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与红色文化研讨会在沪举行 

5月21日，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解放日报》副书记周智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等数位党史专家济济一堂，专题讨论《觉醒年代》与红色文化。此次活动由上海江南书院、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德健思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主办。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演讲的题目是“《觉醒年代》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熊月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他认为《觉醒时代》这部电视剧首先是反应时代特征上的真实。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对侵略；反动派的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压迫，这两大矛盾在这部优秀的电视剧中得到了全面展现。《觉醒时代》从1840年到1920年的时代特征反映的恰当和到位。熊月之认为至少有四次觉醒，但每次觉醒的情况都是不同的。第一次觉醒不是在鸦片战争，40年代之后我们酣睡依旧，我们国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时代影响，第一次觉醒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烧，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次觉醒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二次觉醒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第一次被日本人打败了，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了公车上书，有了戊戌变法，这次觉醒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沉沦；第三次觉醒是在义和团运动之中，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此后有了清末新政，有了孙中山所讲的革命风潮兴起，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共和体制也没有拯救困难中的中国；第四次觉醒也就是《觉醒年代》所讲的觉醒。袁世凯窃夺总统大位之后，军阀混战，中华民国治下的人民生活还要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中国再次觉醒。新政废除了八股考试，年轻人开始读新书、出国留学，使得这次觉醒的主体与之前很不同，最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前一次觉醒是后一次觉醒的铺垫，后一次觉醒是前一次觉醒的升华。南陈北李，这批北京大学的教授，为何提出作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呼声与实践？是苦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发生的。

《觉醒年代》表现的时代刻画真实、历史人物真实、思想演变过程真实、人物之间关系真实。陈独秀作为那个年代最核心的人物之一，电视剧体现得非常切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成就了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一定会造成很深远的社会影响。

《解放日报》副书记周智强发言认为，这部电视剧最大成功是激发了当代许多年轻人对100年前那个时代的关注和兴趣。历史真实、文本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三重性的。觉醒是怎么发生的，与近代中国巨大的苦难有直接关联的。觉醒年代是个演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几代中国人思想成果、政治成果、文化成果的集大成者。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刻的探索，不断试错，路都走不通，就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先进的中国人明白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助中国的真理和办法。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演变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命运从此不同。没有觉醒年代，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近代中国的伟大转折。为了我们要为了这个初心和使命继续奋斗，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未来的必然发展。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认为“唯有真实才能永恒”。拍摄以建党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历来是一件因严肃而困难、既讲艺术又要真实的艰苦工作。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在时间界限上，上起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下到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创立中国共产党，展现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党的诞生这段时期的澎湃往事，在还原人物真相和追求历史真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觉醒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有读者发现，甚至为真实反映当时的场景，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粒纽扣都是力求真实。而对于各种人物的人物性格，也是力求贴近真实。对于主角陈独秀，虽然在身高外形上与演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气质上却较为接近。甚至一些语言台词的运用，尤其是演说用语，都尽可能运用陈独秀的遗文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讲述了建党之前的陈独秀和上海的关系。“南陈北李”中的南、北之别，不仅是陈、李两人籍贯，更加指向的是他们俩人活动主要所在的城市，一处是上海，一处是北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城市品格不同，生活氛围迥异，近代中国的“双城记”也是百年回望革命岁月，深入理解时代伟人的另一个绝佳路径。陈独秀与上海，这一人一城之间的关联，是一个陈独秀本人与学界先贤都谈论不多的专题，在《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有了恰如其分的展示。徐涛讨论了陈独秀在建党之前与上海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认为陈独秀有着三段关键的上海生活的经历：1905年前，还是康梁信徒的陈独秀对上海多是一种想象，也曾短暂来沪尝试办报；1915年、1916年间，是陈氏不忘办报创刊之初心与定居上海的时期；1920年后，他携《新青年》南下，展开建党大业。这三段上海经历，也伴随着陈独秀思想从有教无类，到敬告青年，再到启发劳工、动员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每一次华丽跳跃的最佳舞台。从陈独秀的个人思想演变亦可窥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