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回望大师谢希德：一生所求惟报国

2021年3月19日，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谢希德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复旦大学举办了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大师在上海”谢希德百年诞辰纪念展开展。原创剧作《谢希德》演出、祭扫仪式等致敬活动亦同时举行。

谢希德去世于2000年3月。当年2月24日，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众议员柯特·韦尔登提议，美国国会用这面国旗，向为中美交流做出特殊贡献的“Madam Xie”致敬——不久，这面旗专程送到华东医院谢希德病床边，如今则出现在她的百年诞辰纪念展。

谢希德的同事、学生至今说起她的故事，一样满怀温情与敬意。

“再过50年，跟谢先生接触过的人也不在了，但谢先生还在那里。”她的一位学生说。

谢希德和学生们在校园里边走边聊

当年，她像一只大雁振翅飞回祖国

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有一间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间。斑驳的木椅、泛黄的日历、尘封的打字机……这是老校长谢希德先生生前使用的办公室，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

今春，83岁的物理学教授叶令再次踏入这里，许多鲜活的画面历历在目。

“谢先生以前经常站在这里打字，给学生写推荐信。”

“她觉得我们办公室太挤，就拿些椅子拼好，让我在她这里午休，她自己就在沙发上靠一靠。”

“当了校长，她每天清早还会先到这里，处理完科研，再走到校长办公室……”

叶令眼角泛起泪光。“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接触下来，又会觉得她非常容易接近。”

她第一次见到谢希德，是在大学三年级的150人固体物理大课。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别人不一样，她穿着整齐的西装裙，且仪态端庄，口齿清楚、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国门闭锁的年代，学术一流，且优雅出众，“海归”谢希德与众不同。

新中国成立，她冲破重重阻力、辗转回国。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宣布，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内地。1951秋，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谢希德，回国心意坚定，未婚夫曹天钦同时在英取得博士学位，她筹划以赴英完婚的理由脱身。1952年5月，二人在英国团聚，乘“广州号”客轮到香港，再经深圳，坐火车到上海。

1947年，谢希德摄于上海沪江大学

纪念展上，杨振宁的一段文字引人注目，记述了谢希德父亲的物理贡献，透露因为她的回国，父女两人再未相见。后来与杨振宁谈话，她说：“父亲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遗憾深埋在心底。直到晚年，回忆当年回国，谢希德记忆清晰：“一到深圳，感觉就到了家，轻松了许多。这趟回国路走得不容易。车站里奏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由得欢快、激昂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她是中国半导体研究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开拓者

在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初回国的谢希德教授，几门课程在国内都没有相应教材，她亲自编写讲义，每隔一两周发给学生。课程教完，一本本兼具系统性、理论性、实用性的教材就诞生了。对学生，这些不仅是教材，更是科研中时常翻阅的重要参考书籍。

1956年，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黄昆任主任，复旦谢希德任副主任。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个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200多位半导体专业人才，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主要发源地。黄、谢二人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也成为我国该学科奠基之作。

回到复旦，谢希德马不停蹄与半导体教研组为本科生开出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全套半导体专业课，1956年创办的复旦半导体专业取得“开门红”。

1978年，谢希德在复旦大学作表面物理学术报告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基于对国际研究动态的高度关注，谢希德在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郑重提出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很快，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八个研究室。55岁的谢希德作为学科带头人，每天忙于筹建新专业、组建新团队，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当初选择发展表面物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谢希德学生、曾担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侯晓远教授解释，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表面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作用日益重要。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扮演学科开拓者角色，从固体物理到表面物理，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二维凝聚态到低维凝聚态。

“科学领域前沿方向，谢先生总是把握得很准。”叶令认为，谢先生稳重平和，极有条理，但又是急性子，一旦想做一件事，绝不拖拉，“两种性格在她身上完美统一。”

为学生打印推荐信

她是严师也是慈母，常牺牲午休为学生写推荐信

1956年，谢希德开始招收研究生，几十年里培养出数十位博士、硕士。即便当了校长，也始终坚持教学育人。

谢先生是出了名的严格。1982年，侯晓远作为研究生修读谢希德开设的“群论”，期末考试“遭遇”高难度试卷，从上午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也考了六七个小时，最晚交卷的甚至拖过了晚饭饭点。

侯晓远博士论文完成后，反复修改且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把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都手写，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最后专门请朋友誊写了才提交。谢希德在评语中逐一指出抄写错误，批注“越抄越错”。这四个字，他终身难忘。

但谢希德又有如慈母。叶令曾在她推荐下到美国西北大学访学，收到家信，说谢先生上门探望。“她对我父亲说，你闺女不能侍奉，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与学生们交流

为鼓励学生出国交流，谢希德常牺牲午休写推荐信。信都是详细了解学生特点后亲自撰写，从不请人代劳，在学生中誉为典范。担任校长的几年里，她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每年送走一百多位学生。

1994年底，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爽快答应写推荐信。不料正逢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提出，可以让其他老师代写，或自己写初稿、谢先生签个名就好。她却不答应，在丈夫追悼会次日就把推荐信给了他，满满几页全是手写。她说：“我写，对你更有帮助。”

“她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开拓青年师生出国深造之路，成就了不知多少人，复旦师生尊称她‘谢先生’。谢校长的唯一要求，就是报效祖国，要带着知识回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在纪念展开幕式说。

自1978年任副校长后，谢希德一直坚持与复旦大学教职工 乘“巨龙”校车

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复旦国际化

1983年，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8月，她冒着37摄氏度高温在办公室写作、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复旦大学发展规划，10天内主持两次会议，对规划作了很大修改。时任校办秘书的王增藩说，谢校长有股“拼劲”，批阅文件，寥寥数语就能指出关键；厚厚一叠文件，半小时就能审阅完；做事讲效果，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外文图书价格上调，数学系一度难以支付订阅外文图书的费用，谢校长想尽办法筹款，多次向国家教委申请，最终让数学系师生们始终能够了解国际前沿资讯。

谢希德总和老师同乘早班校车上班。现任校党委书记焦扬1983年留校，与谢校长毗邻而居，犹记每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她一一记下，深入讨论。“车上可以听到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政策，非常愉快。”谢希德说。

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流政策尚未明朗，谢希德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开放交流合作力度。1983年起，她每年出席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了解学科前沿，将最新科研进展带回国内。在她的积极联系下，短短七八年，复旦有600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几百位外国专家学者到复旦学术交流。

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谢希德接待

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大楼前，耸立着谢希德铜像，纪念她的卓越贡献。为增进中美交流，1985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为全国高校首创。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她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到美国数百万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还多次远赴美国，游说更多朋友加入建设美国研究中心的行列。她任校长期间，就授予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等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名誉博士，接待了美国总统里根、巴西吉马良斯议长等领导人来访。通过美国研究中心建设，复旦师生有机会直面学术大师、政要名人，也提升了复旦国际知名度。

谢希德还主张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给予学科带头人越级晋升和增加工资等待遇，将有突出成绩的7名40岁以下的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为师资队伍积淀了大量优秀人才。

她喜欢弹钢琴，也爱织毛衣

先生远去，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谢校长既有国内大学治学经验，又熟悉国外大学，复旦有这样一位专业教育家任校长，才发展如此之快。”王增藩认为。

谢希德17岁时患股关节结核，休学四年，留下终身腿疾。1966年再患乳腺癌，之后30多年，癌细胞几度向胸腔、淋巴结转移，经历一次次手术、化疗。1998年，谢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术住进医院，仍从医院请假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进华东医院。

此时，谢希德的同事仍很难察觉她是癌症患者。“谢先生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巨大的能量。”侯晓远形容。“我也生过癌症，人非常虚弱，但我很少看见她说很累、不干活了之类。”叶令说。

除了说谢先生亲切和蔼，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一个“忙”字，一直持续到她最后的日子。

住院期间，她唯一的要求是要部电话，接通便携电脑。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每天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谢希德和丈夫曹天钦在家里，隔着书桌，各自埋头看书。儿子曹惟正说，这是家里最常见的情景，“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知足常乐，我能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为人民、为社会工作。”谢希德说。王增藩回忆，谢校长去世前还会见外宾，为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提供办学意见。

2000年3月4日，谢希德逝世。

追悼会上，吊唁的人含泪站满了殡仪馆院子。她的一生很精彩：名校才女、半导体之母、执掌复旦、创立美研中心、力推中国女科学家、政协参政议政……所有精彩，始于报国初心。

纪念谢先生的座谈会上，校党委书记焦扬表示，复旦人要把谢先生“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生轨迹和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三全育人的生动素材，追随老校长的家国情怀和崇高师德，化作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大学之大，在于伟大的精神传统，在于追求卓越的学脉传承。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她的精神、汲取奋斗力量、继续开拓前行！”

（本文图片均由复旦大学提供）