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冲破敌人封锁，加强领导和联系各地党组织和红色区域，开始了秘密电台的筹建工作。1928年10月，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时任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的李强同志，以淞沪无线电学校教授为职业掩护，自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同时，原在法南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沈川也从“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结业。为了顺利建立秘密电台，党组织又从各地选调了近十名青年党员学习收发报。在白色恐怖之下，李强同志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一个一个上门去教。第一个学生是黄尚英，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原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一些电台业务。此后参加学习的有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人。为了保密，学员很少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但有时为了防止房东怀疑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信件来往，只得自己写信从外面投寄到住处。

通过细致的筹备工作，1929年秋，以李强和张沈川为骨干的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在上海公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诞生。尽管第一部电台机器很笨重，功率只有50瓦，但在白色恐怖下，对中国共产党的通讯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也极为重视这个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由于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这部密码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豪密”。据传，国民党密码破译第一干将黄季弼曾苦苦钻研中共密电，却发现根本无法下手。据黄季弼说，当时中共采用的是被称为“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不给对手分析的机会。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在上海，周恩来亲自保管密码本，亲自翻译电报。如果他有重要事情不在，就由邓颖超翻译，“豪密”也由于保密性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主要的电台密码之一，一直到国民党败亡，这套密码始终未被破译。

在当时的上海，要运作秘密电台并不容易。电台架设在上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使用时，还得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里，再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屋脊上。秘密电台的建立，主要目的是试验装置和练习通报。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往往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进行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再和别的业余台通报。短暂时间后，就要把天线撤掉。电台还收抄柏林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

为了开通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李强和黄尚英把收发报机藏在行李中，下船时每件行李付2元小费，关卡未予检查，顺利地把无线电器材安全带进了九龙。这个电台设在九龙弥敦道某小街一栋房子的四楼上，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姓卢的交通负责管理，由黄尚英和一名朝鲜同志任报务员。1930年1月，沪港成功通讯，拉开了中共利用无线电远距离通讯工作的序幕。第一条划破夜空的重要消息，就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取得成功。

当时上海的国民党特务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冯玉祥、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都先后被侦破。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每天夜晚人来人往，人员很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决定另选台址。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西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2、中共地下秘密电台旧址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派资深的老无线电人员涂作潮来上海筹建电台，接着又派田保洪为报务员，来上海负责同延安的电报通讯。1937年8月，上海办事处改为公开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电台由秘书长刘少文领导，报务工作也由从延安调来的李白负责。

根据组织的安排，秘密电台一开始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子，房屋的主人单志伊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同情革命，为人正直，同李克农家是世交，“四·一二”事变时曾经保护过李克农，他的儿子单惠民是个医生。组织上认为由这个家庭作掩护，对设立电台比较有利。

李白住进贝勒路148号，为了隐蔽，他把收发报机装在两只皮箱里，白天同主人家里的皮箱混在一起，到晚上十一点后，再拎上三楼，关紧门窗，挂上双层深色窗帘，换上5瓦灯泡，在灯泡周围蒙上一块黑布，然后把机器打开，开始收发报。为了安全，他把电台的功率从50瓦改为15瓦，因为上海与延安距离遥远，电台功率改小后信号更加微弱，为了能够清晰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李白每次都工作到凌晨4点。通过电台，李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的配备情况、侵略动向、国民党军队的防御情况等，同时也传递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为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组织上专门调来在丝绸厂做工的青年党员裘兰芬与李白做假夫妻，以作掩护，并协助他工作。李白和裘兰芬（此时已改名裘慧英）以“夫妻”名义，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村18号住下，开展秘密电台工作。

1940年冬天，党组织为了让李白学会自己装修电台，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楼下开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作掩护，由擅长修理的涂作潮出面当老板，李白做账房，还调来一位青年党员作“伙计”。电台设在三楼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阁楼里，李白夜里发报，白天就跟着涂作潮学习机务技术。1942年7月，天气炎热，组织上考虑到小阁楼的温度太高，又将电台转移到福履理路台拉斯脱路（今建国西路太原路）口福禄村10号。

然而，秘密电台迁址后的两个月，不幸被日军侦破，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被捕。在狱中，李白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做生意发商业情报的。当时此类私人电台在上海确实不少，加上敌特认为李白电台的功率不具备同延安发报的能力，同时党组织也请党外人士设法营救，李白遂于1943年6月被保释出狱。1944年11月，李白受命来到浙江淳安，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利用敌台为党进行秘密通信工作。

3、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点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不幸被国民党特务侦破。3月17日深夜，当电台收发报的同志像往常一样在小楼里收发报时，十几个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当时在负责电台的秦鸿钧同志镇静地迅速拆毁机器、烧掉电文，但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国民党特务对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同志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但这些勇敢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至死也不愿泄漏任何党的机密。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逼近上海，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进行着垂死挣扎。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毛森收到蒋介石的守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政治嫌疑犯。

1949年5月7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派兵对浦东戚家庙一带实行戒严。乡民们预感到大祸即将降临，纷纷躲避，在屋内观看外面的动静。凌晨1时，一辆辆汽车疾驰而来，只见囚车的门猛然打开，从车上推下十几个人。他们深沉地唱着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步步从容地走向刑场，使行刑的士兵惊恐不已，一时不敢开枪。特务们只得自己动手，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杨竹泉、郑显芝、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严庚初、焦伯荣等12位烈士杀害，并就地掩埋。

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李白等十二烈士的遗骸迁至虹桥公墓，后又迁龙华烈士陵园，并在烈士牺牲处（现严桥乡张楼村戚家庙北100米处）树立“李白十二烈士万古长青”的标志，以示纪念。浦东新区成立后，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将世纪大道浦电路口东南侧绿化地定为李白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点。2002年，又将其迁至现世纪公园2号门内的小山坡上，同时竖立了区级文物保护地点的保护碑。

4、李白烈士故居

李白烈士故居位于上海市黄渡路107弄15号，是李白同志在上海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李白原名李华初，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年仅15岁的李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又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并进入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毕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李白于1937年10月前往上海，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李白同志曾于1942年和1948年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捕，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加上党组织及时营救，最终获释。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时分，家住虹口区黄渡路107弄（原亚细亚里）15号的三层洋房里李白正在聚精会神地发报。突然，楼下响起了急促地脚步声。察觉到情况不对，裘慧英立即抱着儿子转移到邻居家，李白发完电报后迅速销毁了电报底稿和密码本，又把收发报机还原成一台普通地收音机，并把拆下来地零件放在一堆废弃地零件当中。刚处理完现场，一群凶神恶煞地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他们一摸收音机还是热的，便盘问李白：“你在干什么？”李白从容答道：“我睡不着，在听电台节目。”特务们翻箱倒柜地搜查，发现了李白拆下地收发报机地零件。就这样，李白再次被捕。

被捕之后，李白先是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几个月后被转移到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在狱中，他遭受着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自来水、辣椒水，拔手指甲，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未吐露一个字。在上海即将被解放之际，国民党特务将李白同志残忍地杀害。

为了表达对李白烈士的敬仰和怀念之情。1985年11月1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李白烈士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7年5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题写了馆名。以后故居又相继成为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上海市邮电管理局、虹口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2003年3月被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3月又与“左联”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史料陈列展等一起被列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

5、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391弄（原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根据地被封锁，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络十分困难。于是，党中央决定秘密筹建自己的无线电台，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

1930年9月，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的一栋楼房里成立，由顾顺章、李强负责，张沈川、吴克坚、涂作潮等人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学员共有16名。为了掩人耳目，训练班门口挂出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学生们平时穿工作服，对外自称工人，教职员对外则自称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出于保密的需要，训练班内的纪律非常严格。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地处闹市区，人流量大。但“工厂”内既没有轰鸣的机器声，也不见电器原料进入，更不见产品出厂。时间一长，这些反常现象引起了法租界侦探的注意。1930年12月17日，正当学员们在训练班里聚精会神地学习时，房门突然被踢开，6名巡捕一拥而入，将在场的20余名教师与学员全部逮捕。这20余人被移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后，受尽了严刑拷打和威胁引诱，但没有人泄漏党的任何机密。

敌人尽管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好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7人被判刑9年10个月，3人被判刑6年6个月；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意为要大家听党的话。

训练班被破坏后，李强等同志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

6、秦鸿钧新新里秘密电台遗址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1911年生于山东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6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秦鸿钧在家乡同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南以及本村的贺伯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地下斗争。

1936年，党组织派秦鸿钧去苏联学习通讯技术。当时组织上交给他一张地图，要他按照地图所指示的路线越过国境线前往苏联。那时东北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秦鸿钧历尽艰辛，战胜了各种困难才越过边境，到达苏联境内。1937年底，秦鸿钧学成回国。党根据城市工作的需要，派他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直接联系。1939年，党组织派秦鸿钧到哈尔滨开展工作。

1940年，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调秦鸿钧回上海建立电台。秦鸿钧同夫人韩慧如在上海瑞金二路409弄（原中正南二路新新里）315号一幢旧式房子的二楼上，安装了秘密电台。经过多次周折，调整频率，终于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取得了联系，使华中解放区与当时敌人最大的占领区上海，架起了一条空中桥梁。秦鸿钧以失业者的身份负责报务，他的妻子韩慧如以教师身份为掩护，负责地下交通。为了隐蔽，楼板的缝隙用纸糊住，天窗和灯都用厚厚的布遮盖起来。夏天小阁楼里酷暑难熬，冬天透过屋顶瓦缝袭来刺骨寒风，秦鸿钧在这样的环境中收发报，为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量情报。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的电台终因使用时间过长被敌人侦破。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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