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手中 上海“小渔村”的误解被逐步改变

　　3月20日，三星堆新发现的祭祀坑第一次向外界揭开面纱，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也是3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文物，内心说不出的震撼。

　　在2000公里外的上海，上海大学东区十号楼三楼实验室里，一批学者正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对三星堆送来的样本做遗物成分分析、植硅体鉴定、微生物监测……

　　这是三星堆考古中的上海力量。

　　曾几何时，上海博物馆考古组的第一批考古人，为了改变上海“无古可考”的传统观念，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遍了郊县和村落，揭示了上海的成陆年代和古海岸线，随着马桥、崧泽等一处处遗址的发掘，上海古文化遗址的空间格局被逐渐勾画出来，这片土地的历史也被改写。

　　时至今日，上海的考古力量出现在全国多地的考古发掘现场，还远赴斯里兰卡。在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上海考古不仅走向全国，更走到海外。

　　被改写的上海历史

　　繁华的都市，能考什么古？

　　许多人对上海历史的印象是从近代开始的。上海绝大部分地区成陆较晚，古人的活动轨迹不多，而且上海地处平原，地下水位高，地下遗存较难保存，连业界人士也一度认为上海地区无古可考。

　　上海博物馆建馆初期，没有设立考古组。但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杨宽极力主张，“一个大的博物馆应该设立考古部门。”1954年，上博派当时在保管部征集组工作的黄宣佩参加第三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他担任组长的上博考古组在1956年宣告成立。这支考古队从此承担起上海地区田野发掘及考古研究工作，直到2019年，上博一直是上海市唯一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

　　考古组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在上海境内寻找古文化遗址。“在上海考古史上，马桥是值得记下的一页。”上博考古研究部原主任宋建先参与了马桥遗址考古发掘，他回忆，1958年至1960年，考古队对马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被认为是上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马桥遗址的发掘，让上海地区的历史追溯到了4000多年前。”

　　一方面以古遗址的分布规律，结合志书的记载，进行古遗址调查；另一方面也通过举办展览，介绍文物知识，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上博考古队伍在上海地区逐渐调查发现了崧泽、福泉山、金山坟、柘林、果园村、广富林和亭林等20余处遗址。

　　业界评价上海考古“周期性出成果”。在上博副馆长陈杰看来，这是上海第一代考古人打下的基础：“他们根据工作计划，在一个阶段聚焦于关键性遗址，解决重点学术或者历史问题，逐渐在全国站住脚。”陈杰表示，这是上海考古的特色之一：“上海的考古目标明确，一个时间段要解决什么问题，有清晰设想，形成重点课题。”

　　以青龙镇为例，2010年，上博考古研究部首次对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2012年第二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代铸造作坊、房屋基址等多种遗迹，出土可复原器物2000多件；从2014年到2015年，基本摸清了青龙镇的市镇布局；2016年，找到青龙镇曾经的地标性建筑隆平寺塔……“我们现在只发掘了四百分之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陈杰说。

　　在上海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小渔村”的误解正逐步被改变。

　　考古不是挖宝

　　3月，青浦区通波塘两岸草长莺飞。从青龙镇遗址考古工作站出发，沿着岸边向北步行，很快就走到了一片油菜花田。如果不是靠着“青龙镇遗址”石碑提示，很难想到这处看似寻常的田地下面，竟埋着文献记载中的隆平寺塔，青龙镇遗址就分布在通波塘两岸，南北长约3公里。

　　青龙镇考古最早的线索来自1988年。当年，青浦区白鹤镇建了一个砖厂，要开掘一条支流方便运输，发现数口水井，捞出多件唐代长沙窑的执壶。“提示我们这里的唐宋遗址可能埋藏较好。”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王建文告诉记者，考古前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文献查找和走访调查。

　　王建文和同事们在文献中找到记载，青龙镇曾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现场调查也发现，这里地面基本都是农田，没有被大型基建破坏过，还残留了少量地面遗迹。在考古人员眼中，一块石头、一个土包、当地居民的记忆，都是有价值的线索。

　　在如同侦探查案一般的调查基础上，考古队建立了青龙镇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并将遗址划分为150个大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每个大区再分为边长2米至5米不等的探方。接着，他们沿通波塘两岸多处区域进行小规模的试探性发掘。王建文说，这样的选择绝非随意：“江南市镇基本都是沿河分布的，近河区域的文化堆积非常丰富。”

　　几乎每个探方和探沟下面都挖出了文化层——诸如水井、墓葬、房屋等人类活动遗迹和瓷器、炭屑等人类生活遗物。“这次发掘有很大的收获，给了我们信心。”

　　考古是一项高强度工作。2016年9月9日，发掘隆平寺地宫当天，王建文早早就起床了。地宫位于隆平寺塔基塔心室夯土层木梁结构下方，挖到2米多深时发现两根宽度约60厘米、保存完好的交叉木梁，将空间分成4个象限，他只能猫腰在4个象限里活动。

　　地宫上面有9层覆砖，每揭一块，就要编号记录，每开一层，都要画图照相留档。发掘过程不可逆，必须做好每一步记录。一层一层往下，烦琐的发掘工作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半夜。中间王建文只吃了一次盒饭，上了一次厕所，其余时间全蹲在木梁下。

　　到了半夜，当最后一层覆石被移除，地宫的内部结构和文物终于出现在眼前时，现场掌声雷动。王建文想站起来，却发现腿已经完全麻了。

　　如今，青龙镇遗址考古工作站设在白鹤镇塘湾村的一幢三层楼房里。两间宿舍，八间库房，厨卫、办公设施一应俱全，每个走道都安装了监控，确保库房内的文物安然无恙。

　　科技考古新探索

　　王建文还记得，2009年在广富林发掘时，建筑施工队就在隔壁打桩。为了得到一张鸟瞰全貌的图，当时的领队陈杰等到下午4点建筑工人离开之后，爬到打桩机上拍照。打桩机是现场的制高点，没有任何防护，陈杰爬下来才发现全身蹭满了机油。

　　如今，无人机几乎成了每个考古发掘现场的必备工具。在青龙镇遗址考古工作站，王建文骄傲地向记者展示各种高科技设备：无人机，电子旋转探测仪，RTK（实时动态）测量仪器……每一样都非常“能打”。

　　“中国现在的考古技术完全不落后于国外，上海的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在全国是一流的。”上海考古技术走在全国前列，与上海城市区位息息相关。一次，在一个考古发掘现场，王建文发现一件文物暂时无法打开，需要了解内部结构。很快，一台便携式光谱仪送到了现场。然而扫描后发现其内部还有夹层，这台仪器无法透视。随后，另一台灵敏度更高的移动仪器送到。“上海聚集了很多科技企业总部，这让我们需要仪器时能很方便地找到。”

　　不仅仅是考古设备在更新。2017年9月23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这是复旦双一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也是全国首家科技考古研究院。

　　而在此之前，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发展规划，在复旦大学考古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教授那里修改了13稿，才提交校方。在他看来，这是复旦考古学领域的全新开拓。

　　若要往前追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复旦大学就已经将自然科学技术介入考古研究中。最初的研究对象，是一件珍藏在上海博物馆中的西汉透光镜。镜面光亮可照人，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这面铜镜背面凸起的花纹和“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竟可反射到墙壁上。

　　“为什么会透光？”中外科学家多次推测探索，古镜透光仍是未解之谜。

　　上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由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光学系、上海交通大学铸工教研组、上海科技协会和上海仪表铸锻厂等单位的教师、考古工作者、科研人员和工人组成了上海“西汉透光镜”试验研究小组，对透光镜进行模拟研究，摸清了原理。

　　经过数百次试验，以李郁芬教授为代表的复旦大学的教师们首先用热处理的方法，复制出了具有透光现象的铜镜。这算是复旦大学在科技考古领域做出的第一步探索。

　　而今，科技考古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更广的领域。2020年7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董宁宁带领两位博士生去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她们与从石城子遗址出土的1.6万块动物骨骼相伴了一个月，将遗迹的单位、地层、编号、发掘时间等基本信息记录下来，按照动物种属分类，再按照身体部位分开每种动物的骨骼，在此基础上，就骨骼的部位、保存状况、风化情况、人工痕迹等项目一一做判断，记录数据……

　　细致的分类和鉴定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实验室里，她们要通过这些动物骨骼，去深入追寻两汉时期城址居民的戍边生活，一探千年以前发生的经济转型。董宁宁说：“动物考古考察的对象是动物，但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和人有关的信息。”

　　致力于古DNA研究的副研究员文少卿的研究场所，则多在实验室。从2015年起，他所在的团队对遗骸DNA检测技术做了针对性的改进，帮助鉴定抗日战争中英烈遗骸的身份，建立起一个国家英魂DNA数据库，帮助寻找英烈在世的亲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古DNA研究团队充分利用古DNA的探针捕获技术，开发设计了高效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捕获测序试剂盒。

　　今天，复旦科技考古研究院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环境考古、稳定同位素、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考古、古DNA等实验室和资料库，研究领域也涉及考古学理论、“一带一路”考古、环境考古、生物考古、陶瓷考古等多方面，其中，“一带一路”考古和陶瓷考古被列入复旦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在陆建松看来，未来的考古人，应该从单纯的田野考古发掘走向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从传统考古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要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公共知识的传播和利用，以史鉴今，服务当代，启迪后人。

　　“把历史激活”

　　当然，上海考古人的视野，也绝不仅仅停留在本地。

　　2019年7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十余人组成的团队赶赴甘肃省天水市，与天水博物馆合作，对天水市师赵村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也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获得考古发掘资质后，第一次走出上海。

　　从炎炎夏日一直到寒冬，这支队伍一待就是5个月，从勘探之初确定的2800平方米，到最后3400平方米的实际发掘面积，复旦的考古队员们，在这片已经经历过十余次发掘的遗址上，又发现了5500年前仰韶文化晚期为主的房址、陶窑、墓葬等遗迹约400处，可修复的陶器200多件，各类装饰品和工具近400件，这些遗迹和遗物，对研究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西戎文化及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重要考古研究课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上海考古“走出去”，一直走到了海外。2017年，上博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上博考古研究部对上海青龙镇遗址的发掘，证实青龙镇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地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港口，追寻这样的足迹，斯里兰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一环。

　　随后，上博4名研究人员前往斯里兰卡展开前期调查。海外联合考古面临种种挑战：当地光是常用语言，就有僧伽罗语、泰米尔语、阿拉伯语三种。

　　王建文记得，因为当地的战乱毁坏了部分遗迹，第一次去连确定发掘的阿莱皮蒂都险些没找到。“我们调查的时候一直贴着水边走，后来得知遗址离海边至少还有150米。”开始全面发掘以后，有一天，一路考古队开车往北调查，连干粮都没带，以为沿途会有商店。谁知现场荒无人烟，最后终于找到一户人家，讨着一点手抓饭，用叶子盛着就吃，渴了就爬到树上摘椰子。

　　从2018年8月6日到9月14日，上博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联合考古队对阿莱皮蒂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重点发掘：遗址共发掘92.4平方米，土样全部用3毫米的筛子过筛，对绝大部分的遗物进行了三维坐标的测定，每层的遗物都进行了三维建模与绘图。

　　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来自中国的瓷片超过600片。这些瓷片多产于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初期，相当于北宋后期。海外的考古发掘，佐证了国内的历史研究。上博陶瓷研究专家陆明华记得，当时发现了9片耀州窑青瓷碗残片，它们底部不同，说明至少属于三件器物。他说：“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以广东、福建居多，耀州窑位于陕西省境内，这也说明历史上北方窑厂的重要性。”

　　发掘完成并不意味着结束。新一轮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还没开始，王建文每周要去青龙镇考古工作站两次，整理文物、归纳成果，为撰写报告和接下来的工作做准备。当记者询问王建文“印象最深的是哪件文物”时，他直接否定了这个问题。

　　考古不是挖宝——这是上博考古研究部的共识。对于王建文这样的考古队员来说，考古绝不等于“将文物挖出来”，也绝不仅关注文物本身。“考古更关注的是‘环境’，所以不仅文物本身，包括文物发掘时所处的位置、周围的土壤，都要关注——这相当于一件文物的生命史。我们希望传递给公众的是这件器物涵盖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王建文说，有些信息有意义，有些没有，但是没有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这几年里，上博考古研究部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与研究报告，也策划了许多展览，普及城市历史。“考古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文物发掘出来，而是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成果。”陈杰等诸多上海考古工作者相信，城市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也是有温度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历史激活，让它们鲜活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