时的疫情形势显然不允许如期高考。”陈然是杨浦区一所市重点高中的政治老师，今年刚好带高三毕业班。在得知高考延期后，她的第一感受却是“身心俱疲”。“战线拖得太长，累了。每个人心里都希望延期，但没人希望延期这么长。就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学生们会有，老师也会有。”

6月6日，高三复课，有更多改变需要适应。重回校园的陈然这样描述临考前一个月的日常：

每天早上8点前，师生凭24小时核酸证明和抗原检测阴性结果入校，在门口完成“数字哨兵”打卡。作为班主任，自己每天进校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统计学生人数、缺勤状况和核酸结果，向学校汇报。8点半前，各班班主任需带领本班学生完成一次统一的核酸检测，并测量体温。

中午，食堂阿姨会把饭菜送到每个班的教室门口。在此间隙，还会有专人再为师生测量体温，做到“早午各一次，每日两检”。

课间休息也有调整，从原本的10分钟改为15分钟，老师们也达成了“交叉下课”的默契，避免同学们在厕所或走廊聚集。

下午4点放学，班主任统一带队离校。这时，高三的学生们就像幼儿园孩子放学一样，排着队离开学校，任何人不能在校园内逗留。

挑战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新教材和考试题型的变化。今年，上海高考语文、数学、政治等学科的考试内容和题型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有的调整还很大，“最后两周冲刺期，对老师的教学经验也是一场大考。”陈然说，“老师们也要做回学生，和同学们一起适应变化。”

其实，这样的适应，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就已经开始了。疫情三年，中学三年，这届毕业生的初中或高中时光与疫情改变的世界重叠。不仅是最后一考，就连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宅家上网课、没有春秋游和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在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下，每天都是考验。考验你接受信息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一位高三毕业生说，“怎么安排时间？怎么做决策？这些是必须要经历的嘛，对以后的生活肯定是有帮助的。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公平的。”

“不可否认的是，网课是一把双刃剑，会让好的学生更好，差的学生更差。最后拼的就是自律。”有24年教龄的陈然这样总结。

新的教学形式，让勤学好问的学生能够随时向老师抛出问题，老师展示板书也变得容易，“相当于每位同学都坐在了教室最好的位置上。”但没有了实体课堂的约束，学生走神或打瞌睡的现象可能会更加频繁，“有的学生也会很自然地认为，有了录屏功能，就可以不用专心听讲了。”

即便这样，陈然上课时仍不会强制要求打开摄像头。一是因为开视频会让人分心；另一方面，“学生们是很注意形象的，疫情期间有的人两个月没有理发，他们有选择不开摄像头的权利。”

因为长时间的网上授课，加上要在屏幕上批改作业，陈然觉得自己的视力退化很快。但她没有选择。此外，她在课上让学生回答问题的次数也少了。有的人网络不好，有的人没连耳麦……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虽然一个人耽误的时间不多，但每个人都耽误一点，这节课就没时间了。高三的时间多宝贵呐！”

考试有曲折，人生也一样

西南位育中学门口，在距离芮刚的车几个车位之外的车里，是更晚接到通知的何平。他正坐在后座看书，用父亲的方式默默陪伴着考场中的女儿。他说，7月6日晚上10点多他们才接到通知，说第二天要更换考点。不过，后来的沟通过程和应急措施还算顺畅，影响不大。

“遇到了就积极应对，其实这个过程和结果我们都能接受。我女儿也知道，人生的路太长了，任何波折都会碰到，就像这次考试。”何平说。

高考生芄屿家的小区在考前成了高风险地区，她的考场也换成了离家20公里以外的吴迅中学。没有提前踩点、没有老师送考、没有朝夕相伴的同学相互打气，让她有种偏离既定轨道的不安全感。父母的陪伴带给她安慰。他们为她准备好了午饭，放在保温桶里，一家三口中午就在车里简单吃饭和休息，“爸妈在身边更加安心”。

高考结束那晚，是毕业生们期盼已久的“疯狂一夜”，芄屿家的小区迎来了新一轮的“7+3”封闭管理。她看着朋友圈里同学们更新的坐标、晒出的照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五味杂陈，交织着喜悦与遗憾。

“我的高考结束得没有实感，就像我的高中生活一样。”回望大家在“云端”隔屏相望的那些日子，芄屿觉得错失了很多——班里那些来不及熟识的同学、高二那年取消的学农和社会考察、搁浅的毕业旅行……“但总归都熬过来了。”芄屿转念一想，“人生的新阶段也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吗？”

许多人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为疫情改变赶考的轨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高考生们结束大考时，中考的孩子和家长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和冲刺。

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一晚，耀耀班的家长群又“骚动”了几次。酒店条件有限，网速跟不上40个孩子同时上网课；出发前说好的单独隔离，等到了酒店才发现还有别的密接人员，有家长惊呼“对面开门不戴口罩！”；断水、空调不制冷；下午4点半送餐，学习到夜里十一二点的孩子肚子会饿……好在，后来问题一一得到了妥善解决。

在家的时候，赵梦习惯了每晚带耀耀下楼在小区里散散步，放松一下。但在酒店房间，只能“当几天哑巴”，儿子上网课的时候她“不敢发声音，像做贼一样，甚至不敢走动，一动就会影响他”。

赵梦和一同在酒店隔离的家长无法送考，只能在窗口拍下孩子们出发的身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方方则在为送考的事情担心。按照规定，虽然次密接孩子的家长无须隔离，但他们仍要由疾控车辆接送考，家长不能送考。

“旗开得胜”的“战袍”不能穿了、仪式感的东西不能搞了，再想想备考几个月的酸甜苦辣：父亲每天早上5点就去菜场买菜，因为那时人最少；在家里做了20多年的钟点工阿姨，每天上门都要出示核酸证明；单位领导体谅，减少了自己的外出任务；邻居送来唐宫的鸽子，预祝儿子展翅高飞……方方默默背着儿子哭了好几次，但面对儿子时，她总是笑的。因为俊俊的乐观让她觉得宽慰：“同学阳了就阳了呗，不就是换个考点和不能送考吗？有什么好紧张的？”

开考这天，方方和老公开着车跟在儿子的车后，一路“送”他进了考场。她还发了个朋友圈：“红码加身，没有准考证，也没有最爱的老师和家长送考，换了考场，又怎样？第一次的人生大考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没有挫折怎会高飞！”

考场外，零星有几位老人守着，是不跟孩子同住、未被隔离的祖辈。滚滚热浪里，一位阿公隔着栅栏，摸清了“一班在这里考，六班的孩子从这里出来”。孩子们每考完一科走出考场，他都会寻找外孙的身影，“叫他一声，让他知道外面有人等他，也是一种精神力量”。

隔离考点外，一位坚持陪考的阿公，摸清了“一班在这里考，六班的孩子从这里出来”。   雷册渊 摄

学校党委书记杨光也来送考了两天。她总会提前很久出现在考点大门口，穿着红色旗袍，背一个米色文化袋，向每一辆驶进考场的车招手。

7月12日下午3点40分，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疫情下的三年中学时光和人生大考同时落下帷幕，杨光对身边家长说了三个字：“尽力了。”

过了一会，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都尽力了。”送考生的车相继驶出，杨光向每一辆使劲招手，车里的孩子们也热情回应。她的身子愈发前倾，挥手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最后比出“V”的手势，大声叫道：“好咯！终于胜利咯！”

中考结束，早早等在考点外的学校书记杨光向毕业生们比出“V”的胜利手势。   雷册渊 摄

（应受访者要求，除张枫崟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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